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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013年10月24-25日,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于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的基本方针: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亲、诚、惠、容的理念。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是中国新时期的对外战略构想。一、战后以来东亚地区政治与安全的基本结构二、中国崛起背景下东亚周边政治安全形势三、中国东亚安全环境面临的挑战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战后以来东亚地区政治与安全的基本结构东亚地区政治与安全的基本结构,是美苏冷战的结果。战后美苏之间的势力范围是由雅尔塔会议和“雅尔塔协定”划分的,即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在雅尔塔体系所划分的势力范围中,东亚地区的政治归属并未确定。决定战后东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是两大事件:中国内战和朝鲜战争。美国在亚洲的传统战略以中国为中心。在雅尔塔体制划定的势力范围中,除东北以外,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是美国的势力范围。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不符合雅尔塔体制的逻辑。美国“丢失”中国:导致美国亚洲政策的重大调整,日本取代中国,成为美国亚洲政策的中心和主要支柱。1950年1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演说:阿留申—日本—冲绳—菲律宾的“新月形防线”;1951年9月,《旧金山和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朝鲜战争的结果:美国亚太战略格局形成,亚太地区完全纳入冷战体制。同时,美苏之间的对抗转变成中美对抗。亚太地区的冷战,中心主题转变为“遏制”中国。在东北亚地区,最终形成以日美为一方,中苏为一方,相互对抗的格局。1950-1955年,美国先后与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台湾签订军事援助协定或安全条约或共同防御条约等;与英、法、澳、新、菲、泰、巴基斯坦签署《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策动英国、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结成“巴格达条约组织”。从而形成从东北亚经东南亚到西南亚的环形防御圈,即美苏全球势力范围的新的分界线。以冷战为背景,东亚地区形成相对力量均衡。在全球、地区、次区域呈现三重结构:美苏对立;中美对立和中苏对立;朝鲜半岛与台湾问题。既使区域层次的对立恒常化、也抑制冲突发生的结构,基本维持了稳定的紧张局面。东亚地区的安全结构:“轮辐结构”:日美、韩美、美菲、美台,等——朝向超级大国的纵向结构,水平方向联系弱。两种观点:雷蒙德·阿隆(RaymondAron):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来自(美国的)“霸权和平”。高坂正尧:东亚地区的安全结构是一种有限霸权下的势力均衡与相互补充的结构。战后以来,东亚政治安全结构的基本态势:“轮辐结构”+有限霸权下的势力均衡与相互牵制。中国崛起背景下东亚周边的政治安全形势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领域的结构性变化:地区化。国家安全与地区安全环境以及制度建设的关系日益密切。----“安全的地区化”(国际关系向地缘政治时代回归)。冷战结束以后,地区层面的安全问题日益上升;全球性问题也越来越多地以地区为舞台或背景展现出来,更多地在地区层面促使国家或者地区组织做出寻求对策的反应。在新的安全形势下,地区安全环境对国家安全利益和外交政策的影响最直接、最重要。判断一个国家安全程度的依据,是它所处地区的安全形势,以及它对其中的威胁因素是否具有足够的平衡能力。1、威胁的主要根源来自地区内。2、地区安全互动的后果更多地局限在地区范畴之内,而不是直接扩散到全球层面。3、管理地区安全的战略和制度方面,主要由地区内国家、或通过力量的互相牵制,或凭借集体协调与合作来处理所面临的地区安全挑战。尽管不能排除外部力量对地区安全事务的参与和影响,但管理地区安全的制度结构应该是水平状态的,而不是等级状态的。4、地区内国家有地区安全的认同,各国意识到它与邻国在事实上已经结成为命运共同体。东亚地区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亚洲经济增速放缓,但作为全球经济引擎的地位仍然无可替代。亚洲新兴经济体温和增长与经济改革并行,将会成为新常态。相对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地区安全制度建设不足。进入21世纪,东北亚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呈现持续上升势头。2011年起,世界GDP排名前15的国家中,东北亚国家占4个。从总体趋势看,日、韩、中、俄四国经济从上世纪中后期以来,出现“接力式”腾飞。至2012年,东北亚地区的GDP已占全球GDP的23%,全球财富的1⁄4聚集在东北亚地区。至2014年,朝鲜和蒙古的经济增长速度亦呈现显著加快趋势,进入向好发展轨道。目前在东北亚地区,是中、日、俄、韩+朝鲜、蒙古经济崛起在该地区汇聚的态势,产生叠加效应,使东北亚地区不仅在全球经济格局中举足轻重,而且整体上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实力地位也在提升。2014年,中国的GDP大约是其他东北亚国家(地区)之和的116%,是日本的2倍、俄罗斯的4.9倍、韩国的7.6倍、中国台湾的21.3倍;达到美国的59.8%。从1992-2014年的累计GDP,日本是中国的1.4倍、俄罗斯的5.2倍、韩国的6.3倍、中国台湾的13.6倍,但是,中国的累计GDP达到了日本的71.7%,美国的29.3%。从1992-2014年,所有东北亚国家累计GDP之和,与美国累计GDP之间的差距逐年缩小,正在向等值逼近。如果东北亚国家联合,将成为一个巨大力量。东北亚地区地缘政治和安全结构复杂,仍是一个国家关系敏感地区。安全的地区化程度低。1、该地区大国汇聚,战略利益、战略目标存在明显差异、甚至冲突,战略利益的和谐关系无法构建。----非兼容性特征2、国家类型、发展程度、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各异;处于巨大的权力转型过程中,上升中的国家和衰落中的国家、挑战体系现状的国家和维护体系现状的国家、从平衡的多极向不平衡的多极过渡等特点在动态中共存。----复杂的非整合性特征。3、历史问题和冷战遗产均未得到清理,各国间政治互信度低下,战略安全利益无共识,甚至敌对,冷战思维强烈。东北亚地区基本的安全结构仍然是“轮辐结构”。地区安全机制严重缺失。东北亚作为重要的次区域,安全机制缺失的状况,也折射出整个东亚地区安全机制的状态。由于历史原因,东亚地区独立民族国家的历史都不长,大多数国家有被侵略、被殖民的历史经历,国家意识比较强,对于“地区”的认知尚处于初级阶段。