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经济关系的演变影响与展望

两岸经济关系的演变、影响与展望2009年03月18日来源：互联网育龙网核心提示：摘要：二十多年来两岸经济关系的演变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的深化发展密不可分。两岸经济关系的恢复与发展，是两岸参与-摘要：二十多年来两岸经济关系的演变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的深化发展密不可分。两岸经济关系的恢复与发展，是两岸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国际产业分工的深化发展，促使两岸经济关系形成以产业梯次转移为主导的发展特征。目前，两岸经济关系已成为两岸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平台，推动了两岸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今后，经济全球化进程与两岸经济转型将进一步推动两岸经济关系向纵深发展，并对建立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机制提出更迫切的要求。关键词：两岸经贸、全球化、产业转型、两岸交流合作机制壹、两岸经贸政策互动与经济关系的演变回顾二十余年来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历程，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一、两岸关系的缓和与经贸往来的恢复两岸经贸往来的恢复，始于1970年代末。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大陆进入改革开放时期。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首倡两岸「三通」主张，其后经过1981年的「叶九条」和1983年的「邓六条」，大陆对台政策完成了由「解放台湾」向「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历史性转变，使两岸军事对抗状况大大缓和；同时，大陆加快改革开放并逐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也使两岸经贸活动增加了新的市场诱因。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大陆有关部门开始启动对台贸易活动。1979年5月8日，外贸部颁布了《关于开展对台贸易的暂行规定》。1980年6月，商业部颁发《购买台湾产品的补充规定》，对进口台湾产品免征关税，对台商购买大陆货品优先供给。1979年起，大陆开始主动邀请台湾商参加广交会，并于1980年主动派出大型采购团赴港采购台湾产品，仅第一批合同金额即达000万美元。1「厦门市对台贸易促进中心编，《对台贸易手册》，页5」1983年4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台湾同胞到经济特区投资的非凡优惠办法》，给予台商在企业所得税、土地使用费等方面一系列优惠，答应30%产品内销。两岸经济往来进入恢复时期。这一时期，两岸经香港的转口贸易额由1979年的0.77亿美元增长至1987年的115亿美元，增长近20倍；其中大陆自台湾进口额由0.21亿美元增至127亿美元，台湾自大陆进口额由0.47亿美元增加到89亿美元，增长近6倍。这时的两岸贸易也基本处于互通有无阶段，与后来两岸间的投资推动型贸易特征有着很大不同。同时，随着大陆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在1980年代初期开始有部分台商通过在香港、新加坡、泰国等第三地设立子公司方式，试探性的赴大陆投资，这些投资形式隐蔽、规模很小，均为加工出口型的劳力密集型产业，主要散布在广东与福建沿海地区。二、两岸政策互动与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1987年前后，台湾方面解除「戒严」和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台商赴大陆投资逐渐化暗为明；台湾民众赴大陆人数迅速增多，由1988年的48万人次迅速增加至1992年的138万人次，五年间增长3倍多，其中许多民众借探亲名义赴大陆进行经商和投资活动，两岸经贸交流活动开始活跃起来。针对这一形势，大陆制订和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法规与措施，加强鼓励台商对大陆投资与开展两岸贸易活动。在投资方面，198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对鼓励台商到大陆投资首次提出了系统的规定，予以台商以较大的优惠与便利，对台商在大陆投资的权益提供保障。此后，国务院批准在福建省马尾、杏林、集美、海沧等设立台商投资区，有关部门并专门为台商投资设立专业配套资金。与此同时，1980年代中后期台湾也步入新一轮经济转型期。多年累积的巨额贸易顺差使台湾资本大量过剩，在当时台湾仍保持外汇管制和投资机会减少情况下，大量资金涌向房、股市，造成严重的泡沫经济。同时，新台币大幅升值、土地与劳动力价格迅速上扬，加上「解严」后环保、劳工等社会运动激发，使传统以加工出口为导向的劳力密集型产业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为解决「泡沫经济」问题，台湾于1987年大幅度放宽外汇管制，答应每人每年汇出外汇金额500万美元。于是台湾劳力密集型产业大量向大陆转移，赴大陆投资迅速增多。从台商赴大陆投资情况看，按照台湾统计，台商大陆投资额由1980年代中期的1亿美元左右增加到1991年的9.3亿美元，投资项目由不到100件增加到730件。按照大陆有关部门的统计，投资件数由1988年以前的435件增加到1991年735件，增长4倍多；协议投资金额同期由2亿美元增加到19亿美元。这时赴大陆投资的企业，其大部分生产设备由台湾搬迁而来，生产原料也多由台湾进口，拉动了台湾对大陆出口的快速增长。据估算，从1988年到1992年，台湾经香港转出口大陆金额由28亿美元增长至105亿美元；经香港转进口大陆货物金额也相应由1亿美元增加到24亿美元。2两岸经济关系由此步入快速发展期。三、两岸经贸政策的法制化与经济关系的深化发展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大陆掀起了第二次改革开放的高潮，经济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在引进台外资政策上出台一系列新政策和优惠措施，对台经贸政策不断完善，并趋向法制化。1991年，外经贸部提出发展两岸经济关系应坚持「直接双向、互利互惠、形式多样、长期稳定、重义守约」的基本原则。1993年9月25日，为便于治理两岸民间的海上贸易往来，外经贸部与海关总署又联合发布《对台湾地区小额贸易治理办法》。1994年3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这是第一部专门就台胞在大陆投资制订的法律，标志着大陆对台政策走上法制化轨道。1994年，国务院召开「全国对台经济工作会议」，将推动两岸经贸交流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重点。随后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发展海峡两岸经济关系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对台商投资的领域、项目和方式，采取「同等优先、适当放宽」的原则。31996年8月，交通部和外经贸部又分别发布《台湾海峡两岸间航运治理办法》和《关于台湾海峡两岸间货物运输代理业治理办法》，规范两岸航运市场，促进两岸海上通航的发展。2000年12月，为应对两岸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外经贸部颁布《对台湾地区贸易治理办法》，就对台贸易的指导原则、治理方式、纠纷解决等进行了规范，使开展对台贸易有了公开的指导依据。