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军火贸易动机演变与国家战略博弈

国际军火贸易动机演变与国家战略博弈文章提交者：张建龙加贴在环球风云铁血论坛历史上每一次战争都会提醒人们武器的进展；在安全意义上，战争又会刺激那些有被威胁感的国家对先进武器寻购的胃口。国际军火贸易不同于一般的国际民品贸易，既属于军事领域里的经济活动，又与政治外交战略和军事战略密切相关，因此成为国家战略中的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一般而言，人类活动都受一定的动机支配，军火贸易亦然。研究军火贸易动机的历史演变，将有助于我们从宏观角度审视军火贸易在国际政治、经济贸易和安全领域的杠杆作用。在军火贸易成为一种国家行为的前提下，军火贸易动机演变的轨迹其实亦是国家战略调整的直接反映。动机决定内容和形式，因此本文的目的不是概括纷繁芜杂的军贸现象，而是探讨现象背后军火输出大国军贸动机的演变，分析在国家战略下军火贸易动机选择与组合的特点，并试图就中国作为日益发展的大国对军火贸易应该持有的战略进行思考。一、国际军火贸易动机演变的历史军火学名军品，是指为军事需要而生产的产品，包括武器装备、弹药、军品生产设备、军用零配件以及其他被认为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商品。有的国家还将军事技术转让、军品生产所需的原料、军事训练中的技术服务等也划归军品之列[1].军火贸易则指以货币或其他商品为媒介的军品有偿转让活动。由于军火贸易是以武器为主要代表的，因此根据武器交易的特点，可大致将国际军火贸易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最早的武器贸易开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个阶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到冷战结束；第三个阶段从冷战结束至今。武器因战争而存在，国际军火贸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争的源头。在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早期，伴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为满足各部落间私有掠夺和杀伐征战的需要，出现了最早的国家间武器交易。随着国家常备军的组建，武器逐渐从生产工具中分离出来，武器交易也开始频繁起来，并在商品贸易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最初的军贸市场。据史料记载，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地中海北部沿岸地区，是世界上最早的武器交易市场。当时，作战国的武器除了靠士兵自筹、民间手工业者和国家制造、战争掠夺外，已经开创了靠国家间的贸易来获得的途径[2].而交易的动机，一方为了赚钱，另一方则为了获取武器以在战争中战胜对手。14世纪以后，在欧洲热兵器逐步发展起来。枪炮等热兵器的出现，对世界军火贸易产生了两大重要影响：一是过去相对分散的兵工作坊逐渐被相对集中的武器工厂所取代；二是新型武器的价格远高于刀剑等冷兵器的价格，使过去分散的个人武器交易逐渐被武器生产集团或国家间交易所取代[3].15世纪地理大发现和对黄金的狂热追求，使欧洲强国纷纷在海外用火与剑掠夺殖民地，进行野蛮的原始积累。随着列强对殖民地争夺的加剧，对殖民地的军火输出也大量增加，它们往往把军火输出作为一个重要的工具，这可看作将军火贸易作为对外政策工具的滥殇，同时也为现代军火市场奠定了最初的地域特征。这一时期，欧洲列强对殖民地输出军火的动机在于：（1）提供军火巩固殖民统治；（2）收买当地反政府力量以排挤别国势力；（3）换取土地和其他政治、经济、军事特权。总之，随着封建制的逐步瓦解，欧洲列强对殖民地的争夺以及工业革命的兴起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国际军火贸易正式拉开了帷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军火交易只是个体军火商之间的商业买卖，不受政府约束。比如德国（普鲁士）的阿尔弗雷斯？克虏伯和英格兰的阿姆斯特朗勋爵，卖军火仅仅为了赚钱。用克虏伯的话说卖军火是一种“在他的工业天敌的包围中，向海外领域寻求他的人民就业与食物的方法”。克虏伯公司生产的枪炮，有一半以上出口到47个国家，其中也包括德国的敌人。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例子是在1866年奥-普战争中，交战双方都使用克虏伯的枪炮互相残杀。俄国军火商巴塞尔？扎哈罗夫爵士更是将商业利润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他曾在1936年非常坦率地告诉“伦敦星期日新闻”：“我向任何愿意买我的武器的人出售武器，在俄国我就是俄国人，在希腊我就是希腊人，在巴黎我就是法国人”[4].