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香港暨海外的“臧克家研究” - 山东大学档案馆

台湾、香港暨海外的“臧克家研究”（香港）王一桃1933年以处女作《烙印》而一举成名的诗人臧克家，六十年来一直为海内外文学界（尤其是诗歌界）所称道。这里，重点介绍台湾、香港暨海外的“臧克家研究”，供大家参考。一、台湾的“臧克家研究”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存在着严重的对立状态，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分歧，更是十分明显。在台湾出版的文学史（包括诗歌）中，臧克家是被视为“左翼作家”的，因之对他作品的思想内容，政治倾向和社会作用的评价自然不可能毫无偏见。有的文学史甚至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例如刘心皇著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话》（台北正中书局，1971年8月版）等。但作家和作品都是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不容抹煞或歪曲，既然是编文学史，那就必须从具体的史料出发。在这方面，周锦的《中国文学大事记》（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年5月版）、林焕彰的《中国新诗集编目》（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年6月版）、痖弦的《中国新诗研究》（台北洪范书店，1981年1月版）中的“中国新诗年表）（1894—1949）（原载台湾《创世纪》第四十八期，1978年8月版）等就比较务实、客观。其中年表以痖弦编的昀详尽，从1933年《烙印》由王统照等出资出版一直到1944年《十年诗选》由渝现代出版社出版就有八九项之多。此外，还列出“1937年茅盾于《叙事诗的前途》中论及臧克家与田间二诗人”等与臧克家作品有关的项目。诗集编目双林焕彰编的昀齐全（包括《洛印》、《罪恶的黑手》、《自己的写照》、《运河》、《从军行》、《泥淖集》、《呜咽的云烟》、《淮上吟》、《古树的花朵》、《宝贝儿》、《向祖国》、《泥土的歌》、《生命的零度》、《冬天》、《十年诗选》、《感情的野马》、《国旗飘在鸦雀尖》等二十多种，截至四十年代止）。尊重作家和作品的史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给作家和作品作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在这方面，周锦编著的《中国新文学史》（台北逸群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11月第三版）是做得比较好的，虽然其线条比较粗，但基本上能勾出轮廓和说出要点，而且观点并不太偏颇。在他所划分的“中国新文学的第二期”和“中国新文学的第三期”的“诗歌创伤”部分中，都有专节谈及臧克家。例如“第二期”中写道：臧克家，是一个纯粹的中国诗人，他的作品表现着中国传统的风格，也散发着中国泥土的芳香。他在诗歌上的成就是惊人的……他是闻一多提拔出来的得意学生，当然受格律派的影响很大。不过，格律的限制，使臧克家的诗更美更纯……接着又引闻一多在给《烙印》写的序中对他的高度评价和他本人在《罪恶的黑手》自序中所表白的诗观来加以印证，昀后则引他的代表作《老马》来说明他的风格（引自该书第420页至432页）。再看“第三期”中对臧克家的评述：臧克家，于抗战开始后，参加了军中生活，五年的时间，体验很深，作品很多。然后分别说明《从军行》、《泥淖集》、《呜咽的云集》、《淮上吟》、《泥土的歌》、《向祖国》、《古树的花朵》、《感情的野马》、《宝贝儿》、《生命的零度》等诗作的内容和成就，并引其《我的诗生活》和其他序跋来进一步说明诗人的生活体验和艺术构思：对祖国大地热烈的爱和对真善美执著的追求（详见该书第606页至第610页）。除了周锦之外，舒兰在其《北伐前后的新诗作家和作品》（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年6月版）和《抗战时期的新诗作家和作品》（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年7月版）二书中都分别有“臧克家”专章的评述。而内容远比周锦编著的文学史中所概述的详细得多。试看《北伐前后的新诗作家和作品》：在三十年代方才崛起于中国诗坛，而且一开始就有了极高成就的臧克家，对于新诗和格律皆力求完整和谨严；在意境和情韵上，表现着高度的才华；至于文字方面，更是千锤百炼，细加推敲。