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运营论

资本运营论资本运营理论简介；《资本运营论》赵炳贤序一赵炳贤新著《资本运营论》讲的是我们中国的运营“资本”的理论和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故事。这是中国第一部从宏观资本配置和重置、企业资本运营与扩张，以及投资银行的地位和作用等不同的方面来论述资本运营和投资银行的专著。可以说，论述了一个迄今为止在市场经济方面人们较少涉及的领域，当然资本运营论本文内容：《资本运营论》赵炳贤序一赵炳贤新著《资本运营论》讲的是我们中国的运营“资本”的理论和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故事。这是中国第一部从宏观资本配置和重置、企业资本运营与扩张，以及投资银行的地位和作用等不同的方面来论述资本运营和投资银行的专著。可以说，论述了一个迄今为止在市场经济方面人们较少涉及的领域，当然，很多更是计划经济词汇里没有的东西。当前，中国经济改革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在“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鼓舞下，全国人民正在努力为实现具有全局意义的“两个根本转变”而奋斗。现在人们关心的是全国巨额存量资产如何通过流动和重组来发掘其巨大的经济潜力？中国的优势企业集团如何培育、发展和壮大，如何实施兼并、收购和重组来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中国的企业家如何进行资本运营和扩张？中国如何培植和发展自己的投资银行和投资银行家？中国的投资银行家在中国企业改革和资本运营中应当充当什么角色？《资本运营论》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了这些问题并为你讲述了许多有关资本运营的故事。经济运行有其客观规律性。但是，经济运行是复杂的，的确有许多难以捉摸的因素，故而探求规律本身就是一项十分艰苦的过程。而中国经济的实践有其更加复杂的一面，我们除了要了解客观世界的复杂性之外，还要克服我们自身的许多人为障碍，尤其是要克服我们自已为自己设置的许多思想禁锢。以投资来说，在计划经济的词汇里，投资只同基本建设有关，没有证券、股票、债券，没有证券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没有BOT和项目融资，也没有企业并购重组和产权交易，当然更没有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产业。这些，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简直就是离经叛道，然而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又非常必要。由此想到一千多年前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桃花源里住着一些与世隔绝的人，“先世避秦时乱，不知有汉，遑论魏晋。”后来，大概是马季编了一段相声，把一位“秦人”请出了桃花源，来到现代社会，领略到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现代事物和现代风光。对我们来说，长期的计划经济模式，加上僵化的传统理论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人们的思想受到太多的禁锢，轻易不敢越雷池一步。现在经过18年的改革开放，要从计划经济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不得不走出原来高度集中管理和以直接控制为主的计划体制，走出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一切信用集中于银行的金融体制以及以财政分配为主的“大财政、小银行”的格局，以多种形式和多种金融手段来动员国内外一切资本，并谋求以恰当的方式来推动巨额资本存量的流动和重组，以此来培育和发展中国的优势产业和优势企业集团，进而壮大我们的国力。关键是要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企业和企业集团，跻身于世界跨国公司之林，并敢于同国际上的跨国资本集团一争高下。这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过去不屑一顾而又为我们很不熟悉的新世界，我们将不得不面对一大堆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都是计划经济所未见。如果不能解放思想，真正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因时、因地、因事制宜，采取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对策和措施，确实象那位“先世避秦时乱”的“秦人”，一旦走出桃花源，将无所适从，不知所措。这时，《资本运营论》可以使我们豁然开朗，一新耳目。二《资本运营论》首先以相当的篇幅从宏观角度论述了资本重置，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这既是中国经济的困难所在，也是中国经济的希望所在。一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的配置，即投资。资本配置的优化，不光有一个投资增量的配置问题，而且有一个投资存量即资产存量如何流动和重组的问题。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思想受到的禁锢最多建国之初，人们认为投资就是搞基本建设，搞固定资产的扩大再生产。所以从“一五”开始，就追求搞基本建设，上新项目，增加生产能力，以至在1958～1960年的“大跃进”中，基本建设规模搞得太大。一度扩大再生产挤了简单再生产，带来了铁道、电站的维修欠帐和京津沪沈等大城市设备更新的严重欠帐。“大跃进”的冒进，虽然只有三年，调整却花了五年。但是在十年“文革”中却再一次重复了这种扩大再生产挤了简单再生产的错误。首次突破这个概念的是孙冶方，孙冶方认为不能每年把钱都去搞基本建设，上新项目，而让已经建成的几十万个老企业都去拼设备，吃老本。他建议提高折旧率，把折旧留给企业搞厂房设备的更新和老企业的技术改造。孙冶方对企业的资金再生产，提出了一项重要的改革：国家管扩大再生产，企业管简单再生产。尽管从现在来看，这一改革迈的步子并不大，在当时却是一项重大的突破。从此人们才懂得社会主义建设不但要抓基本建设投资，而且要抓老企业和老工业基地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投资。以此为契机，从“七五”计划开始，提出了要把经济增长方式从追求速度的外延扩大再生产转到注重效益的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轨道上来。但是，什么是内涵扩大再生产？语焉不详。人们比较认同的就是在投资上抓老企业和老工业基地的技术改造。从这时起，人们把基本建设投资同技术改造投资一起安排，称作固定资产投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们逐渐懂得了吸引和利用外资。18年的改革开放当中，不但自己投资几万亿元，而且吸引了一千多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利用了一千多亿美元的外国贷款。但是这仍然是增量投入，上项目，办企业。尽管40多年来，我们不断地投资，配置了各种产业的生产力，形成了庞大的产业结构，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产权不能流动,阻碍了存量资产的流动。40多年来我们的企业只有开张，没有倒闭；优不能胜，劣不能汰；在投资上只有增量调节，没有存量调节。因而又造成了存量资产的凝固化，进而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凝固化。40多年来，我们的经济几乎不具有产业结构转移能力。