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首钢改革

选自2008年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党史研究室、老干部局联合出版的《改革开放话北京》一书。话说首钢改革夏祖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首钢成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率先实行了企业承包制，其成功经验曾在全国工业企业中推广。我退休前曾长期在首钢决策的参谋部门工作。在纪念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回忆首钢改革的前前后后，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具有扭转乾坤的伟大历史意义，改革开放为我国人民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向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一、首钢在国企改革中一马当先，有其历史必然性。我考虑有这麽几个因素，一是首钢对高度集权的旧体制有切肤之痛。改革前的首钢，虽然是北京一家最大的国有企业，也没有自主权，由国家机关直接经营，连盖一个厕所都要报批。1960年，邓小平受中央的委托，会同李富春、薄一波等在全国进行调查研究，制定《工业七十条》时，市委也组织工业调查组来首钢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蹲点调查。经过广泛的座谈讨论和数据分析，大家一致认为，由远离生产第一线的政府机关直接经营企业，必然是脱离实际、瞎指挥，“一年四季下计划，春夏秋冬调指标”，朝令夕改，企业无所适从。那时，首钢的高炉吃的是从数千里外的海南岛调运来的矿石，多次倒运杂质很多，经过洗选才能使用，成本很高，造成企业长期亏损。虽然当时实行的是国家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企业亏损由国家补贴，所需投资照样可以向国家伸手要，可是，这终究是有责任心的企业领导者的一块心病。改革旧体制、争得自主权，一直是首钢领导班子所渴望的。二是首钢尝到过基建投资大包干的甜头。1957年，当国家批准石景山钢铁厂进行扩建改造时，在北京市委的支持下实行了基建投资大包干，即国家投资2.4亿元由首钢包干，甲、乙、丙三方都由首钢统一领导，投资怎么花，建设规模、建设方案怎么定，都由首钢自己说了算。刘少奇同志1958年7月1日至5日在首钢蹲点调查时说：包干啦，毛主席不再当你们的家，周总理也不当你们的家，这个家由你们自己当。还说；这种大包干，所有制没变，体制变了，包和不包大不一样。确实，大包干后，投资、施工、设计各方紧密合作，职工当家作主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木材紧张，就去四川砍竹子，用来代替脚手杆、模板；水泥不够，就用高炉水渣磨碎代用……排除万难，日夜奋战，一年之内就建成了三号高炉、三号焦炉和烧结厂三大工程，创造了冶金建设史上的奇迹。遗憾的是这种包干1960年后未能继续下去。基建投资大包干只是统收统支财政体制的一个小小的让步就产生这么大的效力，人们从中可以预见到全面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于解放和发展企业生产力将会带来多么大的推动力。这为日后首钢实行承包制埋下了伏笔。三是首钢是全市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最早的企业。粉碎“四人帮”后随着“两个凡是”的出台，人们产生了犹疑、彷徨的心态。大家议论纷纷的是，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办，凡是毛主席说过的就不能变，那么“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就不能动，那还能有什么新局面？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予以否定，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各省市领导纷纷表态支持这场大讨论，批判“两个凡是”，可是，当时的北京市委却迟迟不表态，首钢党委不等市委的部署就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从而加速了领导班子的调整和企业管理的整顿，为首钢的改革扫除了思想障碍，掌握了改革的主动权。二、企业承包制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平稳过渡的有效形式，功不可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首钢的改革愿望非常强烈，1981年首钢遇到了改革的难得机遇。