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到底是一门艺术还是一门科学

管理学到底是一门艺术还是一门科学刘海建,陈传明作为一门兼具实践性与学术性的学科,管理学越来越得到企业实践者与理论者的关注。然而,从目前来看,我国管理学的发展似乎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很多企业实践者认为,我国管理学教育非常空洞,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万金油”:涉及各门学科,但实际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因此我国管理学教育比较失败,不能为企业提供有意义的指导。而很多学术界的人士虽然忙于做学术研究,但对于解决以上实践应用问题却一直苦无良策。这一问题本质上是关于我国管理学科应该如何定位的问题。古今中外,管理学不外乎涉及两个定位:到底是一门艺术还是一门科学?一些学者主张,管理学首先是一门艺术。英国企业历史学家摩根•威策尔认为,社会上的很多政治家、军事家、银行家等伟人都是管理学家。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首先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一个主张“制度建设”的管理学家;普鲁士军队层级制组织的构建者———当时的普鲁士军队总参谋长毛奇也一直被西方认为是一个出色的组织管理者;而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先驱李鸿章也被认为是一个管理学家。在实践中的管理,可以借用800年前我国古代杰出的管理学家兼军事家岳飞的一句话来概括:“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加拿大研究战略管理的学者亨利•明茨伯格认为,在现代MBA教育中,应该把管理学看作一门“艺术”,而非当作纯粹的重视数量分析的学术研究,否则,培养出的MBA不具有任何竞争力。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管理学当作一门科学。美国近代管理学先驱弗雷德里克•泰罗、吉尔布雷斯夫妇等人强调了科学管理的重要性。当代杰出的华人管理学者徐淑英(Anne•S•Tsui)教授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明在管理中强调科学的重要性。比如飞机是1903年由美国人莱特兄弟发明的,而在此以前,很多人都希望像小鸟那样可以在天空自由地飞翔,但总是很难达到这一目的。一直到近代,流体力学的科学原理被发现,人们才逐渐明白了小鸟飞翔的道理,制造出了飞机。这表明,一个看似很简单的像小鸟飞翔那样的道理,也总会有很深奥的科学原理隐藏在背后。管理学的研究也是如此。如著名的霍桑实验,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受某种科学规律的支配,而这种规律就是人群关系学说,而这种学说正是近代组织行为学的前身。笔者认为,真正的管理学问题同时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特征。现实中管理学定位出现分歧的原因在于人为割裂了管理学研究的两个特征。实际上,任何管理学问题都必须既有趣又严谨。前者是指所研究的问题必须具有价值,对于企业来说具有指导意义;后者是指解决该问题必须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使之具有严谨性。实践中的问题与理论研究中的问题只不过表现形式、目的、解决方法不同而已,单纯强调管理学的艺术定位或科学定位都是不可取的。在此基础上,笔者想对我国管理学的定位与未来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一、管理学教育的目的与本质分析在此,首先要强调一个问题,学习管理学的目的是什么?儒家文化强调,人学习的目的主要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管理学教育的目的当然也是如此。所以时至今日,我国的很多理论界与实践界的人士都强调“经世济用”,即把管理学如何用于实践,提高个人修养,实现个人价值,治理国家等,作为管理学教育的目的。但在国外学者看来,学习管理学的目的首先是研究,对于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是政府官员的事情。而一项研究要构成理论贡献,关键是要具备以下7个条件:(1)该论文有创新吗?(2)该论文的贡献到底在哪儿?(3)该论文的理论逻辑是什么?(4)作者表达的意思清楚吗?(5)该论文的严谨性如何?该论文的逻辑性是否清楚?阅读起来是否流畅?(6)该论文对于现有理论做出了什么推进或贡献?(7)哪些人是该论文的阅读对象?[1]由此看来,对于学习管理学的目的,我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的关注点存在一定的分歧。笔者认为,无论是经世济用还是理论贡献,最终还是为了应用,只不过在形式上有所区别。前者是直接应用,而后者是间接应用,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而问题包含两类:一是研究与分析中的问题;二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去解决的问题。无论这些问题是什么,都必须具备两个特征:有趣而严谨。所谓有趣,是指该问题对于现实中的个体、群体、组织来说都是有价值的,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无论是对企业中的管理人员还是理论界的研究人员都是如此。比如霍桑实验,其意义之所以重大,主要就是因为一改泰罗制时代把劳动者看成是机器的传统观念,而从人性的角度去看待劳动者,更加重视劳动者人的因素,从而奠定了近代行为科学的基础。而所谓严谨,是指管理学研究的方法、手段、过程、结论要令人信服。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近来管理学的科学特征越来越得到强调。从艺术的角度而言,对于企业来说,管理学首先要具有价值,即有趣。而要解决这样的管理学问题,那么一定要有系统的方法做指导,即要严谨。因此,管理学问题不仅必须具有实践意义,而且还要以一定的方法论做指导。从科学的角度而言,管理学问题一方面要严谨,所用的研究方法、手段等要科学;另一方面,要立足于现实问题,即有趣。这些问题能够引起广大理论研究者的兴趣。比如徐淑英教授等人在实践中观察到,企业与员工之间的雇佣关系可能是不同的,由此也导致了不同的企业绩效。这种雇佣关系可以分为准点契约制(qusispotcontract)、过度投资(overinvestment)、投资不足(underinvestment)、共同投资(mutualnvestment)四种方式。徐教授设计了科学的研究方法,最后得到结论:共同投资的方式对企业与员工来说是最有利的。[2]徐教授的研究过程是非常严谨的,而所研究的问题是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雇用、招聘的核心,是任何一个人力资源的管理者都难以忽视、并且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因此该问题不但是严谨的,而且是有趣的。以下是笔者总结的一个模型(见图1),该模型说明了实践者与学者对于管理学的不同认识。虽然两者的侧重点存在分歧,但在重叠的区域,两者具有高度的认同。而这一区域,正是管理学研究最具有价值的区域。如果仅仅把管理学看成是一门艺术,运用管理学到实践中很容易陷入经验主义的“泥潭”。而如果片面地强调管理学是一门科学,则容易陷入“闭门造车、纸上谈兵”的“泥臼”,所研究的理论也未必对企业具有实际价值。科学的管理学理论必然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固然在现实中,企业高层管理者与大学教授从不同角度来研究管理学,一个群体重视实践;另一个群体重视理论,然而只有那些既有趣又严谨的问题,才能够获得双方的认可。