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档案解密

新中国外交档案解密建国初期的外交活动内幕据档案馆鉴定开放处处长张素林介绍，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外交档案十分有限。当时承认中国的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党际交往比较多，有关这部分材料都保存在中联部，所以存放在外交部的有关当时外交的资料比较少。解密一外交工作缺乏经验在建国初期的外交战线上活跃着一批年轻的外交官。他们来自解放军、学生和我党地下工作者。由于缺乏外交经验，加上人力不足，摸索阶段的新中国外交难免出现了一些仓促场面。接贵宾找错车厢据档案记载：1951年，为举行国庆活动，从9月10日起，我外交部工作人员就开始张罗起准备迎接外宾的工作。但限于人力不足，加之对迎宾工作的生疏，迎送工作显得很忙乱。如：第一次赴机场迎接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与涅鲁达夫等人时，由于事先分工不细，在机场没有人负责搬运他们的行李，结果临时由于行李的问题而影响了整个行程的安排；另一次中方接站人员在车站欢迎越南代表团时，由于事先未把代表团乘坐的列车车厢顺序搞清，结果扑了个空。此外，据档案记载，办公厅总务处在各项工作中有时缺乏适当的配合。如布置大厅时放错花盆，在机场和车站支付招待费用时未能主动协助，负责买月台票的人有时竟拿不出钱来买票。迎送后期由于吸取了前一时期的经验，因而比较顺利。国宴请柬落了嘉宾国庆节的宴会简称国宴，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外事活动，不能出现差错。但在1951年的国庆宴会上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据一份1951年外交部国庆总结档案称：那次出席宴会的共450人，这对于成立不久的外交部工作人员来说，显然缺乏足够的经验。例如，由于事先联系工作未做好，直到宴会开始前一小时才得知，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三国代表团当日不能抵达北京，苏联代表团成员的名单在他们到达北京饭店后才搞清楚。这使安排座位和配备译员两项工作都受到影响。邀请参加国宴的名单经过各级领导审完后，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才发现，竟未列入朱德夫人康克清同志的名字，临时被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余心清局长发现，但由于时间太紧，再邀请为时已晚。请帖及席次通知等发出过晚，各宾主不能来者多不能及时通知，以致临时调整席次，异常忙乱。解密二为赶女王加冕爬珠峰1953年5月29日，人类首次征服地球第三极———珠穆朗玛峰，而成功登顶者则是英国登山队员埃德蒙·希拉里和丹增·诺尔盖。时间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终年冰雪覆盖的珠峰仍然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登山者，然而，在外交部的档案记录中，关于首登珠峰的记载却由于涉及领土问题而并不令人“愉快”。登珠峰为加冕献礼1953年初，由英国汉特上校率领，丹增、希拉里等人组成的英国登山探险队带着强大的装备由尼泊尔境内出发，开始了征服珠峰之旅。队伍中，印度的尼泊尔籍向导丹增被当地居民称为“雪山之虎”，有着丰富的登山经验。同年4月中旬，登山队将大本营安扎在孔布冰川，按计划，他们要在6月3日前登上珠峰。为什么要选择6月3日这个日期作为最后期限呢？原来，6月2日是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的日子，登山队员们想把征服珠峰作为加冕献礼。1953年5月29日，珠峰被插上英国、尼泊尔的旗帜。3天后，伊丽莎白女王在加冕典礼前夕得到了征服珠峰的消息。印度、尼泊尔等国政府纷纷致电英国表示祝贺，有人甚至提议将珠峰另外命名为“伊丽莎白二世峰”。登山队侵犯我国领土我国西藏外事处得知消息后收集了大量材料，证明英国登山队攀登的珠峰在我国的西藏地区，随即将此事上报到外交部，外交部将西藏外事处的材料转给了我驻印度大使馆。珠峰不仅属于我国领土，而且一直被西藏人民视为圣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登山队攀登珠峰必须得到西藏方面的同意。在英国人JAMEBBAMBEYULLMAM1948年出版的《KINGDOMOHAD－VBTYVB———HVHBMBT》一书所绘的地图中，珠峰位于中尼交界处，三角形的珠峰的大部分以及峰尖均位于西藏。1938年到达珠峰地区的英国探险队也证实，珠峰为扎绒布冰川及扎绒布河谷之发源地。种种资料表明，珠峰在我国领土范围内，珠峰南坡属尼泊尔，与印度无关，与英国更无关，英国人到上面去插旗是错的。概不参加攀登者集会1953年6月27日，攀登珠峰的尼泊尔人丹增来到德里受勋，英国专员及尼泊尔大使举行招待会表示欢迎，英国与尼泊尔均邀我国大使参加，但被中方委婉拒绝。无独有偶，6月29日，印度总统也要为攀登珠峰的英国人泰新授勋，邀请我国驻印度大使馆一等秘书以上馆员参加，晚上还要举行招待会，虽然印方没有明确表示是为欢迎登山队，但实际上确是为登山队举行的招待会。碍于印度总统的面子，我驻印大使立即向外交部请示，得到外交部的明确答复：“对印总统欢迎珠穆朗玛峰攀登者的招待会亦不参加”，“今后有关攀登者集会概不参加”。首登珠峰是骗局？1953年7月18日，印度《闪电报》上刊载有关“额菲尔士峰探险队”的一封信。先生：祝贺你暴露了“额菲尔士峰(即珠峰)探险队的骗局”，我有一篇令人注意的新闻，是一位刚从加德满都回来的朋友带来的，它引起了对希来里(即希拉里)和天星(即丹增)征服额菲尔士峰一事的疑问。我的朋友在加德满都和一位曾与探险队一起的人结识了，这位希尔帕人迟疑了好久才透露出这个消息，当报告额菲尔士峰已被征服的那天，他在最高的一个营帐中，他说，实际上绝没有人爬到过顶峰。他说，天星和一个英国老爷一清早就出去爬山，那天天气并不太好，他们二人在午饭前一小时左右回来，英国老爷们立刻举行了秘密会议，天星也出席了，午饭延迟了。于是，他们告诉随着探险队的挑夫们，天星已经征服了额菲尔士峰，当下一日，探险队开始下山时，一直和挑夫们一起的天星离开了他们而去，和英国老爷们在一起了。有两次他单独和天星谈了话，天星告诉他，英国老爷们强迫他说谎，当队伍到达阳波杰和加德满都时，要他说他们曾到达山顶。尼泊尔人民怀疑此次征服……中国建国初期三大外交政策的分析建国以后“一边倒”的再思考——不倒翁式的外交北京新东方学校乔拯克【摘要】建国初期，在探索和实际相结合基础上诞生了三大外交政策，“一边倒”是不倒翁式的外交，具有一定的益处，同时具有一定的反弹。它是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对新中国在外交上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立场的形象表达。对于树立新中国形象，稳定和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就其后期效应来说带来了一些弊端。但单就其制定时很具有政治手腕的一个政策。【关键词】一边倒，国家利益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毛泽东在文中，向中国人民也是向全世界的各种政治势力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所谓“一边倒”，是指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斗争中，将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其实质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严正立场，完全是一条政治路线。