那年，国家经济调整，要求首钢减产铁29万吨、钢7万吨，经测算，全年实现利润只能达到2.65亿元，即使全部上缴，也达不到上年上缴利润2.7亿元的水平。为确保北京市下达的当年首钢上交财政2.7亿元，市里同意首钢实行“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包全留，欠收自负，国家不再给首钢投资”的包干办法。这对首钢既是压力又是动力，全体职工振奋精神，背水一战，层层提措施、挖潜力，算了18笔大帐，开辟了111项增收节支门路，制定了全年实现利润3.12亿元的奋斗目标，并开始在企业内部实行层层责、权、利相结合，包、保、核到人的经济责任制。结果做到了减产也增收，当年实现利润3.16亿元，上缴2.7亿元后，留利4000多万元。1982年开始，改为上缴利润递增包干，每年递增7.2%，超额利润则由首钢自主支配；计划内钢材有15%自销权，承包期到1995年。改革前，首钢的经济效益低，主要原因是设备能力不配套，铁大于钢，钢大于材。1978年，首钢生产铁244万吨、钢179万吨、材117万吨，如果扩大炼钢、轧钢的生产能力，把低价卖出的生铁、钢坯轧制成市场稀缺的钢材出售，经济效益就会大增。因此，承包后，首钢大部分超包留利优先用于改造、扩大炼钢、轧钢设备生产能力。承包后，企业有了自主权，不再层层报批，办事效率大为提高。当时，西方国家正在进行工业结构调整，许多钢厂设备闲置，首钢就趁机以废钢的价格购入比利时赛兰钢厂，经修、配、改使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炼钢效率创新高，成为“世界最快的转炉”，投产不到两年就收回全部投资。首钢仅花1500万元人民币，就从国外拍卖市场买回四条轧材生产线，在进行上百项技术改造后，一次试车成功，一年内收回全部投资，轧制效率創世界同类高速轧机之最。炼铁高炉也都进行了现代化改造。由于经济效益持续大幅度增长，用于发展生产的资金也越积越多，使首钢的生产规模、技术装备水平和设备配套能力不断提高。1994年首钢铁、钢、材产量分别达到697万吨、823万吨、622万吨，比改革前的1978年分别增长453万吨、644万吨、505万吨。改革前的1978年，首钢的钢产量只有179万吨，在全国八大钢中居于末位，1994年达到823万吨，排在首位。1983年，国家在全国工业企业推广首钢经验，全国钢铁企业也都实行了承包制，全国钢的年产量由1982年的3716万吨提高到1996年的1亿吨，使我国钢材奇缺的状况得到扭转，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钢铁企业承包后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能力不断增强，钢和钢材的市场供给大幅增加。从历史的回顾中可以看出，计划经济必然是“短缺经济”，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换，如果采取所谓“休克疗法”，把价格一下子放开，一夜之间就把企业推向市场，势必失去控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大批企业倒闭，给人民生活带来灾难，甚至影响政局的稳定。我们国家没有采用这种办法，而是通过推广首钢经验，实行企业承包制，赋予企业商品生产者的属性，促使他们由单纯生产型向经营效益型转变，努力增加市场的有效供给，伴随着市场供需矛盾的缓和，逐步扩大企业自销产品比重，把市场价格放开。实践证明，这种渐进式改革是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平稳地过渡到市场经济的有效途经。三、关键是企业要有一个好的经营机制。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首钢人的头脑里都铭记着这样一组数据：上缴利润递增7.2%；实现利润递增20%；留利按6：2：2分配使用；实现利润与工资总额按1：0.8挂钩浮动；浮动升级面20%……这组数据就好像人类的一组生命密码，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首钢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企业经营机制。在1982到1995年的承包期内，首钢每年的上缴利润都要比上年递增7.2%，这是首钢对国家的承诺，必保的，超额利润则由首钢自主支配。由于包干后，原来由国家拨款的基建投资、福利费、医疗费、职工升级、奖金等，都改由企业自己承担，首钢为了在完成上缴任务后，有充足的，能够自主支配的资金，制定了实现利润每年递增20%的奋斗目标。首钢每年用留利的60%发展生产，包括技术改造、环境治理等，为企业效益的持续增长创造条件；留利的20%用于集体福利，包括职工医疗、住房建设及其他福利事业。企业的实现利润每增长1%，工资总额就增长0.8%，由于实现利润平均每年增长20%，工资总额每年就增长16%。增长的工资总额用多种方式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来增加职工的收入：经考绩考核、民主评议，每年有20%职工被择优升级；每到年底，都根据每个职工完成承包任务的好坏，进行工资挂率，即在公司完成当年效益目标后，完成承包任务的职工都在原有工资基数上增加一个百分比，平均10%，高的达20%；根据承包任务完成情况，提高按月考核发放的奖金水平。