东南亚国家有东盟的经验,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与中国之间处于“信任赤字”状态。仅仅运用现有机制,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安全难题不易破解。根据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理论,霸权安全模式和均势安全模式都是理想的安全结构模式。东亚地区的安全结构是“有限霸权下的势力均衡与相互牵制”,既没有完整的霸权安全结构,也难以形成区域内国家共同应对区域外霸权的地区性均势结构。冷战后时期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的隐性对抗。东亚地区的安全结构是纵向等级状态的,而不是水平状态的。东亚安全结构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中国作为非美国盟国的、全球大国的崛起,加重了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和安全结构的不稳定。第一,体现在大国关系层次上,即霸权国与崛起国的矛盾美俄关系→美中关系2012年1月,《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2012年6月,美国正式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计划到2020年将海军舰队的60%部署到亚太地区;亚太军事战略的重点转向应对中国军力提升和“区域拒止能力增强”带来的挑战。美中关系的“双超博弈”困境。第二,体现在东亚地区内国家间关系层次上,即地区内“安全困境”。经济发展提升了各国贸易和资源对海洋的依存程度,如中国的战略重心即明显向海洋转移。东亚国家间在地缘政治上的竞争性增加。地区“安全困境”突出体现为海洋权益与岛屿争端。其中,中日冲突尤为尖锐,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名存实亡,步入战略抗衡轨道。中日“强强型”关系下的“双强博弈”及中国与东亚周边国家海洋权益竞争的困境。东亚国际关系层面上的中美“双超博弈”、地缘政治格局中中日“双强博弈”与中国与周边国家海洋权益的竞争相结合,指向“规制”中国崛起的地理空间。“亚太再平衡战略”:维持霸权型战略1、强化与日、韩、菲、泰、澳的传统军事同盟关系,放弃在钓鱼岛争端及南海争端中的不选边立场;2、“环绕外交”、创建“新伙伴”关系: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印度、新西兰;将老挝、缅甸、蒙古纳入轨道。3、经济领域力推TPP(跨太平洋经济合作伙伴关系)。2015年10月5日,12个成员国(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秘鲁、智利、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文莱)达成基础协议。2002年由新西兰、新加坡、智利、文莱四国发起酝酿的一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旨在促进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12个成员国总体占全球经济比重达40%,被认为是一个小型WTO。目前,TPP在很大程度上被解读为针对中国的一次美国主导世界贸易规则的行为,亦有人称之为“经济北约”。基础协议达成以后,12个成员国尚面临国内批准手续。2010年横滨APEC部长级会议提出,将在各国之间43项多边及小型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在亚太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此提议旨在将APEC转型为自由贸易区。政治上的困难:APEC亚洲成员国的亚洲认同感增强,与环太平洋周边寻求的认同已有区别,在亚太自贸区的建设上存在意见分歧,一部分国家不认同将美国等太平洋周边西方国家吸收进来。技术上的困难:亚太区域已经存在的各种双边自贸协议交相错杂,由于来源不同、特惠程度不同,在整合中需要原有双边及次区域自贸协议做出让步,面临较大技术难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由东盟十国发起,邀请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10+6)。通过消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16国统一市场。如RCEP成立,将涵盖约35亿人口、GDP总和将达23万亿美元,占全球问题的1⁄3,所涵盖地区也将成为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美国和俄罗斯因未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关系,故未在RCEP成员国计划范围之内。RCEP对成员国开放程度要求低于TPP,但由于东盟主导,亦有人称之为“小马拉大车”。中国崛起对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周边国家感到压力,心存疑虑。美国在东亚的“离岸平衡战略”(OffShoreBalancing),降低了东亚国家对美国霸权的现实恐惧。在周边国家,欢迎美国重返亚太、联合美国抑制中国,“拉美制华”,以保持东亚地区均势的战略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多数东亚国家对中、美“脚踩两只船”,政治安全亲美国;经济利益取中国。希望美国加强在亚洲的存在,抗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呈现“政冷经热”特征,区域经济合作与地区安全合作出现脱节。中国在东亚周边面临崛起的地缘政治困境。中国东亚周边面临的挑战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国东亚周边形势的大背景和基本态势,一是中国崛起、构建新的海洋秩序;二是美国继续并强化它在亚太的再平衡战略。中国的东亚周边形势处在复杂的转型期。可以预计,中国东亚周边安全问题会在一个时期内存在,并不断出现新变化,中国崛起的进程会不断面临新的挑战。即东亚大国关系的调整,主要是美日及其同盟体系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挤压。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将会贯穿21世纪第二个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战略空间涵盖太平洋和印度洋,战略地域广阔,囊括国家众多,战略视野宏大。其中,中国的东亚周边几乎都是美国的战略支点。借东亚海洋及岛屿争端,美国全面强化了它与东亚地区原有的盟友关系,构建了新伙伴关系,事实上是在巩固太平洋岛屿链条。中国作为崛起国、美国作为霸权国(守成国)之间的博弈,是合作竞争型的“竞合博弈”。即海上争端的管控。2010年至今,海上争端是中国东亚周边形势紧张的主要来源。如何处理海上争端已成为中国周边安全及地区安全秩序重构的核心问题。2014年以后,钓鱼岛争端适度紧张成为常态;南海问题不断升温。主要特征:(1)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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