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连

《红与黑》是我非常喜欢读的一部外国文学名著，迄今已经收集了5种译本，这一西方的红学，内涵深厚，可做时代的镜鉴。我觉得我就像是于连，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当年的法国几乎一样，也是没有巨人、没有权威，社会转型进入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全民信仰崩溃、道德沦丧的混乱时代，我们的苦闷和雄心以及社会现实环境，几乎完全一样！因此对于于连，我有一种从心底的认同。对于功成名就，摆脱底层阶级的渴望无可厚非，而且在这样一个“后拿破仑时代”（中国是“后毛泽东时代”）的底层青年身上反映出来，更加天经地义。我和他是一类人！每次读《红与黑》，都默然有种熟悉感。这种熟悉感不是来源于阅读经历，而是这些年成长岁月的积淀。我发现于连的烦恼也是我的烦恼，于连的快乐也含着我的快乐（或许说，我的烦恼中有着于连的烦恼，我的快乐之处于连也会快乐）。书中的于连向我扑来，融入我的血液，渗入我的灵魂！然而于连的下场是可悲的，阶级性在这个可爱的青年身上造成了无法推翻的命运下场。我现在也是越挣扎，越感到阶级宿命的无奈。受限于现实的巨大束缚，空有理想主义、哲学与伦理层面的心悸，以及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却见满目豺狼猪狗之辈当道，心情抑郁实是难以抒谴。人类都有一个普遍的欲求：每个人都不愿承认既成的事实，渴望超越现实，进而实现自己的理想。于连在少年时幸运地接受一个外科医生的教导，他教授于连拉丁文和历史，最重要的是他让小于连知道了拿破仑，这个法兰西帝国的缔造者，他的名字让整个欧洲战栗！只要他振臂一呼，法兰西人民心甘情愿地聚集在他的身旁，为他欢呼，为他流血。这样一个英雄没有高贵的出身，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他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勇气、魄力与胆识成为了法国的传奇。于连疯狂地崇拜着拿破仑，他小心地珍藏着拿破仑的小画像，拿破仑的《出征公报》、《圣赫勒那岛回忆录》与卢梭的《忏悔录》一起构成了他的《古兰经》。“多年以来，于连也许无时无刻不对自己说，想当年拿破仑也是个寂寂无名，一无所有的少尉，仅凭手中一把长剑，便成为天下的主人。这种想法使他在不幸时获得安慰，高兴时更加快乐。”于连“自幼经常心潮澎湃，美滋滋地幻想着有朝一日被引见给巴黎美貌的女人，会以惊人的事迹引起她们的注意”。这种罗曼蒂克的幻想让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就像一剂麻醉剂暂时减轻了现实给他带来的伤痛。他在幻想世界中给自己创造了“理想自我”，这个自我被尊重，被认可，是一个英雄，就像拿破仑一样的英雄，一定程度上说，这两者是统一的。但现实生活中的于连天生羸弱，出身贫寒。他纤瘦的身材令他在平民社会中受到鄙视，他低微的出身使他在上流社会中遭受蔑视。幻想与现实如此大的差距，折磨着于连，摆脱这种折磨的唯一途径，在于连看来那就是要出人头地，让“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最终成为一体。“如果能够发迹，再难受的事，他都愿干”！可是现实是无情的，从前在拿破仑的帝国时代，年轻人，尤其是非贵族出身的底层年轻人，可以参加革命的军队，凭着勇敢和手中的武器建功立业，出人头地，“边庭上一刀一枪，搏个封妻荫子”。但时移境易，拿破仑失败，封建王朝复辟，贵族卷土重来，他们和教会互相勾结，平民青年没有任何出路，只能以教士职业为晋身之阶。风雷叱咤，豪气干云的时代过去了，法国进入了一个勾心斗角、虚伪腐败，平庸者当权，个性和魄力受到压抑的时期（与今日之中国何其相似）。在复辟时代，没有财富、没有高贵的出身就几乎没有出头之日，于连看到：“今天，有的神甫四十多岁便拿到十万法郎的年薪，三倍于拿破仑名将的薪俸。”他思量着：“我知道怎样选择我这个时代的军服，有多少红衣主教，他们的出身比我低，然而掌握过统治大权”。于连想要飞黄腾达“看来非当神甫不可”，即使神学院在于连看来阴森可怕，修道者多是些阴险、虚伪和追逐名利之徒，同时不同教派间更是矛盾尖锐、斗争激烈，但受野心的驱使，于连心甘情愿地生活在这个“人间地狱”。他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却需要装出一副热烈的虔诚的面孔；把全部《圣经》看作谎言，却能将整部拉丁文《圣经》和《教皇论》倒背如流。