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战略

中国外交战略一．新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一）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对外工作的指导方针为了同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外交一刀断，维护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1949年春夏之际，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条方针。“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指：以前对国民党政府同各国政府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一律不予承认，对驻在旧中国的各外国使节只当作侨民对待，而不作为外交代表；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都要进行重新审查处理，把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努力和特权逐步进行肃清，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一边倒”是指：倒向社会主义一边。这是因为，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国际上出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尖锐斗争的局面。美国站在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而苏联对中国人民的革命长期给予同情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们就不能不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这就决定了新中国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联合的必要性。因此，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公开宣布新中国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方针，我们不仅要向社会主义国家开放，也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不仅同发展中国家，也要同发达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如何处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成为我们党在对外交往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邓小平同志从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拓展对外关系新局面的大局出发，明确提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12)这就为我们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针。所谓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进行党际交往，是指彼此在尊重对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尽可能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这一指导方针是邓小平外交思想同中国外交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使我们从传统的观念和做法中解放出来，为我党与世界各类政党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广交朋友、发展交流与合作关系开辟了极其广阔的天地，从而有利于凋动和利用世界上一切于我有利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外界对我发展和国家统一事业的遏制和干扰。我党在对外交往中实行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指导方针不仅有我们自身的需要，也有其客观根据：第一，当今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的开放的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国家统一事业，需要国际同情与支持，需要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建立广泛的合作与交流关系。第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要和平、求稳定、谋合作、促发展成为时代潮流，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世界各国和各国政党普遍期望在和平中实现发展，从而使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不同性质的政党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在涉及和平与发展这样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进行合作与交流成为可能。第三，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有“足够的分量”，对国际事务有独特的影响力，中国又是一个迅速崛起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党是一个卓有成效地领导着12亿人口大国、有着丰富治党治国经验的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世界上不管什么样的政党，都希望同中国党建立不同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关系，把它视为国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指导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1953年12月31日，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在接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平等互惠”后来改为“平等互利”）。并说：“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这是中国政府在比较完整意义上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由此达成《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印谈判及所达成的协定，是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国与国之间问题的第一个范例。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先后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和《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都明确写入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关双方一致同意以这些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原则。对于国家间不同意识形态问题，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作了客观的阐释：“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他们的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同时一个国家的人民所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允许外来干涉。”基于达成的相互理解，联合声明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指出如果这些原则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表明中国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二．新中国外交战略演变历程（一）50年代：联合苏联的“一边倒”1949年的具体情况下向苏联“一边倒”。对苏联而言，中国向美国“一边倒”是“致命的威胁”；对美国而言，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是“严重的威胁”而不是“致命的威胁”。威胁的程度不同，反击的力度也不同。苏联的冷战需要是中苏边境方向不受美军威胁。中国的民族利益是把两个超级大国最终都赶出去。