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济喜：国学与现代管理智慧

主讲人：袁济喜国学与管理智慧是近年来国学研究与普及中的热门话题，作为传统学术与文化的国学何以与现代管理学有着必然的联系，又是如何得以运用的？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好奇与兴趣，在这一讲中，我们打算谈谈自己的看法。主要从下面两个方面谈起。一、国学中蕴涵着丰富的管理智慧管理学是从近代西方兴起的学科，在追求效率、利益最大化的现代社会，会纷繁复杂的各个层面都需要富有管理智慧的人才去统筹协调，大到一个国家，再到一个企业，小到一个家庭，可以说每个人都需要懂得如何合理分配资源，与人相处，高效和谐地工作与生活。这方面西方早已产生了一套体系严密的管理理论，西方的管理学可以说是一种追求标准化、制度化的科学，有着注重逻辑、崇尚实证的理性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建立在西方独特的文化土壤上的，从古希腊时代开始，西方就脱离了血缘纽带与农业社会形态，进入城邦文明，形成契约化与法制化的社会，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更是引入工业社会与民主政治的模式，在此基础之上，建构成了现代管理体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是血缘宗法制的社会，靠人伦道德而非法律来维系，中国人敬畏自然，追求天人和谐。不一样的文化土壤必然会培育出不一样的管理模式。中国从几千年前的氏族时代就构建了独特的管理方式。尧、舜、禹这些传说中的君主都因为他们顺应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来管理教化民众，成为中国几千年来被传颂效仿的最杰出的管理者。中华民族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民族，农业社会靠天吃饭，人们敬仰天地，天不但被赋予了抚育万物、奉养人类的属性，也逐渐被赋予了道德比类与审美观赏的属性。人们不但向天地学习如何做人，也将天地看作拥有最高权威默默无言的管理者。中国人把天对人类的管理思考总结，应用于人与人之间的管理中去。这些在洪荒时期便播种在中国人身上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在今天也难以改变。自古的管理者都要顺应这文化基因来进行管理，否则不但达不到管理目的，甚至还会自取灭亡。秦始皇企图用杀戮和烈火来消灭积淀的思想文化，用自己的方式来独断管理，却落得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之后几乎每代皇帝都会在诏书中再三提到唐虞之治，表示自己不敢丢弃祖先传统于不顾。直到清代，统治者自知为外族，更加尊重效仿中原文化，以此来治理国家。民族文化与管理的关系，难道是可以割裂的吗？我们不能否认，近一百年中国学习运用的更多是西方式管理，对中国传统的国学智慧反思和整理的非常之少。中国的传统管理与整个国学一道，往往被作为封建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加以批判，作为孔孟之道受到粗暴的伤害。古代帝王的治国之道被看做封建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的手段而被鄙弃，近代曾经辉煌的儒商被看作一个历史悲剧而尘封。一批又一批的政府官员与企业领导出国学习，回来便都大刀阔斧的根据西方模式和经验进行改革，对于自己的老祖宗不屑一顾。而现在许多问题正在慢慢显露，经济发展中忽视了人的存在，盲目追求冰冷的GDP数字，自然环境沦为牺牲品，社会中不均衡的发展矛盾日益突出，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同时人们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幸福感越来越低。中国企业的普遍寿命之短也是近年来被普遍关注的现实，有关资料显示中国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仅为2.5年，不及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每天全国都有成千上万家企业倒闭。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没有找到适合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以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状况来看，盲目推行西方管理经验必然是不明智的。中国人重感情、重道义，突然面对西方冰冷严格、对事不对人的管理制度，会有相当一段长的时间才能适应。在现在就必然会造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关系紧张，更加影响企业的运作。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必须重视自己的国学遗产，其中包括国学中蕴藏的管理智慧。当然，国学并不是直接的管理技巧与策略，而首先是一种宇宙之道与人生智慧。《周易》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国学与管理智慧可谓是一种道器统一的产物。北宋大文豪苏轼既强调技的作用，更关注道的统率作用：他曾举过一个例子，说的是南方善潜水者的技巧得自于长期的练习，掌握了潜水之道后能够熟悉水性，出入自如，“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喻》)。这对于我们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下面，我们先从传统的儒道法三种管理思想谈起：（一）儒家的管理思想。儒家管理思想以孔子为代表。孔子对于管理的启示主要在于德治观念上面。德者，得也。德治既是一种治国之道，又是一种得人心之道，与人事管理直接相关。今天我们依然讲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孔子的德治思想是从他的仁学思想中引伸出来的。仁学是建立在中华民族氏族血缘亲情关系及其观念之上的一种情理融合的学说，它以孝悌作为核心。《论语?学而》第一句话就体现了这种日常亲情与德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见孔门历来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而管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协调人际关系。《论语》中还记载：“子曰：‘德不孤，必有邻。’”“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孔子与他的弟子曾子明确提出君子以德作为与人交往的标准。而这种德行则是施政的基础，只要履行这些基本德行，政治与管理也就自然成功了。《论语》中记载有人曾问孔子：“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认为，只要将孝悌施行到管理中去，这就是为政之道，舍此而没有别的为政之道。宋代有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也就是从这里生发开去的。后来曾国藩教育子弟也是遵循的这一路径。孔子还强调为政须有德，才能使老百姓心服口服，加强凝聚力。