但不意味着中国政府不和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交往，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放弃独立自主，无原则的倒向苏联。它的提出有一定的时代背景。作为新中国的三大外交政策之一，是在特定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建国以后，我国的外交中心任务是巩固来之不易的独立主权，为我国各项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及经济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鉴于此，毛泽东在冷静观察了国际局势后，结合中国历史和现实在1949年春夏之交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三大方针。主旨在于改变我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很显然，三大方针符合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的完全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利益。“一边倒”方针的提出，由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第一。它是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总结的产物。第二。它有助于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第三。它有助于消除斯大林对中共和政府的偏见。“一边倒”的方针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与新中国的国体相适应的，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绝不能因为后来中苏关系的破裂而对它在历史上的正确性产生怀疑以至否定。1949——1960上半年，是“一边倒”战略实施的时间，“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去找。”[①]“一边倒”政策的确定是毛泽东外交战略形成的标志，因为这一政策是毛泽东在长期革命中对影响中国前途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最终选择，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外交活动的重要理论依据。新的认识:从短期来看,“一边倒”固然有助于新政权的巩固;但从长远来看,它并不符合长远利益的需求,主要是因为它造成了中国外交战略上的不平衡,不利于中国开展同世界各国的普遍交往,并且造成了新中国与美国二十多年的隔绝与对抗,这对中国的损失是尤为巨大的。中国作为自主的角色在东亚崛起,列强失去了影响中国政局的能力,由于美苏干预中国事物的意愿和能力下降,中共在制定对外政策时,是有较大的自主选择空间的”[②],即意味着中共并非只存在“一边倒”的选择。“一边倒”外交政策在处理对苏关系上的具有一定的失误。中共已取得全国政权和成为执政党后,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即如何从国际交往中争取政治经济的最大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开展同世界各国的普遍交往,而不应该把自己局限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的对华政策充满了利己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作风,并且苏共和中共的矛盾由来已久,很难消除。这就注定了中共“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先天不足,从长期来看,也是一个不平衡的外交战略。因此,任何平庸的观察家在了解了中共与苏联这段貌合神离的革命史之后,均可轻易地推论出两者冲突的不可避免性。“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出台时机与中美和解机会的失去和解机会的失去。新中国成立前后一段时间,美国的态度是“等待尘埃落定”,其间美国和中共曾作过一些试探和接触。美国由于面临援蒋反共政策失败,为了摆脱被动局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与国民党政府这艘即将沉没的船拉开距离,在共产党军队占领南京后,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仍驻留南京,设法秘密地与中共接触,并且计划到北平与中共领导人会谈,以图建立外交关系。当然,对此类试探,中共方面也做出过积极反应,如欢迎司徒雷登重访燕京大学,同意外交人员黄华与之见面等,但这些接触并没有带来中美的和解,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源于美国人的冷战意识和美对华政策的矛盾与混乱外,中共“一边倒”政策不合时宜地出台是重要原因。“一边倒”政策的宣布正值司徒雷登电请批准去北平的时候。中美过早地走向对抗对新中国的负面影响“一边倒”政策的出台,使中美和解的机会。总而言之，新中国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当时纷繁复杂、剧烈对抗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制定并实施的。它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任何离开那个时代，那个历史环境而对它妄加评说，都是不可取的和极为有害的。我们的看法是:“一边倒”决不意味着中共丧失独立性，形成为对苏共的依附；“一边倒”绝不是什么“闭关锁国”，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与“闭关锁国”无缘；“一边倒”不仅为新中国的安定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而且也为新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引来了急需的资金、技术与人才，从而使新中国能在50年代初步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一句话，“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一向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方针的具体运用与体现。我国的“一边倒”政策，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对于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制约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巩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加速我国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奉行“一边倒”政策并不意味着我党我国就不加选择地盲目的跟着苏联跑。早在1949年4月，周恩来就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③]苏联同我国建交才一个月，周恩来又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就兄弟国家来说，我们是联合的，战略是一致的，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