这种问题既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又具有理论贡献。国内很多学者也认为,有价值的管理学问题应该“顶天立地”,既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问题。二、我国管理学科定位与未来发展为什么长期以来我国管理学的定位一直比较模糊,从而导致实践者与理论者对管理学的认识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呢?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我国管理学科的历史还很短。美国管理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下半叶美国建国之初,而我国管理学教育起步相对比较迟。建国后我国在一些高等院校设立了管理学科,中间由于10年动乱而一度中断,在20世纪70年代又重新恢复了管理学教育。到了80年代,管理学教育才逐渐走上发展的轨道,其标志是国内的一些著名学府成立了商学院或经济管理学院。比如南京大学商学院成立于1988年,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成立于1994年(以更名的时间为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于1984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寄希望于管理学有一个飞跃的、跨越式的发展,无疑是不现实的。时至今日,各大院校所使用的管理学科的教材还大多是西方的,采用的案例也是西方式的。而西方的教材或案例未必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也延缓了人们对于管理学科的深入研究。第二,这也是由惯有的体制背景所决定的。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而言,我国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重理科轻文科的现象。很多自然科学研究者认为,社会科学并不能称为科学,因为后者缺乏严谨的控制与论证,所以社会科学发展一直比较缓慢。而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管理学更是得不到重视。国内的很多院校都是经济学科强、管理学科弱。而且,管理学本身缺乏清晰的特色,从而缺乏清晰的定位,这也影响了人们对于管理学科的认识。第三,中国的文化传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中国人一般比较强调儒家文化或道家文化。其中这些文化的出世、入世观念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极深。比如儒家文化强调对权威的服从,而近代科学强调一种对权威的质疑精神。而老子《道德经》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即如果是能够明确说明的道理,都是小道理,而非原来现象的本来面目。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文化强调一种“玄学”,而不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真正的科学。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认为,中国科学之所以在近代出现了落伍的现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人深受《易经》等道家文化典籍的影响。因为中国文化强调归纳,而不强调演绎,所以,近代科学出现了落伍的现象。同样道理,采用现代科学方法的管理学研究也很难发展起来。那么我国未来的管理学科应该怎样发展呢?第一,管理学科必须有鲜明的定位与特色。为了我国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重视管理学本身的特色。管理学主要研究人、群体、组织的动机与结果,而这与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正好是互补的。当然,也有的学科是经济学与管理学交叉的问题,比如战略管理,既涉及产业经济学的内容,又涉及管理学的内容。重视管理学的定位与特色是我国管理学得以顺利发展的保证。第二,管理学的职业教育与理论教育要各有偏重。我国管理学的职业教育还有所欠缺。在我国,MBA,EMBA等国内独办或与国外高校合办的管理学职业教育正发展得越来越壮大。但是,管理学的职业教育与理论研究教育并未分离。一般MBA教育依然是理论研究教育,与学术导向型的普通研究生教育并无差别,培养出来的MBA的实务操作能力得不到认可。而普通的研究生又缺乏理论研究基础的培养,导致以培养学术人才为主的普通管理学研究生教育也差强人意。而国外两年制MBA教育的主要目是培养实务型的人才。如果要继续接受教育,国外一般是DBA或哲学博士学位的博士课程教育,主要培养理论研究型人才。近两年来,国内研究生两年制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两年制的研究生教育应该偏重实务型,与以培养学术研究人才为主的博士生教育应有差别。第三,要明确管理学研究的目的。管理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给政府提供政策建议还是创造知识?笔者认为,在理论研究中,应该重视后者。也就是说,管理学研究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创造与积累知识,而不是为了给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当然,通过学者的研究,政府工作人员能够从这些研究结论中得到启发,进而应用于实践,这是值得赞赏的,但这已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笔者认为,管理学研究的首要目的是创造知识,通过科学的原理与步骤,给现有的知识增砖添瓦。第四,提倡规范的管理学研究。以前国内往往把管理学看成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在这种情况下,在国内管理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大多是思辨性、描述性的论文,这些论文的很多结论都经不起推敲。那么如何进行规范的管理学研究呢?现代管理学的研究一般有三类:探索式的、解释性的、描述性的。描述性的文章价值不大,而探索型的文章一般适用于不太成熟的问题,而当某一问题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做支撑时,就需要进行解释型的研究。实证型的研究属于此类。从知识的贡献而言,探索型的文章与解释性的文章,它们的价值都比较大,但案例研究等探索性的文章对研究者的要求非常高,所以,相比较而言,国外一般认为,一个刚起步的研究者,适合从事解释性的研究。而解释型的研究能够使研究者得到规范的方法论的训练,对管理学知识的贡献也比较大。现在实证型的文章在国内期刊逐渐增多,当然,实证型的文章可能在选题、样本的选择、数据的收集上容易受到很多同行的质疑,而且,这种研究的成本也比较高。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容易受人质疑而轻易否定掉这种实证型文章的价值。第五,强调本土问题导向的研究。管理学研究的问题必然来自于实践。目前我国转型期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现象、新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在西方管理学界不曾遇到,或者由于中国文化背景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