他多次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作为一名有修养的君子与治人者，必然会碰到个体人格魅力的问题，个体魅力是领袖与管理人物的基本素质与特点，是管理者的无形资产，比如二战时的同盟国领袖罗斯福，丘吉尔等人，还有军事将领，如巴顿、蒙哥马利等人。孔子还强调，德治还体现在一种忠恕之道上面。是一种高超的人生智慧与处世之道：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好思想，好观念。孔子还提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也就是说，君子要想成功，首先要让人成功，这种思想非常切合现代人所说的双蠃策略，是一种长期的战略管理理论。有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之称的涩泽荣一，以自己数十年亲身经历和直接体验，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解析过“论语”与“算盘”的关系，他认为自己的成功在于《论语》的指导。1840年出生的涩泽荣一自幼便修汉学与习剑，但明治维新改变了他的命运。1867年，他作为日本使节团成员出席了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后又在欧洲游历将近二年。当时欧洲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制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为他以后的活动奠定了基础。回国后，他受明治新政府之聘在大藏省任职，曾升任大藏大臣。但不久便辞职“下海”，投身实业，业务遍及金融、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众多领域，堪称日本近代的“实业之父”。可见《论语》对于现代管理学的启示主要在于如何协调义利等关系上面。（二）道家的管理思想。老子略早于孔子，传说曾为孔子的老师。老子同样倡导德，不过是将德置于道之下，他的书称为《道德经》。老子的道与孔子不同，是自然之道而非人为之道，影响到人际关系，老子比较强调管理中的顺从天道，自然无为，表现出农业社会中原生态的管理思想。这些思想在今天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老子倡导天道自然是最好的管理行为，他指责人类的管理与政治是反天道的，也是反人道的：“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第七十七章》）老子认为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而人之道则恰恰相反，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这种行为在今天依然大量存在，即人们痛恨的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奇怪现象。因此，追求公正是人类自古以来的理想与目标。中国历史上的天师道，以及《太平经》这些充满道教思想的农民起义的经典，受老子思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老子明确提出：所谓德就是对于天道的顺从，管理则是以清静无为，顺乎自然作为基础。今天建立和谐社会，开展和谐管理，这些理念也不是没有价值的。老子认为，管理者过多的依靠法令条规，则会产生反作用，该放松的则要放松：“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在中国历史上，西汉实行无为而治，清静立国取得了很成功的例子。当然，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可一概而论，但是我认为，在过多地依赖技术与数字化管理的今天，这种思想有着积极的一面。在欲望的年代，老子更多的是提倡领导者的自身无欲与低调，倡导外柔内刚，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认为，领导人物的清静自制，是很重要的人格修养：老子为此倡导上善若水的策略：“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第八章》）但是不争并不等于无所作为，而是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战略，老子实际上是教会人们一种很厉害的权术：“将欲歙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取之，必故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第三十六章》）后来韩非子从老子中汲取了许多思想，成为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中的治国之道与君主驭下之道，《史记》中将老子韩非放到一起立传，是因为其中有着共通性。（三）法家的管理思想。法家的管理思想以韩非为代表。韩非尝与李斯一起做过荀子的学生。他在韩国却一直受到冷落。于是潜心著述，总结了先秦时期的法术势三派的学说，创立了作为集大成的法家学说。后来秦王读到他的《说难》等文章，十分赏识他的学说，于是出兵攻打韩国，迫使韩国交出了韩非，但是由于法家人物都是一些十分自私无情的人物，韩非一到韩国，即受到与他同样信奉法家学说的同学李斯的嫉妒与谗害，不久被秦始皇下狱，被迫自杀于狱中，算是印证了他力倡的法家关于人性自私无情的说法。韩非不同意儒家的性善论与教化论。在他看来，人都是一些十分自私的动物，毫无道德良知，也不存在教育感化的可能性。对这种赤裸裸的自私之物，君主有没有办法统治呢？韩非的结论是肯定的，这就是用法术与权势来加以驾驭。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有一个不成器的子弟，父母训斥，他不改；乡里耆老劝导，他也不听，师长教育，他更是置若罔闻，但是一旦官吏依照有关法令率兵前来抓捕时，那个浪子终于害怕了，弃恶从善。可见，法制与力量才是唯一有用的教育。站在我们今天来看，韩非的思想对于管理学有着重要启发作用。孔子与儒家的德治观有两个致命的缺陷，第一，它的人性论主要是性善论。这样的出发点就无形中将道德荣辱观的作用无限夸大，看不到经济基础对于人的思想意识与道德建设的作用。第二，在政治上，它将道德作用代替了法制与制度建设，有意识形态治国的特点，这样的话，制度的监督无形之中就被忽视了。这些与我们今天讲的现代民主与法制是立国的基础，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都是王道与霸道互用的，没有哪一个单纯用儒家的德治管理国家的。对于中国儒家道德观的弊端，现代文学家林语堂《中国人》这本书中有过很深刻的提示。他比较了中西政法观念的不同，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冰是缺乏一部宪法，缺乏民权思想。这个特点源于一种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哲学。它将道德和政治混为一谈，是一种道德和谐的哲学，不是一种力量的哲学。制定一部宪法的前提是认为我们的统治者可能是一些无赖、骗子或窃贼。他们可能会滥用职权，侵犯我们的权利。于是我们可以依靠宪法来保护我们的权利。而中国人有关政府的观念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政府官员是父母官，他们实行的是仁政。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