为了经由教会道路往上爬，他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老练的伪君子”。对此他并不以此为耻，因为这是他实现理想自我的必要途径。“理想自我”在于连开始踏入人生竞技场的时候就已经不满足只是存在他的幻想中，它激起他的野心，控制他的思想，左右他的行动，并成为他一切行事的衡量标准。于连声称：“我出身低微，但我并不卑贱。”当市长聘用他做孩子的家教时，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不愿意当佣人”；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跟谁同桌吃饭”。于连那超乎常人的自尊心来源于他的“理想自我”，他的“理想自我”不允许一个未来的英雄被轻贱。与德·雷纳夫人的爱情起因就是于连“理想自我”一手制造的产物。在一次乘凉的晚上，于连不小心碰到了德·雷纳夫人的纤手，德·雷纳夫人由于矜持立即把手抽回去，这个小小的行动伤到了于连的自尊心，他敏感地觉得这是一个贵族对一个平民的轻视，这是于连不能容忍的，所以他计划在第二天的晚上紧紧地抓住德·雷纳夫人的手，于连把这个计划视为一场决斗，维护自己荣誉的决斗。那夜对于连而言是难熬的，他有无数次想要放弃，溜之大吉，但是“理想自我”决不允许于连有任何懦弱的，有别于英雄的行为。他的“理想自我”逼迫他在晚上十点倏地抓住了德·雷纳夫人的手，同时在不经意间点燃了他与德·雷纳夫人的爱情。如果说于连对德·雷纳尔夫人的追求还有某些真挚情感的话，那么于连对玛蒂尔德小姐的爱情则纯属政治上的角逐。玛蒂尔德既有贵族少女的傲慢、任性的气质，又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影响。她认为，如果再有一次大革命，主宰社会的必定是像于连这样富有朝气的平民青年。同于连结成伉俪，既富于浪漫气息，又找到了有力的靠山。于连在博取玛蒂尔德小姐的爱时，从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于连和玛蒂尔德爱得极为辛苦，他们一次又一次分手，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疯狂的爱情中，这都是因为于连和玛蒂尔德性格上的相似，在他们心目中，自我都是最理想的，这种“理想自我”不仅需要自己的认可，更需要别人的，所以他们的爱情都建立在对方对自己的认可上，一旦对方承认了自己，爱情也就失去了价值，所以每当玛蒂尔德小姐发现于连爱恋上了自己，她便会残忍地践踏他的爱情。而玛蒂尔德的爱情对于于连而言是一种证明，证明平民子弟的他比贵族子弟们更有魅力，更出色。为了展现自己的“理想自我”，于连极其乐衷于在公众面前展示自我。他在德·雷纳家中展示自己的惊人的记忆力，把《圣经》背得滚瓜烂熟。国王驾到维里业时，他在德·雷纳夫人的安排下，成了一名仪仗队员，穿上他向往已久的龙骑兵的军装，骑马行进在家乡的街上，感受被人们羡慕、注视的快乐。即使当他走进法庭的时候，他首先关注的也是观众席上漂亮的女子和无数双闪闪发光的眼睛。“理想自我”是于连的精神支柱，是于连生存的动力，他决不允许任何人践踏，德·雷纳夫人最后的那封告密信不仅毁灭了于连的美好前程，还破坏了他的“理想自我”奋力塑造起的良好形象，将他的“理想自我”打了个粉碎。失去理性的于连在极度疯狂的状态下向德·雷纳夫人开了一枪。这一枪也最终把他送上了断头台。于连这一生都在使自己走出弱者的阴影，为此他在内心深处给自己建立起了一个“理想自我”，为了能使这个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被现实社会的人所认识、所承认，他为此付出了一切乃至生命。于连虽然伪善，但他敢于直面人生，向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壁垒发起冲击，无疑更具英雄气概。儿童时代，他看见拿破仑威武的骑兵从本乡经过，便发狂地渴望进入军界。那时平民都可以披挂上阵，“不是阵亡，就是三十六岁当将军”。拿破仑就是绝好的榜样。但是在复辟时代，一切都变了，没有财富，没有高贵的出身，就没有出头之日。历史为于连这一代青年设置的就是这样的共同处境：他们被养育在英雄时代，却不得不在门第和金钱主宰的时代里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只能有两种选择：退避或反抗。于连的儿时好友傅凯奉行的是前一种态度。