梅雨之夕鉴赏

人性心理的暗战--《梅雨之夕》文章初始，作者并不急于切入主题，而是以梅雨将自己的思绪慢慢飘散开。作者也并无特别的怨恨喜怒情绪，只是如普通人一样的平常心态走在路上，思绪随着眼前的景物而不断跳跃，毫无目的，随心所欲，甚至有些乏味，就在读者就要睡着的时候，作者才笔锋一转，将以后的墨水全部集中于一个偶遇的女子身上。男人注意女人并不一定那女子要有倾城倾国之貌，但却可以令人眼前一亮，作者所遇女子并不一定漂亮，但却有自己独到之美。于是作者开始将自己的集中于她的身上，留意其容貌，表情，乃至一举一动，犹如欣赏一件艺术品，努力发现其身美的所在，一直有了进一步接近的冲动。何况手中的伞是个极佳借口工具，但理智制止了他的行为，于是一段精彩的内心矛盾就此展开。傍晚的上海街头，梅雨蒙蒙，灯光溶溶，下班后的“我”虽然手中有伞却并不急着回家，而是揣着慵懒的情怀有意无意地观望黄昏的街景。这时，“一位姑娘”映入了“我”的眼帘，——“我”看到她从电车的“头等车”里走下来，发现她没有带任何雨具。梅雨“淙淙地”下着，没有雨具的她只好跑到木器店的房檐下躲雨。“我开始注意她的确美丽了”。青年女性的美包括“许多方面”，如容颜姣好、风仪温雅、肢体停匀等，“我”觉得面前这位少女“是全适合这几端的”。她急于寻找人力车坐车回家，“孤寂地只身呆望着这永远地、永远地垂下来的梅雨”，“露着烦恼的眼色”，而“我”却暗喜梅雨的淙淙，——是梅雨为“我”提供了欣赏美的机会。当然，“我”想到了在家等“我”回家“一同吃饭的妻”，但这仅仅是“一闪念”而已。“我”开始为自己晚回家寻找借口。主人公找出两个说服自己的理由：首先，“我”对这少女没有什么“依恋的意识”，“我”仅仅是把她当作“一个美丽的对象”来欣赏；其次，她在“一重困难之中”，作为男人的我不能弃之不顾。于是“我”不仅心安理得地留了下来，而且还“不自觉地移动了脚步站在她身边了”。接着，“我”跃跃欲试。雨继续下，“我”发现斜雨已打湿了女子的绸衣，薄薄的黑色绸衣已失去了遮盖的“效用”，“轻薄的雨”已画出了女子的臂膀的圆润。马路上仍然看不到人力车的踪影，甚至连行人也没有一个，而雨还在下个不停，晚风把“凉凉的雨丝吹向我们”。“我”想到了自己手中的伞，渴望能做古代骁勇的武士用盾牌遮挡流矢一样挡住飞来的雨箭，用自己的伞护住这位可爱的姑娘。“我”关切地注视着女子，希望她能觉察到“我”的好意，并主动上前来寻求保护。然而，他看到的是少女警惕的目光；他担心女子怀疑他“没怀着好意”，因而只好自尊地移开了自己的目光，打消心底刚刚萌发的的艳念。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雨还没有住。也许少女失去继续等待的耐心，也许是她发现身边的异性对她并无歹意，少女把求助的目光投向“我”。“我”正以“怜悯的旁观的心理”观注着女子，少女主动投来目光使“我”的脸红了。“用羞赧来对付一个少女底注目，在结婚以后，我是不常有的”，“我将由何种理由来譬解我底脸红呢”——也许答案只有一个：一种被婚外异性理解和初步接受后的欣喜与激动。“我”读懂了她的目光所传递的信息，于是就大着胆子靠近了少女，“将我底伞分一半荫蔽她”。“我”的尝试终于取得了成功。随后，男子开始想人非非。如愿以偿的“我”十分激动，感到幸福，血流在周身奔涌，“我”开始诧异我的奇遇”；因为“近几年……除了和我底妻之外”，“我”从没与其他异性并肩步行。然而，在欣喜之际，“我”又有所顾忌：“我们”的熟人“看见了这样的我们的同行，会怎样想”于是，“我”把伞压得很低，“人家除非故意低下身子来”是“不能看见我们底脸面”的。她的发香使“我”沉浸在难以言说的欢愉之中。“我”偷偷地“侧眼看她”，突然“得到了一个新的发现”：原来她就是“我的初恋的那个少女，同学，邻居”!——那时她才十四岁，分别七年……她一定是搬到上海来了。然而，他尚未理清这一惊喜，又由喜而悲：她今年二十多岁了，一定已成为他人之妻，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事啊!进而，又变得忧心忡忡：我也结了婚，如果她认出了我，问我是否结了婚，我该怎样回答呢将路过的陌生女子认作是自己的初恋情人，这实际上是一种由情感急剧波动所致的情感错位，而这种情感错位又使“我”陷入了情感危机。