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教育扶贫在应对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问题的模式研究

教育扶贫在应对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问题的模式研究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贫困的概念也随之不断地深化，由最初绝对贫困视角下的收入贫困，逐渐发展到相对贫困视角下的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单靠政府力量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农村贫困,利用教育扶贫的力量,对农村绝对贫困的消除有着重大意义。本文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定义出发，浅析目前国的教育扶贫模式。关键词：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教育扶贫，经济因素1浅析“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1.1绝对贫困的定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与财富被分离，劳动者包含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的一切物的财富被剥夺了，就是绝对贫困。而劳动者的生活资料被剥夺的原因是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1]。绝对贫困指工人只是持有自己的劳动能力，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的情况。马克思认为[2]，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表现了基本阶级的对抗关系。“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困本身[3,4]。1.2相对贫困的定义相对贫困是指个人或家庭所持有的资料，虽然可以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求，可是不足以使其到达整个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一般只能维持比平均生活水平低很多的状态。此外，相对贫困还包括以他人或其他社会群体为对比所能感觉到的相对剥夺的社会心态[5]。所以，相对贫困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中心。1.3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区别通常来说，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区别是，实际生活状况（有没有到达生活需要的最低水平）来确定绝对贫困；而相对贫困是根据统计标准来确定；和社会平均生活水平比较，人们满足生存的需不是处在匮乏的状态。而相对匮乏的程度到哪里，具体的标准是怎么样，这个说法都不完全一样[6,7]。2教育对消除贫困的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认为[8]，贫困就是剥夺个人基本生活能力，而不止是收入低下；更好的基础教育、培训和卫生保健不止保证了个人生活处于高质量的状态，而且通过提高个人能力避免其陷入贫困。不同的扶贫方式中，教育脱贫是最有效和最持久的脱贫方式。从财政学角度，教育扶贫应当是贫困家庭脱贫和政府扶贫最有效的方法[9-11]。2.1教育可以有效提高贫困农民的收入从经济学方面看，教育可以有效提高贫困农民的收入[10]。美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曾有一个论断:从对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因素来看，土地的差异是不重要的，资本投入的多少是重要的,素质的差异是最重要的。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国家的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教育投资提高了国民的人力资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国民收入和经济增长[12][13]。现代经济发展已经不能仅仅凭借自然资源和人的体力劳动，而是一定要提高体力劳动者的智力水平，提高脑力劳动者的成份，用来替代原有的生产要素。综上所述，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特别是提高绝对贫困农民的文化水平，不仅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摆脱绝对贫困，还有助于提高我国的经济水平[14]。2.2教育是提高贫困农民素质的根本途径加强贫困农民的素质有很多方法，如发展医疗卫生保健事业、贯彻计划生育政策、促进优生优育、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等等。其中，最为基本的方法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即“治穷先治愚,富民先育民”。教育是一种开拓人的智力的有计划、有步骤的社会活动,对于加强农民的素质、促进经济主体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用处[15]。3国的教育扶贫模式现状贫困是一种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相生相伴的现象。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贫困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研究容上,相关学者深入研究贫困人群再生产能力和手段的匮乏、文化水平的低下、权利与地位的短缺等方面，并对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涵义进行了深化与拓展；在研究对象上，学者通过对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群体的区分，使研究对象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在研究方法上，相关理论、模型的提出、分析与建立，让研究更具理论性与可操作性[16]。总书记的精准扶贫思想[17]是中国政府目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关于治理贫困的指导性思想，以“共同富裕”根本原则为理论基础产生，现实基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在精准扶贫思想的容中，精准化理念是核心要义，分批分类理念是基础工具，精神脱贫理念是战略重点[18]。罗玉华等在《分层分级“精准扶贫”教育模式构建与实践———以邮电大学为例》[19]中面向经济困难学生的“精准扶贫”而进行的分层分级教育模式创新与实践，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职业规划为主导，把资助服务与教育培养相结合，将课堂教学与课外体验相统一，形成经济困难学生“三四五”分层分级分类教育模式，多方面协调解决贫困学生的物质、精神与能力问题，推动高校和谐校园建设。宋清华等在《“9＋2”教育扶贫模式的探索与实践》[20]中提出让贫困学生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后，再到职业学校接受两年免费的“订单式”职业教育。解决经济困难的学生上学难工作难的问题，帮助他们从贫困中解脱，推行“9＋2”教育扶贫模式是实际可行的。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结合自身的教学资源优势，建立“9＋2”教育扶贫模式，这种模式既有助于经济困难家庭的后代摆脱贫困，又能减少新的贫困人口产生。