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赫而寂寥的国学大师

显赫而寂寥的国学大师解说：陈寅恪（1890-1969）中国现代最富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清华大学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教授被称为“旷世奇才”“教授的教授”曾子墨：没有俗世声名也不像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家喻户晓，陈寅恪的一生显赫而寂寥，吴宓在《吴宓文集》里回忆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惊其博学、服其卓识，驰书国内友人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就是这样一个“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1925年走进了美丽的清华园。解说：1925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张国刚（清华大学教授）：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留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这本身就是吸收西学来建设自己的文化。解说：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四大导师中陈寅恪最晚到校，而且在当时并不出名。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推荐，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校长说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黄延复（清华大学校史专家）：他的意思就是说，清华聘教授国学研究院的教授，怎么能连个著作都没有，连个学衔都没有呢？梁启超先生说，没有学术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他说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解说：1926年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这一年他刚满36岁，师生们惊叹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的一清二楚。他上课时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后来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黄延复：当时冯先生大学者，名气那比陈先生要响亮得多，冯先生老是在陈先生面前必恭必敬的，陈先生就跟他讲，他在那一方面点头，一方面好像还有很多的体会，当时学生就感觉到，说凭着冯先生那样一个堂堂的文学院长，那在陈先生面前，那都是好像以学生自居吧。解说：早年的湖南原本是保守闭塞之地，在洋务运动中突然开风气之先，兴学、办报、开矿、建工厂，这得益于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宝箴有个助手，也就是他的儿子陈三立，父子俩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原因是他们在湖南率先变法，陈寅恪就是这陈家的第三代，这一年他9岁。家国大难之后，陈宝箴携家带口回到了江西老家，陈三立索性专注于诗歌创作。“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门庭，走向了与传统仕宦截然不同的结局，父亲陈三立不要孩子硬科考、求功名，在陈寅恪13岁时，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自小博闻强记，打下坚实旧学基础的陈寅恪，因此并行不悖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后来陈寅恪因病从日本回国，考入复旦公学，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学堂，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陈寅恪成绩优秀，掌握了德语、法语，1909年陈寅恪毕业，他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这是他平生唯一一张文凭，父亲陈三立赶到上海送别陈寅恪，他把父辈两代人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陈寅恪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13年里他总共学习了梵文、印地文、希伯来文等22种语言。张国刚：陈寅恪他在德国的资料很少，为什么资料很少？因为他都没要学分，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他自己注册是印度学系他就在那读书啊，没事去听课啊，完全是一种文人求学，有点像游学一样，中国传统的游学。吴学昭（吴宓之女）：他前后在国外学习18年，我父亲常说他和唐僧玄奘是一样，留学的时间。他就是深究各种的古文字，东方的各国的文字他基本上都通。所以他研究这方面的史学，他有独到的方便之处，所以我父亲常说，他走了五大洲，结交了认识了很多人士，但是他感觉到最大的学问最钦服的是陈寅恪。解说：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不求博士文凭的陈寅恪，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他一心向西学。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从西方带回来的竟是东方学。张国刚：五四以后到西方去留学，他们感受到一种是什么呢？感受到一种中国文化在国际地位很大提高，跟现实当中中国的地位低完全相反，跟国内批判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完全不一样的反差。解说：陈寅恪后来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应吸收外来输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从这样一种感受作为出发点的。曾子墨：1934年《清华周刊—欢迎新同学专号》之《教师印象记》中，对陈寅恪先生的形象有这样一段描写，清华园内有趣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陈寅恪先生了，站在三院教室前的过道上上课铃响后，你们将看见一位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带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盖着棉裤，足下登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而来，这就是陈寅恪先生了。解说：就是这样一个陈寅恪，在1926年走进清华园成为四大导师之一，每逢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书，吃力地走进教室。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抱着书来的。而讲其他课程，他带来的书则是用蓝布包裹着的。他的讲课旁征博引，慕名而来的学生常常听不懂，听课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少。但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都一定是后来的大家。