在“把美军赶走”这一点上，苏联的冷战需要跟中国的民族利益不矛盾。只要新中国没有向苏联出让主权，只要没有新的苏军进入中国，那来自苏联方向对中国民族利益的威胁就不比以前更大。1949年的冷战形势是美国包围苏联，苏联处于守势，对中国向自己“一边倒”喜出望外，不愿也来不及做危及这个大局的伤害中国的事。这就使中国解除了最大的后顾之忧，要面对的只是来自美国的经济封锁。这对中国民族利益的损害比被两个超级大国肢解那样的命运无疑小得多。“两害相衡取其轻”，对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而言，毛泽东的“一边倒”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二）60年代：“反帝反修”的“两条线”反帝反修”战略是在美苏争霸，并互与中国为敌的严峻国际形势下形成的，也是毛泽东不畏强暴、自主自强民族气概的产物。这一战略的贯彻，不仅使中国经受住了险恶国际形势的严峻考验，拓宽了外交新渠道，而且为全世界人民开展反对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树立了一座精神丰碑。（三）70年代：反对“霸权主义”的“一条线”1974年毛泽东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霸权主义的概念。是他一以贯之的民族主义倾向、世界景观和反霸防修思想的体现。具有国内意识形支撑态逻辑框架和外交政策两种既有区别、又有关联的功能。它是指在国际关系上，大国、强国凭借军事和经济实力，超越国际法、国际政治格局现状一味扩张自身势力范围，操纵国际事务，干涉他国内政，甚至进行武装侵略和占领，称霸世界、主宰世界的强权政治、强权政策。冷战时期，主要是指美国和前苏联这两个在核武器和军备竞赛中握有绝对优势的超级大国的对外政策。成了苏美的代名词。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概念并举，带有强烈道德谴责意味。比直指帝国主义在外交礼仪上显得相对委婉一些。（四）80年代：独立自主不结盟奉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中国外交严格依照不依附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不屈从任何大国的压力，也不同任何大国结盟的原则。在国际事务中坚持正义、主持公道，不迁就于一时的事变，不拿原则作交易，中国珍惜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也尊重别国的独立和主权。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外交的交往对象不仅仅是范围的扩大，而且交往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强调与世界大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种战略伙伴关系侧重于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与西方大国的战略合作，目的是推动和深化中国与西方大国的信任、合作与友谊。在战略伙伴关系中双方强调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着眼大局，面向未来，不因分歧和矛盾影响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五）90年代：“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按照邓小平的相关论述，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被赋予了如下内涵：即中国不示弱，不怕谁，不做附庸，但也不逞强，不搞霸权，不欺凌别人；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利用别国，但也不怕制裁，不接受别国干涉我国内政，不受别国挑动；中国不贬低自己，不自卑，但也不高估自己，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不说过头话，不做过头事；中国谁也不得罪，同谁都可以交朋友，同谁都可以打教导，但又坚持原则，不失尊严，心中有数，趋利避害；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又不以社会制度为标准来处理国家关系，也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中国关注国际局势和国际事务，但又集中主要精力埋头实干，加快发展和壮大自己，并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的共同发展繁荣。概括起来，坚持韬光养晦，就是不当头、不称霸、不划线、少树敌，以争取一个有利于我们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和平宽松的国家环境，加快发展和壮大我们自己。的确，这些内涵与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体系自成一体，但是仔细考察这些内涵，便会发现一个显着的现象，即这是一种典型的消极防御，其关注的是自身的安全与利益而非集团乃至意识形态的整体利益，简单而言，中国从顾人顾己这个方向转化为顾己不顾人。这样一种转化明显体现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之中，首要的是先“韬光养晦”，之后再能“有所作为”。而如果考察邓小平先前的外交思想，可以发现邓小平谈论的侧重点在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反霸权主义、反强权主义、建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如今，中国不当头、不扛旗、不树敌、认真做好自己的事。这种侧重点的转化恰恰意味着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邓小平外交思想体系内部的断裂——内涵一致，但关注点却移位。（六）新世纪：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充分展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客观上这种现状的产生与中国近代历史息息相关。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就步步西化。当国人忙于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文明现代化时，却发现我们都是在拼命地追求一个西方文化主导的体系，一个和自己的祖先没有任何关系的“上帝”，中国需要超越西方的文化语境。面对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相互借鉴、相互发展的局面，我们应以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为主体，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优秀部分，从借鉴吸收“上帝”的过程中去挖掘、发展、丰富中国外交战略观念，去追寻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的“太极”。三．新中国外交新理念：和谐世界（一）“和谐世界”外交新理念的提出进入21世纪后，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共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将“社会更加和谐”作为重要目标提出。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任务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也反映了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的新认识，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重要思想指导。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二）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建设和谐世界中国社会发展的国际战略。2005年年底，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阐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的立场和决心。走和平发展道路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基础，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真诚愿望和不懈追求，也是中国顺应时代潮流、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其中心内容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身，同时通过自身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坚持这一道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改革创新，也要实行对外开放。要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