根据不完全统计，“9＋2”教育扶贫模式培养的毕业生工作一年来，年收入一般在2万元左右，远远高于本地的收入水平，不止完全改变了自己人生，而且提高了家庭的经济水平，实现了脱贫致富。何家理等在《“四位一体联动机制”教育扶贫模式探析———市教育扶贫模式实证研究》[21]中介绍市政府经过五年的探索实践，探索出“四位一体联动机制”的教育扶贫模式，已经展露出教育移民效应。此外，土地流转集约化经营取得实质性突破，留在当地的农民开始探索走合作社道路。阎桂芝，何建宇等人在《教育扶贫的清华模式》[22]中介绍了华大学依托百年教育资源的积累，以“教育服务社会”为宗旨，针对经济困难地区，展开教育扶贫工作，用10年的时间摸索出了教育扶贫的清华模式，提供贴近需求的培训模式：“请进来”与“送出去”。经过艰辛卓越的努力，2011年3月学校百年校庆到临之际，清华大学在539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建立起了远程教学站，实现了基本覆盖国家级贫困县的目标，摸索建立了成熟、有效的远程教育扶贫模式。纪严在《教育扶贫模式探究——以省基础教育为例》[23]中建立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体系，加强义务教育。对片区不足100人的小规模学校（含教学点）按拍。审核确定公用经费补助资金，特别是要加处高原或寒冷区域的小规模学校（含教学点）公用经费保障水平，确保学校正常运转，实现中国特色的教育扶贫。甘永涛在《教育扶贫看“思源”——对“教育移民”扶贫新模式的探索》[24]中提出民建中央决定首先在在武陵山片区、、、四省实施“思源.教育移民”项目，通过资助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小学毕业生到县中学寄宿就读，让他们得到良好的教育，适应城市生活，提高就业能力，并以此带动贫困山区群众到条件更好的地区生活，最终实现农村人口的移民就业和脱贫致富。姝在《西部民族地区绝对贫困扶贫模式及政策建议》[25]中认为民族地区扶贫脱困应与生态环境建设紧密结合、同步推进，要以森林资源保护为中心调整扶贫政策，在加强生态环境建设进程中扶贫，逐步建立、完善一个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摸索林牧兴川、林牧脱贫、林牧富民的新路子。颜涛在《湘西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模式探究》[26]中提出建立以就业为导向的模块化的高职英语教学体系，其重点是培养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专业人才，也是各高职院校长期稳定发展下去的重要参考依据。4存在的问题4.1教育总体投入不足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低水平，家庭的教育支出明显不足，政府虽然正在加大教育支出，但遇到财政不好的年份无法兼顾[27]。4.2师资力量不足尽管政府提高基础教育的资金投入和扶持力度，但因为部分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教育现代化程度不高以及现有的师资力量没办法满足学校不停增加的招生数量的需要，因此出现诸如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尚未纳入财政预算，教职工政策性基金应由学校承担缴纳部分有筹措渠道等问题[28,29]。相对发达区域，教师工资水平差距很大，教职工的待遇不稳定致使很多优秀教师的流失，限制了教育的发展。4.3基础教育硬件条件薄弱农村特别是贫困边远山区经济落后,教育资源匮乏，办学条件不好，教学设备等硬件设施很难达到基础教学层次的标准，人、财物的缺失致使其教学容的落后，教学管理很难与发达地区相比较[28]。由于这些区域的经济水平不高，政府在资金的投人方面也存在严重的不足，不少学校的办学设施不配套，教学设备旧，有些学校甚至把实验室、图书室都用作了教室[30]。5结语贫困区域的人口长期贫困最根本的原因是思想比物质更贫困。传统的扶贫政策与扶贫模式实施几十年依然无法脱贫，关键在于扶贫政策上的平均主义，扶贫模式上的一刀切，只是授人以鱼，而未授人以渔。把教育扶贫与开发放进精准扶贫战略中，既有模式创新更有理论创新，也才能完成根本性的扶贫。参考文献[1]上林贞治郎.关于绝对贫困化容的理论考察[J].1956.[2]聂文文.马克思贫困化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运用[J].2016.[3]胡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绝对贫困”吗[J].[4]许巧珍.经济增长对城市绝对贫困人数的影响[J].2014.[5]青.相对贫困标准及相对贫困人口比率[J].2012.[6]黄忠晶.“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辨析[J].2004.[7]谭礼剑.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J].2008.[8]全功,程蹊.长期贫困为什么难以消除?——来自扶贫重点县教育发展的证据[J].西北人口,2006(03):39-42.[9]肖春莉.银校合作：掀起教育扶贫事业的第三次浪潮[J].2012.[10]杜淑婷.用金融教育扶贫[J].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2016(07):28-29.[11]王增文.贫困恶性循环、福利依赖与再就业收入[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01):132-136.[12]安丽.华夏银行:扶贫责无旁贷坚持教育先行[J].WTO经济导刊,2010(09):87.[13]宗胜,扬扬,周云波.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绝对与相对变动——兼论相对贫困线的设定[J].管理世界,2013(01):67-75.[14]方化.试论教育与我国农村绝对贫困的消除[J].2006.[15]同春芬,浩.关于相对贫困的研究综述[J].学院学报,2015,35(8):14-19.[16]傅佑全.教育扶贫是实施精准扶贫国家战略的根本保障[J].江师学院学报,2016(05):80-83.[17]钱学明.精准扶贫基本路径选择:医疗下沉教育上浮[J].中国科技产业,2016(03):37.[18]罗玉华.分层分级“精准扶贫”教育模式构建与实践——以邮电大学为例[J].2016.[19]宋清华.“9+2”教育扶贫模式的探索与实践[J].2008.[20]何家理,孝满,翔.四位一体联动机制教育扶贫模式探析——市教育扶贫模式实证研究[J].2013.[21]阎桂芝,何建宇.教育扶贫的清华模式[J].2013.[22]纪严.教育扶贫模式探究——以省基础教育为例[J].现代教育科学,2014(10):77-78.[23]甘永涛.教育扶贫看“思源”——对“教育移民”扶贫新模式的探索[J].民族论坛,2013(11):43-47.[24]姝.西部民族地区绝对贫困扶贫模式及政策建议[J].人大研究,2011(03):44-45.[25]颜涛.湘西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模式探究[J].教育现代化,2016(31):220-221.[26]向延平.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教育扶贫相关性分析——以湘西州为例[J].商学院学报,2016(04):49-52.[27]朱德全.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双证式”教育扶贫模式探索[J].教育研究,2004(02):80-84.[28]蔡宝来.西部贫困地区的成因及教育发展对策[J].师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1):19-23.[29]丁克贤.免费政策实施后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发展面临的困难及其对策研究[D].西北师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