这样，就提出了问题：40多年投资形成的产业结构，如果出现了不合理，应该怎么办？或者换一种提问题的方式，即使当初的投资非常合理，生产要素的配置非常合理，经过多年的运行，资源、技术、市场需求都会发生变化，因而就可能出现新的不平衡，使原本合理的资源配置又变成不合理，这时应该怎么办？比如，上海过去投资的卷烟工业、棉纺工业，现在如何转移到原料产地？有些工业企业继续摆在上海不合适，如何向中西部转移？有些工业企业，如何从市中心转移到浦东，或者郊县以至外地？无非是两种办法：一种是行政的办法：老企业“关停并转”，中西部、外地以及城郊或郊县，如果要建厂的话，则另外安排投资，这是计划经济的方法。另一种是市场经济的方法，可以通过投资银行进行产权转让、企业兼并和重组，让优势企业向中西部、外地、浦东或郊县扩张投资，让上海有机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或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这叫做产业结构高度化。我们现在产权不能流动，只能采取行政的办法，所以每年只能在需要的地方，以投资增量上新项目，而老企业却又“关停并转”不了，只能低效运转。每年只能以高投资换得高增长、高速度和低效益。这几年费了很大的力气加强宏观调控，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经济快速增长，财政金融基本稳定，外汇储备增加，物价和通货膨胀的涨幅下降，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但是微观上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额增加，效益不合理想，而且职工隐性失业和再就业问题突出。宏观和微观的反差很大。固然这里有多种原因，但是必须承认，确实有一个如何建立一种促进产业结构合理调整和转移以及资源配置优化和重组的机制问题。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投资形成的生产力配置和资源配置，如果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条件变化而出现了新的不均衡或新的不合理，这时应该如何形成一种使其自动趋于合理的市场机制？在这里，产权流动，存量资产的流动，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关键性因素。产权流动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是不允许产权流动的。18年的改革开放，人们在观念上，从排斥商品交换转到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巨大飞跃。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计划经济的奢望太多，总是设想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将能直接根据社会的需要来计划和分配社会劳动，也计划和分配社会产品，并且设想到将来会由此逐步过渡到不必再经过商品和货币进行迂回曲折的计算。在这种认识条件下，人们一直认为，只是在两种公有制之间以及对外贸易领域，才存在着商品和商品交换；连全民所有制生产的生产资料，都认为只是按国家计划生产和分配的产品，象斯大林说的那样，已经“失去商品属性，不再是商品，并且脱出了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仅仅保持商品的外壳”（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9页）。现在解放思想，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着商品和商品交换，承认生产资料也是商品,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既然社会主义要以公有制为基础,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怎么能够设想国有经济会容许国有产权的转让和流动？既然转让和流动只能是两种所有制之间的事情，允许国有产权的流动，岂非必然要导致私有化和国有资产的流失？1995年9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制定了“九五”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了在此期间要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转变：经济体制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同时提出了“依靠市场竞争，促进现有资产合理流动和优化重组”，“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第一次把资产存量的流动和重组，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这样，产权流动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其实，所谓“产权流动只能是两种所有制之间的事情”以及“国有经济内部不存在产权流动”的说法本身，就是思想僵化的一种表现。国有经济是一个庞大的整体，它是由许多独立的经济实体并以企业法人的形式联合组成的。这些企业法人，是独立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其经营有优有劣，效益有好有坏。因此，其存量资产及其产权，不但可能在两种所有制之间流动和重组，在国有经济内部各个经济实体或企业法人之间，同样会有国有产权流动和资产存量的流动。没有这种流动，不可能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不可能推动资源配置的优化和重组，就不可能保持国有企业的壮大、巩固和发展。因此，不是国有产权流动会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而是产权不流动造成的资产存量凝固化即呆滞本身，已经造成了巨额国有资产的损失，这比国有产权流动和存量资产流动可能造成的流失要大得多。稍微有一点生产知识的人都会知道，资产只有流动和利用才能创造价值，不流动即呆滞是创造不了价值的。所以说“产权不流动、存量资产不流动就不会流失”的观点，是一种陈腐的守财奴的观点，它在本质上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反动。至于不同所有制之间的产权流动，应该说这也是正常的，社会主义经济，既然是一种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在此基础上的产权流动，必然也是多元的流动。但是，对国有经济来说，以老企业的产权，换回等值的货币，再添置新的产权，并没有给国有经济带来损失，当然也就谈不上导致“私有化”。现在，“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确立了存量资产流动和重组的方针，发展资本市场和产权市场，发展投资银行产业，乃是当务之急。这不仅是搞活微观经济的需要，而且从加强宏观调控来说，非此不足以形成实现资源配置优化和重组的市场机制。《资本运营论》着重讨论了中国庞大的资本存量重置的问题，并介绍了国外有关资本重置的经验教训，突出地说明一条：资本配置必须以市场为主导。政府有限干预是必要的，但必须建立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之上。三资本运营，这也是计划经济词汇里没有的东西。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以来讳言资本，理论上有三大障碍：一是否定资本。以为社会主义不存在剥削，当然也不存在剥削剩余劳动的资本。二是否定商业信用。以为“商业信用是资本家相互给予的信用”（马克思），既然社会主义不存在资本家，当然也不存在商业信用。所以，长期以来取消一切赊销和预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