与此同时，台湾经济结构调整速度进一步加快，传统劳力密集型产业加速向海外非凡是大陆地区转移，并进而带动了中上游重化工业的大陆投资步伐。台湾的大陆经贸政策也进行了一定幅度的调整，1992年后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基础上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对大陆投资、贸易等领域的许可治理办法，从而步入「法制化」轨道，并逐步开放大陆产品进口与台商赴大陆投资的规模与范围。在两岸间接「三通」上也有所松动。在上述背景下，两岸经济关系自1990年代以后步入深化发展期。一是台商赴大陆投资维持快速增长、迭掀投资高潮，其中1992年一年的台商赴大陆投资额就超过过去历年累计总额，1993年投资额又超过1992年前的累计总额。按照大陆统计，截止到2003年底，台商赴大陆投资项目为60，623项，协议金额703亿美元，实际投资金额361亿美元，大陆成为台商赴海外投资的最主要地区。同时，赴大陆投资的厂商由过去的中小企业为主转为大中型企业为主，投资行业也由传统劳力密集型产业转变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二是两岸贸易在投资带动下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按照台湾统计，两岸贸易总额由1992年的108.2亿美元增长到2003年的587亿美元，增长近6倍；其中台湾对大陆出口额由97亿美元增加到497亿美元，大陆对台出口由13亿美元增加到90亿美元。大陆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地区和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三是两岸经济关系呈现多元化发展，除贸易、投资关系外，两岸在农业、科技、金融等领域的交流全面展开，两岸间接「三通」也取得一定进展。贰、全球化与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两岸至今仍处于间接、单向的基本格局，即：两岸仍未实现全面直航；大陆企业、机构无法进入台湾投资、设点，对台产品出口也受到诸多管制；台商赴大陆投资仍受到一定限制。尽管如此，两岸经济关系仍发展到今天的规模。这其中，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产业分工的深化发展扮演了主导力量。一、国际产业分工与两岸经济关系两岸经济关系由恢复到快速发展，与国际经济的大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冷战后，经济全球化成为新的浪潮，世界范围内各国和地区间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的趋势不断强化，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性规则或机制也趋于形成。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各国和地区间在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迅速增强。尤其1978年后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以其充沛廉价的劳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以及迅速扩大的内需市场，越来越深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进而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及产业分工产生了深刻影响，国际产业分工尤其是电子产业分工的链条因此而大大延长。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实际上是国际产业分工深化发展的结果。而国际产业分工的深化，则与国际直接投资密切相关。根据弗农教授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4产品的成长过程可经历新产品时期、成熟产品时期和标准化产品时期三个阶段。一旦进入标准化产品时期后，该产品便进入海外直接投资阶段，以直接供给当地市场或利用当地廉价生产因素降低生产成本。与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是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5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或本地区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亦可称为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自1960年代开始，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不断向外释出不具比较利益优势的产业，形成亚太地区的「雁行分工」模式。在这种「雁行分工」中，台湾等「四小龙」扮演着「雁尾」的角色，成为美、日等发达国家在海外的重要生产基地。而随着大陆改革开放和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亚太地区国际产业分工不断深化，「雁阵」队伍不断扩大，于是「四小龙」的传统产业又梯次向大陆等地区快速转移，自己则通过产业升级，发展新的具有比较利益优势的电子等新兴产业。而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即是与台湾传统产业向大陆的快速转移相伴而生的。1990年代中期后，随着计算机低价化时代的来临，以及信息电子产品摩尔定律的作用，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与边际产业转移理论的「雁行分工」模式面临新的挑战。多数IT跨国公司开始改变过去以产品生命周期的时间序列进行投资，而是纷纷采取供给链治理模式，从研发、制造、组装、运输、存货治理、采购、配送、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加以细致的整合，将生产尽量推近市场，避免IT产品因运输周期或存储过剩，造成价值随着产品的生命周期结束而降低。供给链治理在1980年代末提出，目前已有超过80%的国际跨国公司将供给链治理视为第一选择的治理模式。这种新的治理模式，以及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采用的专业化投资模式，使世界各地许多分散的制造业及销售厂商通过跨国公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紧密的全球供给链。在供给链治理模式下，跨国公司对下游代工制造商的要求大大提高，不仅要求供货商要尽可能降低成本，生产地点也要尽可能接近市场以缩短交货时间和降低库存。大陆市场的迅速扩大，使其成为国际电子跨国公司进行全球资源配置和布局的重要目标。在跨国公司的要求下，作为其产品供货商的台湾新兴电子产业，在其产品尚未进入成熟期时，便开始加快赴大陆投资，并成为1990年代中期后台商赴大陆投资的主力。这种新的国际分工趋势，使两岸产业分工关系不断深化，并成为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信息电子产业领域，台湾通过将下游的生产与组装阶段移至大陆，自己开始充当关键零组件的生产乃至初步的研发与创新角色，从而使两岸信息电子产业在生产制造领域的优势不断强化。这种分工打破了美、日等跨国公司的整合生产模式，迫使其加快将中上游的核心零组件和关键技术不断向两岸转移，而自己则更专注于品牌开发、研发创新与标准的制定。这种生产上的分工也最终体现在贸易领域，即台湾不再承担最终产品的输出角色，而是转而扮演中间产品的中介者，并将最终产品输出者的角色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