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学习

162011年第1期（总第145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学习*蔡乐苏欧阳军喜（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4）[摘要]在延安时期的学习运动中，历史学习是其中的主要任务之一。中国共产党通过联共党史的学习，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通过中共党史的学习，纠正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通过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百年史的学习，明确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并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方向。这一切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学习运动；历史学习；革命[中图分类号]D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528（2011）01-0016-05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总结历史，学习历史，有很强的“历史”意识。在延安时期的学习运动中，总结历史、研究历史和学习历史是其中的主要任务之一，其重要性从一开始就被放到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同等重要的位置，并被认为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正因为如此，在延安时期的学习运动中，历史学习占有很大的比重，无论是党的高级干部，还是普通干部，都要求学习历史，特别是联共党史、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百年史。中国共产党为何如此重视历史学习？其目的何在？效果如何？这些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专题的研究尚付阙如。本文试以延安时期学习运动中的历史学习为例，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意识与实践作一初步的探讨。一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的重要性与作用有一种高度的自觉。从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开展学习运动开始，历史学习的任务及其重要性就提出来了。毛泽东说：“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该着重地研究这些东西，中央委员会与高级干部尤其应该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使之向着胜利，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实际运动的了解，就不能有胜利。”[1]又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个，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1]显然毛泽东是立足于中国革命的现实，同时又站在中国革命的未来的高度来看待历史与历史学习的。在这里，历史、现实与未来紧密联系到了一起。学习运动开始之时，正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始。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倡学习历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党内存在轻视本国历史的倾向，许多党员对历史的重要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毛泽东指出，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本文系教育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专项课题（项目批准号：10JDJNJD168）的阶段性成果。172011年第1期（总第145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史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2](P797)轻视本国历史的学习与研究，导致党内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盛行。这使毛泽东感到有必要加强党内的历史教育与历史学习。可见，在延安时期的学习运动中，历史学习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针对性。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意识的一大特点。学习历史是必要的，问题是怎样学习历史。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所以研究历史和学习历史，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样，问题的中心就在于如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对历史加以分析、批判和总结。[3]这种分析、批判和总结，不是为了增加历史知识，而是为了指导中国革命。时论指出，“我们研究历史，昀主要的，不在于记诵故事，批评人物，而是在于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求得其一定的法则。经过马恩列斯的研究，历史一般发展的定律是被阐明了，问题是怎样从一般公例中了解中国的具体的史实，翻过来从中国历史中证明一般的公例。”“我们目的在求一般的了解，个别问题的深入研讨大可让之专门家。在研究过程中要注重一般发展的趋势，整个社会的演变。”[4]可见，当时中国共产党学习历史的目的，是要从历史发展规律中指出抗战发展必经的阶段及其前途，为全党乃至全国人民指明奋斗的方向，“历史”也由此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特性。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意识的另一特点。由于历史学习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任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又由于这种学习是在战争环境中进行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学习历史时，只能选择那些和革命运动关系密切、和现实的斗争紧密相连的历史。而那些与现实距离比较远的，关系比较不密切的，只能暂搁一旁。这样，在延安时期的学习运动期间，联共党史、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就成为干部学习历史的重点。二中国共产党对联共党史的学习主要是通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联共党史》）一书进行的。《联共党史》由斯大林主持编写，1938年9月正式出版，之后迅速传入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依据。①中国共产党认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是苏联共产党（布）党史委员会昀近编成的一部昀忠实、昀完善、昀成功的，充满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的，对全人类有伟大贡献的一部光辉灿烂的党史。