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在世界范围内持续蔓延，逐渐发展成为一股颇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人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要求我们必须从理论上多角度、多层面地深入剖析这股思潮。一、历史探源：“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产生发展的历史根源任何社会思潮都是对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同样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与认识论根源。（一）“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演化的历史背景“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通常发生在社会历史的转变时期。众所周知，早在第二国际时期，伯恩施坦就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修正”。随后，考茨基和俄国的孟什维克也借口时代发生了变化，要求工人阶级政党检查自己的“精神武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一些人又以时代主题转换为由，以各种方式声称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法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再次得出了“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结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通常盛行于资本主义平稳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它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预言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趋势。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往往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联系在一起的，当资本主义处于危机状态时，马克思主义就会赢得众多的信仰者，但在资本主义平稳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就可能大行其道。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国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随着二战后西方国家工人阶级被整合的趋势以及资本主义社会“超稳定”局面的出现，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一些人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开始动摇，“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又一次抬头。60～70年代，随着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富裕程度的提高，西方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西方学者由此断言，资本主义已经摆脱了灭亡的命运，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已经过时，资本主义将是人类的最后归宿，或者说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通常发生于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期。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其命运是与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两种社会制度的力量对比及发展态势往往决定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境遇。在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期，“过时论”就会因为获得了某种“事实”的支撑而蔓延。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接连发生失误和挫折，积累了诸多社会问题。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看，两种意识形态的攻守态势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在这种国际环境下，西方国家加紧进行意识形态渗透，“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成为其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主要理论支点。80年代中期以后，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没有取得预期成果，经济困难和腐败现象引发了群众的不满情绪。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国家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攻势，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思想“围剿”，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一些人也公开同西方舆论相呼应，他们以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中的失误和挫折为由，断言马克思主义不具有“普遍性”。在这种思潮的冲击下，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使改革逐渐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最终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动乱，导致了社会制度的变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遂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升温。（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产生的认识论根源从认识根源上看，“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产生往往同落后国家的教条主义传统有着直接关联。落后国家一般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专制制度，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摆脱合法性危机，必然加强对思想文化的控制。为此，统治者往往大力推崇有利于其统治的某一学派或思想体系，并将其上升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为了实现思想上的高度“一元化”，统治者不但强调“经典”是唯一的，而且要求对于“经典”的解释也是唯一的。因此，政治集权主义是教条主义产生的重要社会根源。此外，商品经济不发达压抑了个体的主体意识，文化教育落后导致劳动群众被排斥在文化生产之外，并由此产生对知识精英的崇拜。而当权威主义与政治集权主义结合在一起，学术权威与政治权威结合在一起，就直接催生了教条主义传统。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思想家及其经典往往被“神化”，其内容被视为万世不易的绝对真理，成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后来者只能追随、理解和诠释这些经典。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之后，对待经典的这种教条主义传统也体现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一些人之所以宣称“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是因为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圣经”，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解决了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问题，后人在书本中能够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答案。而当这种过高的期望在实践中破灭时，“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就会浮出水面。不难看出，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是产生“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重要认识论根源。二、语义破解：“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三重含义与理论误读“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本身并非是一个清晰的理论或论断，而是一个包含着多重语义的意识形态，它的产生往往源于对理论的多重误读和错误期待。只有认真清理对理论的错误认识，才能从根本上破解这股错误思潮。