葛兆光（复旦大学教授）：他在逐渐使中国学术，走向国际学界的这么一个转轨的时候，他回来了，所以当时清华是非常非常有条件，把这个中国的学术提升到一个很新很高的领域。解说：1932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邀请出考题，不料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除了一篇命题作文外，就是要求考生对个对子，而对子的上联仅有三个字。“孙行者”一个名叫周祖谟的考生给“孙行者”对出的下联是“胡适之”，用的是当时最时髦的人物，出乎陈寅恪的预料，但用对对子这样的文字游戏，作为堂堂清华大学的招生试题，当时很多人难以理解，也有人误以为这是以旧学的看家本领向新文化挑战。陈正宏（复旦大学教授）：很多的学者都不清楚，真正的中国语文的特色在什么地方，那么他觉得用对对子这个方法，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语文，当然主要就是文言文它的真正的特色尤其是跟印欧语系的区分在什么地方。解说：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至死都坚持文言写作，文言的不足是与中国人的口语差别太大，在贫弱的中国许多先进知识分子都把语言的改造作为民族进步的先决条件，但陈寅恪却关注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他对民族传统语文充满自信，后来陈寅恪又把目光投向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也就是学术界通常称的中古史，这是陈寅恪学术研究的第一次转向。吴学昭：这当时是因为有很多很多因素，其中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当然跟抗战有关，跟当时的国家危难有关。解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即将不保。父亲陈三立这时已85岁了，这位在上海“一二八”十九路军抗战时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开始绝食。陈美延（陈寅恪之女）：我祖父病重啦，他是非常关心时事的八十多岁的老人，就骗他，说哎呀好消息啊，又打胜仗了，就希望他心情好一点嘛，能够吃一点东西嘛，就是这么骗他，但是骗久了不行啊，他也知道了嘛。解说：绝食五天后，陈三立死了，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陈寅恪久久地斜坐在走廊的藤躺椅上，表情严肃一言不发。这时的他由于高度近视，又用眼过度，右眼已经看不清东西了。陈美延：他的右眼视网膜就剥离了，剥离了需要做手术，但这个手术就需要相当时间的休养，所以他选择了不做手术让它瞎，为了离开沦陷区，就是说他已经放弃了自己复明的希望。解说：在为父亲守孝49天以后右眼失明的陈寅恪带着全家离开了已经沦陷的北平，踏上流亡路。在离开北平之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但赶到长沙还没等到这些藏书便又匆匆随清华大学南迁云南，后来书被运到了长沙，竟悉数焚毁在战争的大火中。陈寅恪做学问的方式，不是做卡片而是在书上随读随记，也就是古人的眉批，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但书烧毁了，而他随身带的常用备用的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竟也被大部分盗走了，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他积攒的记忆了。“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陈寅恪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葛兆光：他在中古研究里面，他注意到的若干解释，中古中国的架构和因素，至今是我们绕不过去的。你比如说对宗教对文化、种族的关心，对于家族的关心，这是我们现在做很多家族史，做社会史的人仍然在做的东西。一个大的了不起的学者，他并不是说在具体的研究里面，给你奉献什么非常具体的结果，而是说他开创了一个研究的范式。解说：这是两本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著作，陈寅恪写书的种种细节，至今仍被人们记忆着。荣新江（北京大学教授）：邓广铭先生四川李庄的时候，住在他楼底下，傅斯年让他住在他楼下，说陈先生如果有什么事，一跺地板你就马上跑上去，他说他每次跑上去，陈先生都在那儿睡觉，就是躺在床上呻吟，说哎呀我快死了我这个身体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但是他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解说：《剑桥中国史》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书中在题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一个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牛津大学1939年曾正式聘请陈寅恪担任该校汉学教授，并于此后数年一直虚席以待，当时到中国拜访过陈寅恪的西方学者认为，他不但是一个专家学者，也是一个天生的导师，但就是这样一位最优秀的中国学者，一个天生的导师，此时却身处战火之中，无法远渡重洋前往英国就职，而他在国内的工作条件则惊人的恶劣。陈美延：他工作的时候是非常苦的，汗流浃背在一个茅草房子里，我们那是茅草房啊，不是说假的茅草房，那是真的茅草房，风雨一来把那个房子都刮塌掉的，是这种样子的房子，他在这种房子里头也没桌子，就在箱子那里工作，就是一个箱子，搬个小凳写文章。解说：他只能在休息的间隙，感受到一种远离战乱的欢愉。陈美延：他写完他需要休息嘛，就带我出去散步，散步就聊天，我那时候很小穿个木头鞋，在山上跑，就是木板鞋，在山上跑，满山的映山红啊，我放羊，为什么放羊呢？因为实在是没有营养，买一只母羊生了小羊可以给他挤一点奶，我放羊然后他下课了，那时候他还能看得见，也带着我出去散步，在路上我也都还记得，他还问我，羊喜欢吃什么呀，我告诉他羊喜欢吃什么，羊的脾气是怎么样的，这些他都挺开心的，一支邻居的狗在前头引路，他说为什么狗要在那里撒尿做记号啊等等，这些小时候的事情都还历历在目。解说：当他辗转来到成都燕京大学的时候，由于长期用高度近视的左眼工作，视力急速下降，到学期期末考试评卷时，他已经难以把学生的成绩及时无误地填入栏格细小的成绩单里了，为避免出错，他只能极其无奈地让大女儿代他把批好的分数抄到表格上。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唐代三稿的最后一稿《元白诗笺证稿》基本完成，但就在这天早上陈寅恪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只得叫女儿去通知学生，今天不能上课了。他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但没有成功。半年后二战结束，依然记得他的牛津大学请他请他赴伦敦治疗眼疾，然而数月奔波他的双目还是没能看见光明，远在美国的胡适是把西方医生的最后诊断结果写信告知陈寅恪的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写此信很觉悲哀，他联想到三十多年前看过的一部名剧《灭了的光》不胜感慨。在抗日战争如此严酷的境遇里，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这是后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他在大灾难面前恪守着一个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曾子墨：1948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