这同时是一部俄国革命胜利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历史。它的内容非常广袤、丰富，它的经验非常值得珍惜宝贵。在我们今日争取民族解放的抗日战争中，想要得到昀后的胜利，我们应该知道俄国的革命胜利，是经过怎样艰苦的路程，是怎样地战胜了困难才得到的。孙中山先生曾教我们学习俄国革命的精神，所以我们应该很好地来研读这部联共党史。”[5]中国共产党对《联共党史》的认识和评价明显受到了苏联共产党的影响。《联共党史》出版后，在苏联被认为是“布尔塞维主义底科学的历史”，“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域上的基本认识底百科全书”。书中所包含的理论和思想被认为具有普遍意义，“不只我们自己应该学习，各国劳动群众——推翻资本主义的任务是摆在他们前面的——也应该学习。”[6]因此《联共党史》一出版，世界各国共产党就兴起了一个学习和研究《联共党史》的热潮。联共（布）中央号召各国共产党“来讨论这部杰出课本底每一个字”。[7]在如何学习《联共党史》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也受到了苏联共产党的影响。联共（布）中央规定，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以《联共党史》为中心，但对不同层次的干部区别对待。对于下级干部，即未受过充分训练的干部，“需要把教程在缩小的范围内根据党史底三个主要阶段来研究”；对于①《联共党史》在苏联正式出版二三个月后，该书的第7章和结束语就被译成中文在《解放》上发表。随后不久，在中国就出现了4种不同的中文译本。第一种译本是重庆的译本。分上、下两册，由博古任总校阅，中国出版社1939年2月出版，3月再版，生活书店代售。第二种译本是上海的译本。由吴清友翻译，上海启明社1939年5月出版。这一译本题为《昀新联共党史（1883－1937）》，分两册。第三种译本是莫斯科的译本。这一译本题为《苏联共产党（波尔什维克）历史简要读本》，由苏联外文出版局主持翻译和出版，实际的翻译工作由任弼时等人完成。第四种译本就是延安的译本。这一译本由解放社于1939年5月出版，分上、下两册。参见欧阳军喜：《论抗战时期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影响》，《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2期，第22—30页。182011年第1期（总第145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级干部，即比较受过训练的干部，则应该“全部地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有的十二章”；对于更高级的干部，即受训练更多的干部，“需要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根据着每一章的分段来研究，而同时应根据着基本材料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底有关著作。”[8]中国共产党也做了类似的规定。开始时，延安的干部被分成甲、乙、丙三类，分别学习《联共党史》。但由于干部之间文化水平差距较大，因而出现了学习进度极端不平衡的现象。[9]有鉴于此，中央修订了干部教育计划，按照干部的文化理论水准把在职干部分成甲、乙、丙、丁四类，分别按各自的要求学习《联共党史》。[10]中国共产党学习联共党史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通过学习联共党史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指出，干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应以《联共党史》为中心的材料。[2](P802)李维汉也指出，“学习马列主义，必须研究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生与发展不可分离的世界革命史，特别是联共党史。研究联共党史，是解决精通马列主义任务的昀重要的道路。”[11]这样，马列主义的学习就与《联共党史》的学习结合在一起，也就是把对《联共党史》的研究与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著的研究结合起来。为此，中共中央制定了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联共党史》“昀低限度”和“昀高限度”的参考书目，其中包括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章著作百余种。[12]中国共产党学习联共党史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联共党史的学习，在党内树立起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克服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联共党史》结束语特别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为中国共产党总结自己的历史，反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指出，“《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2](P802-803)又说，“我们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告诉我们，布尔什维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创造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13](407-408)显然，毛泽东看重的不是《联共党史》的个别结论，而是其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他要求全党“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以《联共党史》为学习的中心，多看反对主观主义的言论”。[13](P374)这是中国共产党学习联共党史的真正意义所在，其主要的目标，是要通过学习《联共党史》，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原则，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三如果说联共党史的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原则，那么中共党史的学习则是要划清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界线，统一全党的思想。换言之，中共党史的学习主要是为了彻底纠正党内存在的，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错误倾向。六中全会前，中共中央本已准备讨论中共历史上的问题，但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党的高级干部难以集中，加之共产国际不赞成中国共产党花太多时间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有关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一直拖了下来。[14](P626)所以在学习运动初期，中共党史的学习并未引起重视。然而，1940年3月，王明把他在1931年写的，集中反映他“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3版，并在第3版的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14](P626)显然王明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且有意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这使毛泽东感到有必要把反对教条主义问题提高到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