……他这种一字不苟，以至绞尽脑汁的精神，当代新诗人是不多见的。著者先从诗人的艺术成就分析入手，再回顾诗人所走的诗歌道路，一边叙述其生平，一边介绍其创作将生活和艺术的关系紧紧结合在一起。其中又重点剖析他早期的两首作品（《贩鱼郎》和《老马》）和《烙印》中的几首名作（《生活》、《希望》和《失眠》），并作了这样的评价：他对于生活的认真严肃态度，使得他的诗能够针对现实的生活，而出之以客观的描写，既不加粉饰，也不企图逃避，而只以精炼的语言来塑造它，表现它，使得读者都能获有一种真实和亲切的感觉。（详见该书第183页至198页）在《抗战时期的新诗作家和作品》中，著者把臧克家誉为“讴歌抗战的吹鼓手”；“大凡足以鼓舞士气、激励民心的，都注入了此时雄浑而豪壮的笔端，并产生了不朽的抗战史诗”。其评价之高，是其他版本所少有的。有些论者认为诗人这一时期的作品思想性强艺术性则不足，就连诗人也自视为一种缺失，本书的著者却不以为然，反而认为这种“粗狂豪迈”是“诗人此时作品的一个特色”，指出《从军行》、《泥淖集》、《呜咽的云烟》这三本诗集“都是热情的直接升华”，尤其是《兵车向前方开》更“直截了当”直抒胸臆。对于诗人抗战时期的作品，著者也做了恰当的评价，其中包括《泥土的歌》、《向祖国》、《古树的花朵》和《感情的野马》等。例如对《四十自寿》一诗，著者这样分析：这是多么深刻的一首诗，臧克家细致的笔调、浓郁的感情，不用技巧的压缩、精练，自然地流露出亲切的情感，让我们也沉浸在这芬芳的泥土上。我们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出臧克家对于失去的农村的风光与生活，弥增向往与爱恋，因此在精神上所充溢着的悲愤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详见该书第195页至210页）。如果说，周锦和舒兰的论著比较偏重于史的话，那么周伯乃的《早期新诗的批评》（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年5月版）则是比较侧重于论了。这是一本“批评”，而且是一本名副其实的“艺术批评”。著者在其中《新月派的诗》这一章节中将臧克家归于“新月派”，说他在新月派旗下，写过格律诗；等到新月派诗人星散后，他也就完全摆脱了格律诗的形式了。著者特别赞赏《失眠》的比喻性意象，并逐段逐句地加以赏析，指出用生命的小船停泊在睡眠的港湾作为夜的形象的呈现“手法不俗”，“意象很美”；而第二段的动态和第一段的静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共同表达“失眠”的主题，“这是很有创意的表现手法”，尤其是末句“思想的绳索越放越长”，更是达到十分完美的境地。此外，著者还通过《村夜》的分析指出诗人善于用对比手法社会进行讽刺，对人性进行嘲弄，虽然艺术性不及《失眠》，但仍有它的魅力（详见该书第103页至107页）。在《抗战期间的新诗》这一章节中，著者分析了臧克家诗风的转变，从艺术至上走向抗战至上。以抗战前写的“代表他的整个动向的诗”《生活》为例说明了“一个人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即“生活是一万枝暗箭埋伏在你的四周，无论你有一千回小心，只要有一回失检，就会惨受灾难的侵袭”，其中心题旨是十分深刻的，但从艺术形式来看已经是“说白多于抒情”了（详见该书第254页至259页）。与周伯仍对藏克家作品艺术分析的还有高準。高準既是诗人，又是批评家，他的《中国大陆新诗评析（1916—1979）》（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9月版）有一章专门评析臧克家的两首诗：《壮士心》和《从军行——送珙弟入游击队》。著者认为：“臧克家的诗，有文学价值的主要是初期和抗战时期的作品。”指出“初期作品朴素真实而含蓄精练，其写农民形象与乡村景色的作品，也都甚有特色，是杰出的‘乡土’诗。”“他抗战时期的作品，尤其是1937—1942年在抗日军队中的诗作，均热情昂扬，鼓舞士气，发扬爱国精神，颇有成绩。”例如《壮士心》写一个古代剑客“在深殿木鱼声中顿悟般的拔剑而起，迎向万马奔腾的战鼓”从此便一去不返，只听“门前的江潮夜夜澎湃”，著者赞道：“全诗简短凝炼，落墨不多，却内涵丰富，包含了一个空间上与时间上都十分广阔的画面。短短十二行，抵得上一篇数万字的小说。”《从军行——送珙弟入游击队》也是如此，诗人以简洁的笔墨写了“原是既带着担心安危与远别的离情而又必须鼓舞豪情”的场面，并由此“推展出乐观而光荣的前景”，同样可称为“抗战诗中的佳作”。此外，著者还附带提及诗人长达千行的自叙性长诗《自己的写照》，认为这“以他自己的平生经历为经，以时代的发展为纬，气势浩瀚的写照了北伐前后一段时期为主的中国社会的动荡场景”的诗，“意境壮阔，感情起伏”，“语言凝炼而富技巧”，“是一首很有功力的抒情叙事长诗”（详见该书第195页至201页）。