（一）“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对理论本质的误读人们通常所说的“过时论”的第一层含义是：理论总有其产生的特定时代背景，当这种时代背景或现实生活条件发生变化后，这种理论的合理性或解释力就消失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工业革命时期的产物，其“理论打着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的烙印”。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在生产力、社会结构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人由此认为，“古典马克思主义已不再能确切地说明先进资本主义的现实状况”（赖特·米斯），马克思主义已经在新技术革命和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面前“失效了”，“不能借助马克思去了解高科技的现实”（阿·托夫勒）。这种观点看到了理论及其产生的具体环境的关联，但却忽视了理论本身的特质。这是因为，理论并非对现实的简单摹写，而是观念层面的建构，仅仅停留于现实的思想观念并不能被称为理论。理论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这种本质和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具有的稳定性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凡是科学的理论都包含着某种普遍而恒久的意义，因而能够超越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因此，“真正的理论认识与现实并非亦步亦趋，而一定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1]否则，任何理论一经产生都必然已经过时。从文化角度看，任何真正有价值的思想都不会过时。正如黑格尔所说：“伟大的灵魂——哲学史上的英雄们的身体，他们在时间里的生活，诚然是一去不复返了，但他们的著作（他们的思想，原则）却并不随着他们而俱逝。”[2]42两千多年前儒家提出的“仁义礼智信”，今天仍然是中国人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从产生至今都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它们的基本精神仍然影响着当今世界上大部分人的生活；古希腊哲学一直启迪着西方人，是欧洲人永恒的“精神家园”（黑格尔）。因此，一种理论是否过时，并非取决于它产生于哪个年代，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是否能够继续与当代人进行对话，启迪人们的思考，指导人们的实践。显然，仅仅用时代的发展或历史条件的变化推导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结论，不但是浅薄的，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理论存在的合法性及其价值。同时还应看到，理论本身具有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既包含体现理论本质的科学内容、价值取向和基本方法等，也包括研究时代或社会问题得出的各种具体结论，尽管理论的核心本质与其结论有着内在联系，但是它们在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具体结论可能会随着时代特点和时代问题的转换不再具有直接现实性，但是蕴含于其中的科学内容、价值理念和基本方法仍然具有合理性。一切具体结论随着时代的发展都会过时，而一种理论是否过时，更重要的是看其核心部分、本质部分是否过时，不能因为某些具体结论随着时代发展而失效了，就认定一种理论已经过时。持“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人将马克思主义仅仅理解为一种革命的理论，甚至将其等同于阶级斗争，并由此得出马克思主义无法指导现代化建设的结论，不但是肤浅的，而且是片面的。（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对理论发展的误读人们常说的“过时论”的第二层含义是：一种思想被新的思想取代了，因而原有的思想就过时了。应当看到，后来者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有所发展，往往是因为时代的发展为后来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材料，提供了新的领域、对象和问题，使后来者能够在某些方面超越前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前者的思想就过时了，就如同有了康德和黑格尔，并不意味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过时了一样。因为一种思想或理论即使真正被超越了，但是这种超越正是由原有的思想或理论发展而来，前人思想中的精华实际上已经保存在后来者的思想之中，已经积淀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或理论正是不断借助于超越者而保存和发展自身的，这是思想或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任何有价值的思想或理论都是活着的，都活在当代。事实上，尽管在马克思主义之后诞生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但是真正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学说并不多，似乎还谈不上有什么全面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萨特）。我们看到，一些西方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往往只是对马克思的某些观点进行“修正”，或者填补“空白”，而鲜有宣称自己已经从总体上超越马克思的。（三）“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对理论指导作用的误读“过时论”的第三层含义，是说随着时代的发展，诞生于过去的理论无法指导今天的实践。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不是一般的历史理论或社会学思想，而是作为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而存在的；指导现实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归。但是，如果将理论的指导作用理解为按图索骥，这种观点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教条主义味道，也是任何理论都无法做到的。理论之所以不同于现实，乃是因为它是对现实的抽象把握，现实永远是丰富多彩和千变万化的。换言之，一种理论是否仍然具有指导作用，必须根据理论的精神实质及其所蕴含的基本原理与时代的主要问题是否契合来加以判断，即理论是否还能够对时代的主要问题做出合理解答。理论不等同于问题的解决，理论必须与主体能力相融合，并在主体的努力下与现实相结合，如此才能实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进而发挥其指导实践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产生，往往源于一种似是而非的“实用主义”真理观，即用短期的或某方面的实践结果来判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理论是对客观事实的抽象把握，而不是事实本身。理论总是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必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而影响社会历史运动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理论只是其中之一，理论正确并不能保证实践成功。同时，任何运动都有高潮和低潮，如果将运动低潮等同于理论过时，那么运动的高潮就等同于理论不过时，这样，一种理论就会忽而过时，又忽而不过时。不难看出，这种评价理论过时与否的观点只是对现象的简单描述，而没有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因而也无法发现理论的真正生命力。“过时论”和教条主义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主要错误态度，它们既是截然相反的两种错误倾向，同时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内在联系，因为它们都源于对理论的错误态度和错误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并不是针对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而是针对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针对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由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其他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样本”，因此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都运演着相同的理论逻辑：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苏联模式，进而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严重误读。实际上，苏联的解体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而只是意味着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的过时。其实，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曾经出现的很多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