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有什么独特的意义和贡献

学生姓名学院专业学号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有什么独特的意义和贡献？答：先秦散文，主要指中国春秋末期至战国时代的散文，分为叙事散文（历史散文）和说理散文两大类。东周社会急剧变化，文化教育不再由官府把持，私人讲学之风兴起，于是产生语录式的问答体散文。东周诸侯互相兼并，需要借助士的力量，养士之风盛行。当时政治分裂，没有正统思想，学术风气自由。这些文学游说之士，“不治而议论”，“皆著书言治乱之事”。而面对征战连年，杀戮相继，诸子百家纷纷提出救世主张，于是形成争鸣的局面，要深入地议论和分析问题，以散文为合适。东周各国要详细地记载当时变化激烈的政治、战争和外交，于是产生历史散文。东周时竹简和帛书渐趋普遍。随著书写工具进步，长篇散文有可能发展起来。先秦历史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编年体的《左传》，有国别体的《国语》和《战国策》等。它们保存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大量史料，又是中国叙事散文的源头，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先秦历史散文详于记事，尤其善于描写战争和复杂的事件；叙事结构严密，详略得宜，富于变化；情节紧张，曲折变化，有戏剧性及小说风味。写人物则性格鲜明，要言不繁，刻画传神。又善写辞令，简要生动，委婉有致。文辞气势雄浑，语言丰赡，感染力强，善用寓言和比喻以说理，说服力强。先秦诸子散文，产生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主要有《论语》、《孟子》、《墨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表现了各流派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先秦散文影响后世散文家的风格，如贾谊、司马迁、唐宋散文家均受到影响。魏晋的阮籍、嵇康、陶潜，唐代的李白、柳宗元，宋代的苏轼等，均受庄子风格影响。先秦散文家丰富多采的文章风格，成为后世的榜样。先秦散文启发后世文体，后世的辞赋、传记在形式上或多或少带有先秦散文的影子。先秦散文也影响后世戏剧小说的出现，寓言故事成为后世小说的雏形，《左传》、《战国策》中的许多事件人物，都被后人改编为戏曲和小说。先秦散文确立以内容充实为主的文统，与现实紧密相关，成为中国散文的主要传统。先秦散文并确立后世学术概念，其中多是哲理、政论和历史的混合体，而本身又是优美的散文，形成后世学术文、史、哲不分家的概念。先秦散文题材广泛，政治、历史、思想都有涉及，又扩大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先秦散文留下大量成语典故，如“画蛇添足”、“亡羊补牢”；并提供不同的修辞技巧，如庄子的拟人法。历史散文的概念是对诸子百家的哲理散文而言的。哲理散文以析理论辩为主，不专记人记事；历史散文则以记述历史事件的演化过程为主，最早的历史散文是《尚书》。历史散文有三体，分为“国别”、“编年”和“纪传”。《尚书》有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尚书》指秦焚书后，汉初儒者搜集到的29篇文章，因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故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从孔子故宅坏壁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尚书》，称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已被证明是伪作；今文《尚书》也有一些值得怀疑的篇章。《尚书》的内容，大多是一些誓词、政府文告、贵族的告诫之词，也有一些对事物的客观记述。《盘庚》古奥难读，保存的原貌也较多，主要是记述盘庚迁殷时对臣民的三次讲话。类似的还有《大诰》、《洛浩》。《顾命》是一篇记述成王死、康王即位的仪式的文字，叙事清晰，井井有条，初具记事散文的规模。我国古代的叙事散文在历史著作占有极高的地位，其渊源则在先秦。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成熟的历史散文--《左传》、《国语》、《战国策》、《晏子春秋》等，对后世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不仅大量地采用了《左传》、《战国策》的史料，而且汲取了它们的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例如《赵世家》极似《左传》、平原君、魏公子等列传又极似《战国策》。《春秋》的褒贬是非以及《左传》直书无隐的精神，一直为司马迁以来的良史所继承，成为过去史学家撰著的原则。从司马迁起，史家之有论赞，也是受了《左传》的启示。《左传》的作者常常通过君子或他人之口来表示自己的观点、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这种手法也为后来史家所秉承。《战国策》的纵横家雄辩余风，直接影响到汉初贾谊、晁错等政论作家。而唐宋以来的著名古文作家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人无不师承先秦历史散文。他们的叙事文和传记文无论在语言上，表现方法上，很大程度上受了先秦历史散文的影响。例如，韩愈虽说左氏浮夸，而其《董公行状》的辞令却与《左传》风格极为近似；柳宗元在所谓圣人之道上曾经非难过《国语》，但在文章上却承认其深闳杰异，并主张参之《国语》以博其趣（《柳河东集·答书中立论师道书》），可用《左传》、《国语》之辞（《柳河东集·报袁君陈秀才书》）。至于苏氏父子，受《战国策》影响尤为明显。苏洵的《权书》、《衡论》以及其他史论，苏轼的《策略》、《策别》、《策断》、《志林》诸论及其他策论、上书等，都在学习《战国策》中吸取了有益的经验。可以说，《晏子春秋》直接启发了后世文言小说的作者，而《穆天子传》、《逸周书》则可视为后世说唱文学的滥觞。散文在散文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成为后世散文写作的楷模。秦汉以后，《左传》的文章一直为人们所喜爱，尤其是唐宋以来的古文家，都非常推崇《左传》，并把它作为学习对象。韩愈《进学解》说他“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古代作品中，就包括《左传》。宋人把《左传》与《史记》、韩文、杜诗相提并论，同作为文学范本。情韵丰富的《左传》散文，也深为清代桐城派散文家所推崇。对《国语》语言艺术的赞誉，历来甚多。柳宗元尽管曾作《非国语》批评《国语》的某些思想，但在其“序”中还是认为“其文深闳杰异”，其为文即以《国语》为法。汉初散文，尚有战国遗风，贾谊，邹阳等西汉前期散文家的作品中，更是可以明显看出《战国策》文风的余绪。这种影响持续不断，在苏洵、苏轼等后代作家的散文中，还可以体味到先秦叙事散文的神韵。《战国策》的文章，对汉赋的产生也起过促进作用。汉赋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扬厉的风格，都可以看出对《战国策》的借鉴。先秦说理散文以其思想的深邃，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泉。先秦说理散文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儒、道为代表的先秦说理散文，以其深厚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确定了作家的人格理想，作品的审美风范，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基石之一。先秦说理散文是中国散文创作的典范，它以成熟的说理文体制，形象化的说理方式，丰富多彩的创作风格和语言艺术，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章学诚认为，“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文体备。”(《文史通义·诗教上》)说战国时文章已变尽，未必符合实际，但后世的所有文体都能在战国散文中找到先例或萌芽则是无疑的。先秦说理散文不仅标志着说量议论文体的成熟，而且也包孕了寓言、小说等因素。历史散文由纲目式的大事记发展到对社会生活广泛而具体的叙述，由单纯的记事发展到记事又写人，由概念性的表述发展到形象生动的刻画。尤其是《左传》、《战国策》的作者，能够在基本符合史实的前提下，对材料有所提炼，有所加工，甚至运用合理的夸张、虚构，把历史的画面和历史人物的面貌形象地展现出来，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