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观察与交流01我国国际战略的调整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办第一期2007年4月15日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孟子适时调整我国的国际战略潘维一、国际战略及其调整“战略”原指对战争全局的总体部署。什么是“大战略”？大战略是为保障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联合其他各方力量，从而取得针对主要对手的力量平衡乃至优势。简单地说，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观察与交流》第一期大战略是在某个较长时段里（比如一、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关于“敌我友”的判断。诸葛亮的“隆中对”是个大战略，促成了天下三分。“统一战线”是个大战略，是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在不到三十年里，国民党先是友，后成敌，再变友，又成敌。什么是国际战略？国际战略是国际政治战场上的大战略。即：为保障本国的生存与发展，联合其他国家的力量，取得针对主要对手的力量平衡乃至优势。国际战略的核心也是判断“敌我友”。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准确地判断“敌我友”是事业成败的前提条件，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最重要问题。正如战略家毛泽东所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国际战略与国际实力对比的变化密切相关。实力对比变了，有关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也会相应变化，就影响到利益目标的范围和实现，就需要及时调整敌我友的判断，调整国际战略。就大战略而言，审慎、适当的敌友选择是国家兴盛的基础，而错误的判断导致国家的衰败乃至灭亡。调整国际战略就是重新评估和判断敌我友。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由于科技进步和市场力量消长的加速，国际实力对比变迁非常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能否及时、准确地判断敌我友，会直接导致民族国家的兴衰。所以，调整-2-《观察与交流》第一期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国际战略应当适时、准确、勇敢。二、国际战略与国家兴亡下面举四个范例来说明关于“敌我友”的判断如何决定国家兴衰。1．齐国的“事秦谨，与诸侯信”战国七雄，秦在西，另五国——燕、赵、韩、魏、楚——在秦国之东自北向南一线排开，齐国则在五国之东。六国中任何一国与秦修好，甚至图秦国攻击他国之利，称为“连横”。六国中，任何国家之间抵御强秦的联盟称为“合纵”。因工商业繁荣，文化发达，齐国在六国中最为富庶、强大。齐与五国“形势相资，表里相依”，若与任何五国之一联合，即足以制衡强秦吞并六国的目标。但齐国太后为齐王（田建）立下“事秦谨，与诸侯信”的“准”连横策略，从而给了秦国“远交近攻”的机会。秦国与五国背后的齐国修好，给齐国奉上“东帝”的空洞尊号，对五国实施各个击破。每吞并一国，秦的实力就大增一步。齐国“撤其藩篱以媚盗”，以为“盗将爱我而不攻”。唇亡齿寒，最终导致大势已去，齐国不战而降，在位四十年的田建成了亡国之君，“饿而死”。所以，史家将“事秦谨”鄙视为目光短浅的“亡国战略”。大战略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偏安于小康者生于安乐，死于忧患。-3-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观察与交流》第一期2．宋朝的“儿皇帝”与其他被欺负的弱国结盟，平衡凌辱本国的强权，较弱的一方才能自保，这是维护安全的铁律。宋朝打不过北方的强国，便“加入”对方，对强权称臣纳贡，自称“儿皇帝”，幻想靠依附强权而自安。尔后更欺软怕硬、为虎作伥——宋朝先与较强的金国结盟，击宿敌辽国（契丹），被金国吞掉半壁江山；后又与更强大的蒙古结盟打击宿敌金国，被蒙古完全吞并。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金强辽弱，宋应与辽结盟抗金；蒙强金弱，宋应与金结盟抗蒙。齐国与宋朝都幻想“搭便车”，巴结和“加入”强权，就违背了安全定律。尽管宋的偏安政策与社会经济繁荣联在一起，齐国也在五国与秦的混战中维持了“偏安”，两者在战略上同样愚蠢，下场也同样悲惨。3．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战略纵横能适时、准确、勇敢地调整大战略的人被称为“战略家”。在共和国的前二十年里，毛泽东两次调整大战略。我国初期的主要对手是美国，当然奉行“联苏抗美”战略。仅仅十年后，苏联对我之独立自主形成威胁，毛毅然调整大战略，自力更生，采取双抗战略。在双抗的十年里，毛一方面借助苏联力量压美国离开西太平洋，另一方面又借助美国力量钳制苏联，还分别在两大阵营中打楔子。又过了十年，到了1970年代初，美国在西太平洋败局初呈，苏联乘势而入，-4-《观察与交流》第一期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成为世界霸主的趋势初现端倪，毛再次毅然调整战略，实行“联美抗苏”。