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武装的中国——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

时殷弘：武装的中国——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发布时间:2012-03-0614:43作者:时殷弘字号：大中小点击:1396次【作者简介】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100872）【内容提要】作者从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的视野出发，审视在中国战略理念传统方面影响最久最大的《孙子兵法》，论述在战略精神和外交意蕴上与之契合的、汉帝国前期的“外交防御”和“朝贡和平”。接着，凸显中国另一类古代战略传统，即彻底歼灭和决战决胜的大规模远征。随后主要概述明朝中期儒家战略的得胜和中华帝国的军事衰落，前者显露出孙子式战略的压倒性显赫地位的政治文化基础。进至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揭示和深切理解他的“孙子与克劳塞维茨结合”式的战争和战略方式，连同他的战略缔造和贯彻的活的“灵魂”。最后，在中国悠久传统的背景下，论析当代中国大战略的复合性内涵，并且提炼出对中国战略史和外交史饶有意义的几项深层道理：力量对比变迁与战略形态变迁之间有结构性因果联系；中国在深刻的文化意义上更易倾向于孙子式的或儒家的战略传统，连同其裨益与弊端；这种战略倾向有其复杂的外交意蕴和一贯的优先“主题”，即争取代价最小化而非收益最大化；因而，中国较难胜出的自我挑战较经常地在于，必需之际能够正面攻坚，以至决战决胜。【关键词】战略/中国战略/外交传统/孙子式战略/儒家战略/毛泽东战略方式/克劳塞维茨UU8589640［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2011）06－0004－30一导言：共同基底之上的战略传统和外交传统古今中外，政治的首要内涵或至少历来最受政治史家和政治观察家们注视的内涵，在于以利益抵牾、意志抵牾或激情抵牾（无论在每一具体情势中哪个最为本原）为基本动因的权势抵牾。因此，政治往往包含暴力冲突或其潜在可能。由于这个在人类政治共同体的内外事务中至关紧要的深刻机理，直接旨在预先准备或当下操作有组织的大规模暴力冲突的“战略”——狭义或原本意义上的战略——便往往与国家政治相随相伴。而且，既就这类冲突及其可能性在其中远为多见的先前所有大时代来说，也就早被霍布斯当做“自然状态”/“战争状态”这一抽象概念的唯一纯真实例解的国际关系来说，上述意义上的战略可谓始终与国家政治相随相伴。不仅如此，穿越历史长河，依凭记忆和经验传承，保持其存续的民族或国家共同体必会生成它们的“战略传统”，并且经过局部更新或固守成规的方式经久延续这些传统。另一方面，政治人类从来就是“文武相济”，而就民族或国家的对外关系来说，“文”的重要成分之一便是“外交”。按照同样的道理，它们必会生成和延续它们的“外交传统”。一般而言，战略传统与外交传统有怎样的关系？在较肤浅、较直观的层面上，这两者间的关系类同于战略与外交间的关系，即主要是工具互补式地协同服务于民族或国家在一个历史长时期内的根本政治追求，无论其为安全、内部巩固或对外扩张和帝国统治等。然而，在远为深刻的层面上，战略传统与外交传统的关系是“镜面”互补式地共同反映民族或国家的基本特性和政治文化，或者说后两者是前两者的共同基底。就这些传统而言，最根本的问题都在于：（1）它们是哪个民族或国家的传统？（2）这个民族或国家从历史性的基本特质和政治文化“精神”来说是怎样的民族或国家？然后应有或必定的“次级”根本问题在于：（1）在世界观、意识形态、政治习俗乃至战略传统和外交传统方面，怎样的历史经历塑造了怎样的基本经验？（2）在这样的历史经历和经验的塑造和影响下，这个民族或国家有怎样的战略传统和外交传统？（3）它们作为一类重大因素，对其各个历史时期里的战略和外交方式大致有怎样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而且作为一个在其大部分时间里有不同程度的政治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具备世界上就此而言因延续不息而最为漫长的历史——生成、扩大和发展的历史。因此，中国的战略传统尤为漫长；也因此按照常理，这传统必定兼具稳定性和能动性，也必定复杂和多元。