战争的残酷使人们开始反思这些不受限制的私人军火商的行为。私人军火商一时被人们谴责为“魔鬼”和“死亡商人”（MerchantofDeath）。一位参战的英国指挥官这样刻画私人军火商：“国外和国内军火贸易之间的联系是现行私有生产体系中最敏感、最危险的特征。现存国际军火交易圈中群魔聚汇，他们手拉手地进行着各种肮脏的交易。”由于私有军火商人的不负责任，于是人们寄希望于军火生产与交易的国家管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共同签署的一份“受害国同盟协议”声称：“各同盟国一致认为应公开反对私人的军火及战争工具制造企业的生产活动。”[5]许多评论家更是不断呼吁对武器生产实行国有化。由于西方军火生产企业股份制推行得早，很少是国有的，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通过修改武器交易政策对武器外销加强了控制。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德国推行扩张政策并疯狂扩军备战，国际军火贸易再次火热。美国人开始不知是为了钱还是希望欧洲再来一场战争，以便坐山观虎之后从中渔利。据统计，德、意等国1937年从美国购买的武器就比1936年增加了4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军火交易呈现集团化趋势，即轴心国和同盟国两大集团各自在内部开展军火交易。这时期的军火贸易纯是为了打赢战争，但同盟国内部的军火贸易为美国对战后世界军火市场的垄断与控制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保证对盟国的武器供应，颁布了著名的《租借法》，该法案从1941年3月11日通过到1945年9月2日废止，其间共有33个国家与美国签订了租借协定，租借援助总额达502.44亿美元。美国的租借法案，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军火贸易活动，也是美国叩开世界各地军火市场大门的钥匙，使美国建立了与世界各地的军火供应线和经济联系。从此，军品出口成为执行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而这一工具的真正应用应从1947年开始。1947年，美国宣布了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冷战全面开始，世界基本上一分为二，形成美、苏两大阵营。冷战时期军火贸易的主要特点是阵营（联盟）内贸易，两大阵营的军火市场分别为美国和苏联所垄断，并且军火贸易和军事援助相结合。例如马歇尔计划的“援欧”，拨款共计131.5亿美元，绝大部分用于军事目的.而苏联则对东欧派出庞大的军事顾问团，改组东欧国家的军队并输出大量的武器装备。两个超级大国通过武器出口，以加强对一些战略地区的影响和渗透，控制武器接受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获得在盟国的军事基地使用权和驻兵权等。因此，为了争夺世界霸权、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美苏两大市场寡头都把军火贸易作为与盟国加强全面联系的有力纽带和反制对手渗透与争夺的有力杠杆。1980年代后期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军贸市场呈现出以下新的特点：第一，随着冷战结束、东西方形势的缓和，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削减军事预算，发展中国家因债务增多或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而缺乏购买先进武器的资金，曾一度导致全球武器需求量减少。如1989年世界军火销售总额达376亿美元，到1995年降至228亿美元，减少1/3强。第二，西欧国家武器出口能力大大增强，巴西、以色列和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开始以较强的竞争力进入国际军贸市场，使得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全球军火市场开始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在买方市场态势下，突显了“消费者主权”，武器进口国有了讨价还价的权利；武器供应商的增多，使武器进口国减少了对单一武器源的依赖；军火市场竞争的加剧，全球军火需求的整体减少，使得军事大国庞大的国防工业基础面临困境。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简称SIPRI）1994年的一份研究报告统计，美国国防工业部门1993年约有60万人失业。而俄罗斯面临的压力更大，由于军工生产削减60%以及军转民计划的失败，导致100多万人处于失业的边缘。以上原因，使得军火生产大国军火输出动因中的政治控制动机弱化，经济动机开始处于主导地位。