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首钢当时实行的这种承包制，使企业既有了自我激励、自我约束的机制，也有了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广大职工为了提高自己的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必然会努力完成自己的承包任务，确保公司效益目标的实现；而首钢实现了利润递增20%的目标，把“蛋糕做大”后，不仅确保了上缴财政递增7.2%任务的完成，由于企业留利的增加，用于企业改造发展和职工生活改善的资金也越聚越多；企业、职工需求的不断满足，又激励着大家靠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去创造更多的财富。这种促使经济效益不断增长的良性循环，带来的是企业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是国家、企业与职工个人三者利益的同时快速增长。1994年与1978年相比：首钢的实现利税由3.77亿元增加到66亿元，增长16.5倍；北京地区国有资产总值由16.9亿元增加到147亿元，增长7.7倍；企业的装备由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企业的销售总额由17.9亿元增加到223亿元，增长14.5倍；职工的年均收入由920元增加到8240元，增长6.6倍；职工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也增加一倍多。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现在看来，首钢当年实行的企业承包制所形成的机制，就体现了这个精神，这也是它旺盛的生机与活力之所在。现在，企业承包制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国有企业正在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前进。但是，当年形成的企业机制也不是完全无可借鉴。在目前企业税赋过重的情况下，当年“放水养鱼”、“藏富于企”的财政方针就有借鉴意义。现在，大型国企除去依法纳税以外，也要上缴利润，能否借鉴当年企业承包的某些做法，以激励企业多創，值得认真思考。四、确立职工群众在企业中的主体地位当年，首钢把“职工当家作主”作为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响亮地提了出来。为此，曾进行了一些企业制度的改革，如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职代会选举产生常设机构工厂委员会，负责企业日常重大决策；实行工厂委员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建立和实行情况通报制度、民主监督制度、考试与考核制度等，试图使职工更多地参与企业的决策与管理。更重要的是，首钢对国家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后，在企业内部建立并实行了一套层层责、权、利相结合，劳动成果与劳动报酬挂钩的内部承包体系，这对于确立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体地位，发挥职工的主人翁积极性、创造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首钢职工靠集体智慧，在原有岗位责任制的基础上，按照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设计而成的宝塔型指标体系。塔尖上是首钢对国家的承包任务和企业的经营目标，下边是为确保这个总目标的实现，从二级公司到厂矿、车间、班组直到每个岗位，逐级分解落实下来的承包任务。责、权、利相结合原则是通过“包、保、核”来体现的，“包”就是每个层级直到每个岗位，都要确保落实到自己身上的承包任务的完成；“保”就是要确保企业内部单位、部门、岗位之间协作任务的完成；“核”就是对每项“包”、“保”任务都定出明确的考核标准和考核办法，严格考核并同分配挂钩。逐级的“包、保、核”方案，都是领导、专业管理人员与职工群众一起民主讨论决定的。这种以责、权、利相结合与包、保、核到人为特征的企业内部承包制，受到广大职工的热烈欢迎，正如有的职工所说“打破‘大锅饭’，专门治懒汉；多劳能多得，自己说了算”，它促使大家从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上，来关心企业的效益，自觉为企业发展操心尽力。当职工们意识到自己已成为岗位的真正主人时，很多人把居家过日子的那种精打细算，搬到了自己的岗位上。一名高炉上料工，看到上料速度慢，就主动观测上料时间，他发现有的上料程序只需19秒，而计算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