就在这时，“我偶然向道旁一望”，忽然发现妻子“倚在一家店里的柜上”，“用忧郁的眼光”看着“我”和她。妻子在跟踪他吗——疑心生暗鬼。男子的心灵历程的最后一段是恋恋不舍、怅然若失。“我”还在想入非非：一阵风吹来，眯起眼的少女更加“娇媚”，我觉得她很像名画《夜雨宫诣美人图》中的日本女郎；同这样娇美的女郎共伞而行真是一种幸福，“在旁人的眼光里”，“我……或许成为她底丈夫或情人了”!就在这时，“我”耳边传来“这样的嘤响”：不必送了，雨已经停了。“我蓦然惊觉”，十分懊恼地收拢雨伞，“怨怼”老天爷“不再下半个小时的雨”。“我”不甘心于这场令人痴醉的艳遇就此了结，因而委婉地提出了继续陪伴的请求：“假使没有妨碍，让我送到了罢”；“假如还是下着大雨便怎么了呢”但是，“我”不仅听到了少女外柔内刚绵里藏针的谢绝，而且还看到了她脸上的“特殊的端庄”，一种包含着少女们所特有的矜持、自尊和提防的端庄。于是，“我”只好知趣地告别。姑娘“消失在黄昏里”，“我”带着无尽的遗憾、惆怅似梦似醒地上了人力车；恍恍惚惚，“我”总觉得“有一桩事没有做完成”，“心里有着一种牵挂”。夜空中已出现了星星，但“我”几次想把手中的伞张起来。来到自家门前，“我”依然迷迷糊糊；叩门，屋内的人询问“谁”，——这询问声竟是那少女的声音!走进家门，灯下的妻子又变成了刚才那位在店铺里用忧郁的眼神看着“我”的女子，直到妻子问“我”为何回家这样迟，“我”的神态才彻底清醒。“我”骗妻子说自己与朋友在途中吃过“小点”，——“为了证实我的谎言，夜饭吃得很少”。在怅然若失阶段，主人公更是频繁地往返于意识与潜意识之间。意识，是一种注意的感官，通过注意的活动，人们能够感知外界的现实环境和各种刺激，而潜意识则是一种非理性的不为人感知的心理现象。与少女恋恋不舍地分手后，由意识统摄的各种感官先后告诉“我”：雨住天晴，房内的答话人是妻子，门前站着的是妻子等等，但蛰伏于潜意识中的本能却仍存非份之想，还在追寻那已不再存在的快乐——主人公觉得“有一桩事还没做完成”，“心理还有一种牵挂”；而潜意识的非理性因素则使“我”先后产生一系列幻觉：误以为少女还在身旁，错把妻子的答应听成少女的“嘤响”，又将灯下的妻子看作店铺里注视“我们”同行的女子。怦然心动——跃跃欲试——想入非非——恋恋不舍、怅然若失，作者周密而真实地描述了主人公邂逅少女后的全部心理过程。这种心理展示或心理分析是立足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之上的。《梅雨之夕》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周密、细致入微而真实的心理描写，尤其是对潜意识的性心理、性幻觉的展示。然而，这种描写与展示的成功又与作者对性心理描写的分寸感的得体把握和全篇的文笔舒展雅致密切相关。作者立足于西方的现代性心理分析理论而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但我们感觉到作者同时又接受了东方古老的儒家伦理道德的规范：男子邂逅情女，虽然艳心荡漾，但其言行皆“发乎情，止乎礼”，他始终恪守着“君子好色而不淫”的中庸之道；写男性的艳遇，展示人性的隐秘，作者不仅剔除了俗艳的字眼，回避了露骨的场面，而且还点缀了富有诗意的意境，溶入儒雅的情怀，这一切使作品具有诗一般的清丽素雅与含蓄蕴藉，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典雅的“中和之美”。众所周知，施蛰存是“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同这个三十年代初兴起的流派的其他作家一样，他的心理分析小说也深受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分析理论的影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是关于人格结构及其内部冲突的学说，大致可分为三个板块，即本能论，人格结构论和心理解剖学说。本体能认为，人性的根本就是由生物能(或性能量)转换而来的心理能的发泄与反发泄；一切用于人格做功的能量都出自本能。