但是，由于各国工业技术基础不同，这种差别使技术先进的国家有可能垄断国际军火生产和市场销售。另一方面，难以消除的地区潜在冲突造成了持续的军火需求，军火供求的非均衡为军火生产大国把军火销售继续作为一种达成本国政治经济军事目的的外交工具提供了可能。并且，在某种政治背景下，一国（军火接受国）与另一个国家尤其是有影响的大国间的关系是不密切的，希望能够通过军火贸易加强与大国的联系，以获得其政治上的支持。第三，冷战后的世界呈一超多强的格局，各国的国家战略不同，比如有的想领导世界，有的想成为区域强国，有的只想多赚些外汇，因而其对外政策就有很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在垄断竞争的军火市场上，军火输出动机因本国国家战略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取向。这也正是为什么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等军火输出大国近年来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军火贸易计划的原因。虽然动机不同，同样使国际军贸市场自1995年开始出现来了交易反弹。反观历史，军火这种特殊的商品，在私人军火商手中只是一种参与市场交换用来赚取面包和黄油的经济学意义上的普通商品；而在政府手中，军火这种商品的价值逐渐被一一发掘，成为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上的战略工具。军火贸易的杠杆作用突出地表现在：（1）沟通与重建国家关系的重要手段。军火贸易能够达成更为长久的互惠合作，不仅是技术的合作，而且带来服务的合作，从而带来国家间关系的改善。（2）带动民品贸易的国际准经济纽带。国内国际军火订货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国防工业的衍生效应带动国内产业的发展和国内就业的稳定与提高，军品贸易对民品的连带效应可对本国国际贸易产生间接贡献。（3）撬动对手战略调整的有力杠杆。军火贸易在有敌意的国家或地区间进行，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双方均势的失衡，失衡的局势必然迫使对手调整战略，以应对变化的局势并寻求新的均势。对手战略调整的方向有两种：一是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条件是对手在不均衡的军事力量对比中暂时妥协或让步；二是对手也大量采购军火，从而引发双方的军备竞赛。对于军火贸易所可能引发结果的预期，必须根据既定的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来分析其概率所处的区间。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曾留给世人一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将地球撬动。那么军贸杠杆的支点在哪里呢？支点就是各国纵横交错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战略利益。军火角色的转移，军火价值的“增值”，使得军火输出大国开展军火贸易的动机多元化，军火输出动机在国家根本利益下的组合，体现在国家意识中即是军贸政策，体现在现实中是国际军火贸易的火热。二、军火输出大国军贸动机选择的实证分析如前所述，军火贸易是一种战略工具，军贸动机选择必然根源于国家战略，军火贸易的开展也必然带有浓厚的战略色彩。一种国别分析有助于把握各国国家战略的实质；另一方面，由其国家战略不难推断其军贸动机的选择和军贸政策的走向。1.美国2000年年中，美国务院发表了一份1999年全球军火贸易研究报告，称美国该年武器出口达118亿美元，占全球军火出口的1/3，居世界第一位。报告指出美国军火贸易的特点：一是美国武器出口额呈逐年上升趋势，如美国武器销售1997年为77亿美元、1998年为103亿美元、1999年升至118亿美元，年增幅高达14%.二是世界军火市场竞争激烈，美国凭借其传统军售地盘和技术优势，仍占据优势地位。三是美国军售对象主要为发展中国家。1996年以来，美国与发展中国家达成了价值257亿美元的军火合同，占全球总额的1/3以上。1977年，美国国务卿赛鲁斯·万斯列举了冷战时期美国武器输出的十项用途：（1）支持在解决地区冲突中的外交活动；（2）影响那些控制战略资源的国家的政治方向；（3）有助于维持地区力量平衡；（4）加强与我们有共同防务协议的主要盟国武器装备的共通性；（5）促进在威胁与防卫方面的自我满足；（6）加强进口国的国内安全与稳定；（7）阻止苏联的影响；（8）加强同政界精英的接近与影响；（9）在与美国直接有关的问题上对各国政府起到影响作用以及保证基地权利、海外设施和转运权[7]；（10）安全援助可节省国防预算。另外，美国参联会在1984财年的军事形势报告中写道：为促进美国的利益，安全援助（军火输出）的战略目标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