于连则迥然不同，他拒绝傅凯那种处世，因为他追求的不是“保证他生活舒适的碌碌无为”，而是“青年时代的所有英雄梦想”。他决心实现这些梦想，并和阻碍他达到目的的社会展开斗争。正如司汤达所说，这是个“在和整个社会作战的不幸的人”。于连极端仇视压制他个性发展的统治阶级，仇视猥琐、卑劣的社会风气，并采取“个人游击战”的方式进行反抗，爱情便是这种反抗的突破口。作品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最初的动机而言，于连从来就没有真心诚意地追求过爱情，他只是把爱情当作向社会等级观念挑战的一种手段。在爱情的阵地上，他发起了一场特殊的战争。面对两位贵族女性，他决心实现的目标是征服。他勾引德·雷纳夫人为的是打击市长的妄自尊大，而在与玛蒂尔德小姐周旋时，由于他的平民自尊心经常受到伤害，反抗的方向愈加明确。他说：“出身的骄傲，犹如一座高山，形成了她和我之间的军事阵地。那座高山，便是我进攻的目标。”与其说这是恋爱，不如说更像“战争”。即使当他追求玛蒂尔德小姐获得成功后，他也并不感到爱的幸福，感到的只是胜利者的满足——“这个傲慢的女人，终于拜倒在我的脚下了！”真正显示出于连无与伦比的反抗魅力的，是他在牢中的思考以及在法庭上那段自杀性的发言。在死亡面前，他终于想起了自己在心灵上从未真正皈依过的宗教。一个人要是爱过真理，却从未寻到过真理，未免太遗憾，所以作者安排主人公在临行前醍醐灌顶。于连爱的不是《圣经》里的天主，而是他多年来渴望的一个能创造平等社会的人物。天主的确令人失望，于连却没有背弃自己的责任，他可以说：“我并没有被风暴卷走。”像多数快要结束的故事里的主人公一样，他感到孤独和痛苦了，于是又思考起所有的哲人和非哲人都爱触及的问题：Tobeornottobe。他明白了死亡、生存和永恒，都是些非常简单的问题：“一个蜉蝣在烈日当空的夏季里，早上9点钟出生，晚上5点钟死去，它怎么能了解黑夜这个字的意义呢？再让它延长5个钟头的生命，它就会看见而且了解什么是黑夜了。”一个人强烈地热爱某样东西的时候，往往就是快要失去它的时候。这样对生命有热情的人，真要面对“从来处来，到去处去”的现实时，他很虔诚地忏悔自己的伪善：“只剩下很少的日子，竟忘了生活和爱情。”一个肯承认自己伪善的人，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不伪善；而他祈求天主把瑞那夫人还给他，恰恰证明了他对爱情至死的忠诚。于连入狱后如梦初醒，开始重新审视现实，他终于明白将他置于死地的真实原因是因为他想突破阶级限制跻身于上流社会，这是统治阶级所绝不允许的。他对复辟社会已深感绝望，所以拒绝忏悔，以死相抗，决不妥协。他赴刑前在法庭慷慨陈词：“先生们，我丝毫没有这种荣幸属于你们那个阶级，你们在我身上所看见的，是一个反抗自己卑贱命运的农民……你们仍想利用我来惩罚我所属的这个阶级的年轻人，永远挫败他们的勇气。这些年轻人虽然出身卑贱，也可以说，受到贫困的压迫，但是却有幸获得过良好的教育，敢于跻身于有钱人引以为骄傲的所谓的上流社会之中。”这段独白切中时弊，一针见血，充分表达了被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扼杀了全部活力和希望的一代人的愤怒与控诉。于是故事才会有个相当惨烈的结局。他的那段话，自然是有人像作阅读理解般地分析过，我不管它揭示了多么深刻的主题，我只是为一个英雄感动。于连身上的这种反抗意识的动因，是平民意识、性格多重性和个人进取的野心的复杂结合。所以它必然往往是矛盾和扭曲的。例如：他声称“不能堕落到跟仆人们在一起吃饭，我的父亲会强迫我，宁可死”，“但是为了能够飞黄腾达，比这再困难的事他都能去做。”不过鼓舞着他的英雄主义的平民反抗意识和个人野心这两种“热情”中，毕竟前者是第一位的。正因此，尽管他知道特赦以后，他仍然可以得到财富和美人，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拒绝向资产阶级贵族控制的法庭求饶。在狱中，他悔恨自己为了漂亮出色的虚荣而放弃了简单平凡的真理。在法庭上，他指责法庭借这个机会惩戒那些受过教育并敢于混迹上流社会的下层青年，以维护贵族特权，有力地控诉了上流社会对平民青年的压制和摧残。最终用死向不平等的社会投出了最后一枪。这是于连反抗性格发展的高峰。于连可以说他是世俗的，他崇拜拿破仑，因为红衣军服能给他精神上至高无上的荣誉；但是历史方向改变了，这条路行不通时，他又选择黑衣主教这条路，也是为了地位荣誉。他的悲剧在于忠于自我和追求飞黄腾达的矛盾，鱼和熊掌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