人体结构论是关于本能的能量的投注和转移的理论。这一理论把人格分为三个部分：“本我”(储存本能的地方，是各种本能的驱动之源)、“自我”(是协调本能需求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平衡机能)、“超我”(在良心、道德律令、自我理想等因素的作用下形成，它把本能力量转移到实现理想、创造等方面上来)。心理解剖学说把人的心理意识分为三个层次：意识、前意识、潜意识；其中，潜意识与本能密切相关，其中蕴藏有被压制的本能及与性相关的情感。《梅雨之夕》的心理分析立足于弗氏的精神分析理论。作品注重描写主人公的潜意识，尤其注重揭示人物的人格中的“本我”与“自我”的冲突。在“怦然心动”阶段，作者的文笔初步触及人物的潜意识。“我”为婚外的异性所动，并把她当作“美的对象”，主人公的这一心理活动并不排除“本能”的暗中促动；而在欣赏异性时；“我”自我辩白对异性绝对没有“依恋的意识”，且不由自主地想到家中翘首以待的妻子，还寻找晚回家的借口，这一系列心理活动则又展示了主人公的人格深处的“自我”与“本我”的交涉：“我”要发泄本能，“本我”要遵循”快乐原则”，而“自我”则既对“我”进行规范和抑制，又掩饰“本我”的越轨冲动。在跃跃欲试阶段，作品虽然主要写主人公的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和展示显意识层面的心理活动，但“我”企图接近少女和保护少女的动机无疑是受本能推动的。试想，如果面对的是一位男性，或者是一位老太太，“我”会耗费这么多心机吗？在“我”想入非非时，作者有意刻画了“我”的深沉意识活动以及意识深处的“本我”与“自我”的斗争。“我”隔着伞柄偷看少女时，少女突然幻化成“我”昔日的恋人；从表面上看，“我”的幻觉是由联想或情感错位所致，但实际上是人物的意识活动由意识、前意识而进入了潜意识。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无意识内有被压制的观念与情感，尤其是儿童的性发育过程的创伤性经验；由于种种原由，人们一般不愿或不能回忆这些观念和经验，但在意识或心理“监察”机制松懈时，这些被压制在潜意识里的东西就会冒出来，人们就会回忆起这些比较“阴暗”的东西。——由于羞耻感和顾虑道德谴责等因素的作用，也许“我”在婚后一直不愿触及自己的初恋，但突然的艳遇所致的兴奋与激动干扰了“我”意识中的“监察”机制，因而沉睡在潜意识中的对初恋情人的迷恋就苏醒了，无意识的非理性因素使“我”一时误认为面前的少女就是昔日的情人。担心遇到熟人而把伞压低和突然在道旁的商店里看到了妻子“忧郁的眼光”，这些行为和心理活动实际上展示了主人公的意识或人格深处的“自我”与“本我”的冲突。“本我”遵循着快乐原则，要主人公抓住机会尽情享受与少女相处的甜蜜与快乐，但“我”是有妇之夫，作为一个“绅士”，“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妻子的责怪、担心社会的谴责，甚至当即受到了良心的责备，于是，在意识与潜意识的交汇之际，在理性与非理性的较量之中，“我”的顾虑与内疚就外化为妻子的忧虑，并且被投射到路旁店铺中的另一女子身上。这种“本我”与“自我”的冲突是极其真实的。它如实地展示了主人公的心理矛盾：对自我声誉和对已有的家庭的维护，对婚外异性的向往。在怅然若失阶段，主人公更是频繁地往返于意识与潜意识之间。意识，是一种注意的感官，通过注意的活动，人们能够感知外界的现实环境和各种刺激，而潜意识则是一种非理性的不为人感知的心理现象。与少女恋恋不舍地分手后，由意识统摄的各种感官先后告诉“我”：雨住天晴，房内的答话人是妻子，门前站着的是妻子等等，但蛰伏于潜意识中的本能却仍存非份之想，还在追寻那已不再存在的快乐——主人公觉得“有一桩事还没做完成”，“心理还有一种牵挂”；而潜意识的非理性因素则使“我”先后产生一系列幻觉：误以为少女还在身旁，错把妻子的答应听成少女的“嘤响”，又将灯下的妻子看作店铺里注视“我们”同行的女子。《梅雨之夕》令人久读不厌，其奥秘就在于作者描绘了一副清丽淡雅的心画，演奏了一首婉转细腻的心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