在此后的十年里，“联美抗苏”还伴随那个进攻型的“三个世界”思想：联合亚非拉，修好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第二世界，反对世界霸权。二十五年后，毛泽东那梦幻般的弱势组合使我国转危为安，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受尊敬的国家之一。4．苏联领导集团的“新思维”及时、准确地调整国际战略也曾是列宁、斯大林时代的突出特点。“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是出色的大战略。《布列斯特和约》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则是缜密思考后的战略险招。灵活、准确的国际战略帮助苏联在短短二十年间就飞速崛起，从“帝国主义阵营最薄弱的链条”变成世界第二大强国。自战略家斯大林死后，面对西方世界分化瓦解、点滴渗透、和平演变，苏联领导集团开始进退失据，甚至认敌为友。赫鲁晓夫时代提出“和平竞赛”，勃列日涅夫时代对“缓和”及“欧安会”起了幻想，以至堕落到戈尔巴乔夫的“国际政治新思维”。“新思维”强调“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美苏两国“除了领悟共同生存这一伟大真谛以外别无选择”。在这敌我不辩的“新思维”指导下，苏联社会政治价值观和政治体制迅速西化，仅仅6年，就败掉了74年的苏维埃政权，也败掉了一个超级大国。戈尔巴乔夫得到了敌人赠与的-5-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观察与交流》第一期“诺贝尔和平奖”，而苏联人民陷入了内战和分裂的战火，失去了养老金、健康、寿命、安全、以及尊严，还被极少数权贵和金融寡头疯狂地掠夺。错误的战略导致了一场大悲剧。“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判断各方实力对比的变化，准确定位敌我友，适时调整国际战略，是国家兴衰的关键。三、中美关系十五年的得失准确地评估中美关系的得失，是调整我国国际战略的前提。1980年后，“联美抗苏”进入了如火如荼的第二个十年。到了这个十年的末尾，苏联骤然崩溃，美国独霸世界，中美关系的性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开始，美国在中美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的每次大选，甚至中期选举，都牵动我方神经。美国独霸世界已经十五年了。在这十五年里，中美关系在风风雨雨中迅速发展。对于中国，中美关系已经成为“重中之重”，经常左右中美关系，乃至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但对美国，我国渐成其独霸世界最大的潜在障碍。由经济、政治、外交三个方面看，十五年后的今天，中美间的紧密关系由“得大于失”逐渐演变为“失大于得”。或者说开始向“失大于得”逆转。-6-《观察与交流》第一期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笔者的评价未必正确，但提出和讨论这个问题是非常必要的。1．在世界市场分工体系中开始呈现失大于得与美国的紧密关系是我国进入世界市场的门票。美国是这个市场里的超级运动员，也是“管委会主任”兼“公安局长”。中国为这个市场提供了35%以上的产品，却被市场钦定为总价值的7％。我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后就天然形成了这种“分工”。在市场机制的原理上，形成这种分工的原因被称为“比较优势”。因为这种“比较优势”，再加上飞机大炮的优势，资本主义市场每日每时都在制造着新的、更大的不平等。这也是社会主义者抵抗市场机制的主要理由。尽管我国经济总量与美国经济总量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但双方产业结构、经济效益、乃至国民人均收入的差距却在拉大。我国各主要经济部门，如能源、制造、金融、出口等行业，开始变得脆弱，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敏感性和依赖性加强了。有了中国在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上的“双顺差”，美国才能维持“双逆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美之间拥有了经济结构上的“相互依存”。从这种所谓“相互依存”被经常转换成对我国的要挟来看，我国的依赖性昭然若揭。可以说，这种“分工”让美国和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基本满意。但对我国呢？在世界市场上，我国期望获得五大项利益：（1）先进技-7-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观察与交流》第一期术、（2）引进外资、（3）海外市场、（4）扩大就业、（5）管理知识。在总体上说，十五年的中美紧密关系让我们得到了除技术外的几乎一切。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欲打破“比较优势”分配给我们的市场分工地位，靠的就是先进技术。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绝对优势才是其强大的坚实基础。我们今天或许用十亿件衬衣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但若干年后还要用一百亿件衬衣换一个更先进的航空器吗？