痖弦则说臧克家“虽向往西方长诗的形式，但仍不自觉流着中国古典诗抒情（短诗）的传统”（见《中国新诗研究》，台北洪范书店，1981年1月版第18页至19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健，早在八十年代初开“现代诗及习作”课程时，即已将臧克家的那首《老马》推介给学生，随后他编了一本《中国现代诗》，作为大学用书的一种（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1月版），其中第二编“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的第九章就是“臧克家”，兹引如下：臧克家（1905—），是闻一多的学生，也是一位格律派诗人。他的诗植根于生活，而非游戏文字。闻一多把他比作孟郊，并以此期许他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诗质朴者居多，颇有泥土味，譬如《老马》，可谓雄浑有力：总得叫大车装个够，它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把头沉重地垂下！（引自该书第76至77页）还有一位主授“现代文学系列”课程的台湾师范大学国文所教授杨昌年在他编著的“大学用书”《现代诗的创作与欣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8月版）和比这早十三年编著的《新诗品赏》（台北牧童出版社，1978年9月版）也有两处评介臧克家，在第二章的第二节中臧克家作为“格律诗作家”来介绍，并评析了其《感情的野马》、《失眠》、《村夜》、《生命的叫喊》、《四十自寿》等五首诗，在同一章的第三节中又把臧克家当作“朗诵诗作家”来介绍，并重点评析了其《兵车向前方开》一诗，和高兰的《送别曲》相提并论。著者认为臧克家的诗风多变，其写实诗“常藉对比方式表现对人生、人性的嘲弄或对社会的讽刺（如《村夜》、《生命的叫喊》），张力强大”。其抒情诗如《感情的野马》、《失眠》“表现精美”，而《生命的秋天》则“写矛盾痛苦的无奈”。同时还指出其诗作的特色在于“修辞之新颖”，特别是“生动鲜活的帏幕之后更能有真情与强烈的悲悯”（详见前书第179页至181页，后书第195页至197页）。此外对其朗诵诗“不再注重形式格律”，是“在形式内容两全的原则下，以充沛的创作力量”而“打开新局面”的诗歌（详见前书第238页至129页，后书第237页至238页）。由此可见，在海峡那边，臧克家文学地位和作品意义并不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而有所动摇、有所削弱，诗人的作品不仅在大学讲坛被反复吟诵，而且还在天南海北不胫而走。杨牧和郑树森合编的《现代中国诗选》（台北洪范书店，1989年2月版）就选了他的两首诗：《生命的叫喊》和《古城的春天》（见该书的102页至103页）。而在该书附录的“诗集选目”中“臧克家”条下就详细列出其二十五种诗集，包括《烙印》1933；1934）、《罪恶的黑手》（1934）、《自己的写照》（1936）、《运河》（1936）、《从军行》（1938）、《泥淖集》（1939）、《淮上吟》（1940）、《古树的花朵》（1942）、《向祖国》（1943）、《泥土的歌》（1943）、《感情的野马》（1943）、《国旗飘在鸦雀尖》1943）、《十年诗选》（1944）、《生命的秋天》（1945）、《民主的海洋》（1945）、《宝贝儿》（1946）、《生命的零度》（1947）、《冬天》（1948）、《一颗新星》（1958）、《春风集》（1959）、《欢呼集》（1959）、《凯旋》（1962）、《忆向阳》（1978）、《臧克家诗选》（1978）、《今昔吟》（1979）（见该书892页至893页。）。尽管还有许多遗漏，但能在台湾作这样的介绍，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随着两岸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密，有关大陆作家诗人的专访文章在台湾的报刊、杂志、著作中出现得越来越多。其中特别值得向大家介绍的是墨人1990年9月7日在台湾《中华日报》刊登的一篇专访：《老尚天真的臧克家》（后来收入《大陆文学之旅》，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3月版）。作者是在国际上颇负盛名的诗人、作家和文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