如上所述，它们必定有其“外交意蕴”，即与外交传统有相当的共通性，与之一起“镜面”互补式地反映中国数千年兼具稳定性和能动性的基本特性和政治文化，同时必定对外交传统的形成和演化有殊难揭示清楚的重要影响，并且必定对中国在其各大历史时期里的战略方式乃至外交方式的生成作用非浅。所有这些对当今的含义和对未来的启发无疑十分重要。或者说，对中国往昔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的回探无疑大有助于发现和理解当今中国的战略和外交特性，连同“揣测”中国未来的战略和外交方向。鉴于论说对象历时非常漫长，而笔者与之相应的已有学识和思考经历有限，因而本文的考察将是颇为“跳跃式”的，亦即具体地涵盖从古至今中国历史的仅仅某几个时代的主要战略及外交图景，而对另几个时代的述及只是“飞掠式”的甚或隐含的。然而，宏观地俯瞰，它涵盖连续数千年，并且特别试图有所创意，在显露中国战略及外交传统的复杂和根本多元性方面，在深入它们的民族特性/政治文化底蕴和相关的中西比较性透视方面。具体地说，本文将首先从西方现当代经典的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和战略思想视野出发，概要地审视在中国千年战略理念传统方面影响最悠久也最大的《孙子兵法》，然后相应地论述在战略精神和外交意蕴上与之大为契合的、汉帝国前期70年对匈奴帝国的“精致迂回”、“朝贡和平”和“韬光养晦”——迫于实力羸弱的弱势外交。接着，本文将凸显另一类中国战略传统，被当代无论中外的大多数中国战略传统考察者们轻视甚而漠视的古代传统，即彻底歼灭和旨在决战决胜的大规模远征（它们甚至比拿破仑更拿破仑，比克劳塞维茨更克劳塞维茨），同时例解性地显示一种古代中国版的“（西方）‘经典’外交”——依据近乎压倒性的优越权势的外交，包括超级强国的“分而治之”外交与文明化名义下的帝国“福音外交”。随之被谈论的是以后在历史上影响远为深刻和重大的明朝中期“儒家战略”的得胜（它很鲜明地显露出——在其他之外——孙子式战略在中国战略传统和战略思想史中大致而言的压倒性显赫地位的政治文化传统基础），连同中华帝国的军事衰落。此后，本文的论说跃入中国现代，简要地从战略认识论和根本战略方式的角度谈论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他的战略缔造和战略贯彻的“灵魂”；就他的革命战争生涯总体而言他那“孙子与克劳塞维茨结合”式的战略方式，或者说是上述两大类中国传统更好地结合的战略方式。然后，本文将在中国战略和外交的悠久传统的背景下，概要地论说当代中国的大战略及其外交含义：作为“不对称”战略的和平发展与作为“对称”战略的军力大发展。最后，本文将回到它赖以开头的孙子与克劳塞维茨，并且提炼出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饶有意义的几项深层道理。二孙子对克劳塞维茨：对中国战略思想的“假定”源头和恒久圣训的一种审视生平大致与孔子和埃斯库罗斯同时的孙子一向被视为中国战略思想大致单一的源头，而且至少从汉初司马迁言“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①起直至当今，始终被中国人当做关于军事和战略的无与伦比的圣训缔造者，即使在中国人知道了例如汉尼拔、大西庇阿、拿破仑和克劳塞维茨等西方最伟大统帅或军事思想家之后，而且有了毛泽东这样的伟大战略天才之后。然而，孙子作为中国战略思想的单一源头实际上是“假定性”的，因为尽管他的思想异常杰出精深，且其问世甚至早在例如两次希波战争、提米斯托克里斯（“正统”西方最早的杰出的大战略家）和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经典战略史的最早的伟大记述者和分析者）之前，但在他稍后——且不谈他同时代或不久后的若干伟大战略实践家——中国产生了“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尽——笔者注，下同］其义”②的司马穰苴《司马（兵）法》，它尤以明确和严密的统帅军事的政治和体制意识最见其辉煌，尽管当今大抵只被中国军事思想史研究者了解。孙子取得那么伟大恒久的声誉和在中国战略传统方面的至高地位，除了他的思想确实异常杰出精深之外，一大原因就在于他留传了一部甚为系统、言简意赅的格言式的《孙子兵法》，那必然和易于吸引世世代代研读、记诵和阐发的程度是世界军事思想史上任何其他军事典籍或战略史述都远远比不上的。不仅如此，这还缘于一个非常深刻的政治文化和战略文化原因：在“气质”和功利的双重意义上，孙子被传诵的思想大致契合或容易变得契合汉初往后作为中国主流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因而能够得到后者极有力的“无形”支持，尽管这肯定决然超出孙子本人可能有的任何想象。