对美国的依赖，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恰是我们获取先进技术的最大阻碍。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发现，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奇特地成了世界第三大资本输出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债权国”。我国政府无力支付高中义务教育，却在给美国政府发放事实上的巨额无息贷款。这不是我们的主观愿望，而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结构压力的结果。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发现，对海外市场的依赖构成了我国经济安全的最大隐患。对海外金融和贸易市场的依赖，沿海地区出口加工市场的繁荣，是伴随着内地大型企业的下岗和失业的，也是“三农”问题，房价问题的原因，还是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发现，那些“与国际市场接轨”企业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经常并且必然地包括野蛮的血汗工厂和计件工资，并不比“过时”的中国企业管理制度-8-《观察与交流》第一期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更人性、更有效。在西方国家普遍采取类似我国过去国有企业式的雇用劳动制度之际，我们却在重复初级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制度。这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驱动两级化社会的又一个例证。总之，我国与美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结构，大体让美国和西方世界感到满意，却开始让我国感到“内虚”。2．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开始呈现失大于得由于同美国的紧密关系以及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关系，我国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已经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一潭死水，万马齐喑的局面被打破了，空前繁荣的社会多元化局面出现了。然而，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开始遭遇棘手的社会管理危机。政治上，社会主义原则遭到了严峻的挑战，社会主义信念被逐渐边缘化。腐败在我国党政官员中泛滥，“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党正在丧失广大劳动者的信任。党员质量迅速退化，严重制约着党的执政能力。这与中美之间的密切关系是连在一起的。经济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正在丧失做人的尊严，遑论平等。然而，市场迷信却在持续蔓延。这与世界市场和中美密切关系也是连在一起的。社会上，在美国官方势力的推动下，选举迷信已经成为-9-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观察与交流》第一期我国的主流话语，直接向我国党政体制发动攻击。文化上，文学和演艺界被市场资本牵着鼻子走，受荷尔蒙甚至外国资本指挥。我国文化市场出现的问题，同样与我国同美国的密切关系连在一起。十五年的成就是巨大的，但十五年之后，问题也是明显的。我国繁荣了，价值观却随美国的意识形态起舞，社会变得非常脆弱，埋下分裂失败的伏笔。提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和谐社会”是及时的，是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也是居安思危，解决“万历十五年”问题的号角。然而，我们还需要突破点。不调整国际战略，不明确孟子所说的“敌国外患”，我国各类问题其实都难以解决。3．在国家安全环境上的得失苏联解体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民主”国家把我国当成主要对手。美国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利用人权为借口和武器，利用政府的和非政府的组织对我国进行渗透，通过赴美国培训的机制对我官员进行“洗脑”和收买，甚至直接和公开地渗透我国的立法、行政、及军事机构。这些已经形成了对我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美国还对我国实施直接的军事围堵。尽管9.11暂时延缓了美国的攻势，美国却也在利用与穆斯林世界的斗争迂回围堵我国。朝鲜问题，台湾问题，中亚问题，中东问题，日本-10-《观察与交流》第一期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问题，乃至直接干预我国的军费和发展海军问题，背后都是美国，矛头也间接或直接地指向我国。美国的军事围堵花费巨大，却效果不彰，拳头打到了棉花里，因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