然而，无论是作为单一源头的假定性，还是被当做圣训缔造者的恒久性，都显露了中国战略思想主流传统中一种甚为有理但仍偏颇的绝对主义。为了消减这种绝对主义，对孙子的遗训乃至中国战略传统有更宏大和深切的发现和理解，笔者在此要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观的核心内涵，对孙子的战争观做一番比较性的审视——“克劳塞维茨式”的审视。完全能够这么做，正如完全能像一些美国战略学家就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完全失败和在伊拉克的狼狈困境早就做过的那样，对克劳塞维茨做“孙子式”的审视，以便发现、把握并警戒克劳塞维茨理念和现当代西方主流战略传统的相对性、局限性和可能陷阱。可以预先展示这番比较性审视的结论：孙子漠视或掩盖由克劳塞维茨极明确地揭示和突出战争的最根本性质——其本身由强烈的敌对激情驱使而无内在逻辑限制的暴力行动和暴烈冲撞，因而他那优雅精致、可称令人舒适的战略风格大致脱离了暴力及其危险的实际情况；孙子对于“知”极端注重，对于能够达到透彻无疑的“知”无限自信，因而与反复强调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广泛存在和重大影响的克劳塞维茨截然相反，正是后者首次将此与暴力和政治并列，置于战争探究的中心地位。需要强调，在孙子学说与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大相径庭的上述两个主要方面之间，是第一个方面对中国千年主流战略传统的塑造和持续有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也是这个方面在战略文化意义上如前所述契合儒家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因而得到它们的有力支撑。克劳塞维茨归纳的战争的第一大特征在于强烈的敌对情感和暴力性。他在《战争论》中批评说：“如果把文明民族的战争说成纯粹是政府之间的理智行为，认为战争越来越摆脱一切激情的影响，以致最后实际上不再需要使用军队这种物质力量［进行流血战斗］，只需要计算双方的兵力对比，对行动进行代数演算就可以了，那是莫大的错误。”③他还批评说：“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认为，一定会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者打垮敌人，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这种看法不管多么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同样做的时候就必然会取得优势。这样一来，他就使对方也不得不这样做，于是双方就会趋于极端。”④克劳塞维茨的这些批评主要针对18世纪欧洲“经典”时代的主流战略观念，但它们可以全非离谱地被当做也针对孙子式的全胜论。什么是优秀的和低劣的战略方针？孙子提出他的标准：“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⑤“全”就是保全，优秀的和可有的战法就是克服敌国、敌军和敌方部队而无破坏和摧毁，亦即全无暴力、流血和战斗。他的结论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⑥与克劳塞维茨相比，孙子的战略主张表现出一种优雅风度：战争的主要内容是智谋，是理智的谋划与准备，是（犹如18世纪欧洲主流战略思想要求和赞誉的“精致迂回〈refinedmaneuver〉”）将敌方诱人或逼人精心构设的无望境地，以致其不战而屈，不战而降。激情和激战从优化标准看不但多余，而且有害。完全可以想象，对于春秋时代忙于从事国际竞争和冲突、但是可用资源甚为有限因而非常顾虑战争成本的多数君主（包括纳用孙子的吴王阖庐）来说，希望得到纳用的孙子的这一套大有吸引力，孙子肯定也预先懂得这一点。至于克劳塞维茨透视到的战争活动的第二大特征，则在于不确定性、偶然性和不可预料性的广泛存在和重大影响。有了这个理念，并且将它排在战争的基本层次上，是克劳塞维茨的革命性创造，导致他的战争哲学更是活生生的战争哲学。最大的不确定性大概源于往往最难预知的意志力的作用；此外，还有其他一切突发和可能层出不穷的变故、事故、差错等，连同它们对于决策、士气和战斗、战役乃至战争的结果的影响。然而，孙子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