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人文历史必看的书籍推选

三本人文历史必看的书籍推选读书可以拓宽知识面，开阔思路，改变思维习惯，促进个人进步，消除孤独感，净化心灵，修身养性，其乐无穷。那么你了解人类历史的书籍有哪些呢？以下网友为你整理了人类历史上必读的书籍，希望你喜欢！人文历史必看的书籍1、《历史名场面》(套装共7册)内容简介《孔子大历史》孔子所开创的儒家，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君主集权的帮手，明白这一点才能理解儒家的本质，也就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本质。他们的最高理想是“得君行道”，做“帝王师”。孔子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无非是想当“国师”，后来他的学生卜商(子夏)真的成了魏文侯的“国师”。陈平原先生早年有篇文章叫《千古文人侠客梦》，其实中国文人有个更大的梦——“国师梦”，几千年来一以贯之。不过话说回来，孔子的人生信条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只要想做事，就离不开权力，诸子百家中除了杨朱、庄周那样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大概没有人能摆脱对权力的依附。但儒家毕竟不是法家，即使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孔子及其弟子身上也时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首先，儒家第一次把“人”作为政治的目的。孔子说“仁者爱人”，“仁”就是拿人当人看，这是周文化的宝贵遗产。孔子的祖先商人可不是这样，在他们眼中“非我族类”都不是人，跟牛羊一样可以随意屠杀。西周王朝建立以后很快就废止了商代的人殉人祭习俗(西周早中期有少数实行人殉的墓葬，墓主大多是商遗民)，孔子本人更是连随葬人俑都反对。周人把愿意接受华夏文明的人群都视为同类，儒家的“仁”也是不分族类，不分地域，这是两千多年前的共同的价值观。中国能克服自然地理的巨大差异，成就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国家，这个共同的价值观起了关键作用。其次，孔子及其弟子反对贵族政治，却欣赏并且继承贵族的文化传统，包括贵族那种视荣誉高于生命的“迂腐”劲儿。周代的贵族是“社稷之臣”，不是君主私人的奴隶，因此儒家为君权服务，但又不愿沦为君权的工具——用周人的词来说，他们是“股肱”，不是“爪牙”。他们总想“驯服”君权，让它规规矩矩为社稷、为百姓服务，虽然多数时候难以如愿，但久而久之培养出了“道尊于势”的传统。读书人跟皇帝的斗争，是“二十四史”中最常见的主题。陈寅恪表彰王国维这个清朝遗老，突出强调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笔精神遗产，也要拜孔子和儒家所赐。本书是“借孔子看春秋”，孔子成了时代的一面镜子。周代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贵族时代”，孔子赶上那个时代的尾巴。作为“最后的贵族”，他痛恨那个“礼坏乐崩”的乱世，怀抱恢复“周礼”的梦想，政治上一辈子不得志，却无意中成为“万世师表”。要理解孔子，先得了解他身处的那个时代，这本书用浅近平实的语言，对周代的姓氏、称谓、礼仪、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加以介绍。作者虽然不是先秦史出身，但对这些复杂问题的把握相当透彻，读完此书，普通读者也能对周代社会有一个全面印象。《南北战争三百年》这是一本研究战争的学术专著。聚焦的时代，是秦统一之后，分裂割据最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作者不是叙述战争的故事，而是试图探讨在胡汉种族差异、南北地域差异这样两个特殊背景下，所进行的战争中的某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是从司马迁到司马光等史家都比较忽略的。本书有三个视角。一是兵种(骑兵、步兵)及其装备与相关战术的演进，作者会从先秦两汉的战史追溯其起源;二是通过这一时期南北之间发生的若干经典战例，分析战略问题以及战争中各种复杂因素(地理环境、军事技术、统帅素质等)的影响;三是讨论战争本身与各行为主体(政权)的关系，包括战备问题、财政问题、战争对政权运作的影响问题。中国历史古籍浩如烟海，军事与战争的著作也十分丰富，《新唐书·兵志》更开启了正史中记载军事制度的传统。但是，即使是对于战争记载特别关注的《资治通鉴》，对于古代战争中兵种的运用、战术性细节的展开，也往往语焉不详。而这部书试图弥补其缺失，功不可没，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比如，作者认为西汉卫青、霍去病创立的骑兵冲击战术，用近距离搏杀对抗匈奴的远距离骑射，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飞将军”李广的悲剧在于他个人的骑射之长，不足以弥补所统部伍的短处，在匈奴人面前，顶多只是显示个人英雄主义色彩。马蹬的发明、槊(长矛)取代戟，都适应了骑兵冲击战术的作战要求。又比如，作者对于步兵方阵的分析，对于“陷阵”在两军对阵中的意义，要言不烦，能洞解史籍中许多不甚了然的记载。阅读本书的读者，重读《资治通鉴》书中关于汉唐时代的战争记事，会有很多的助益。当然，战争问题不只是军事问题，战争其实是战争双方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政权内部问题的外在表现。因此，谈论战争与政权的关系问题时，就会涉及十分复杂的因素。作者在这一部分，试图超越技术层面，进行深入讨论，虽然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却用自己的洞见启动了读者对于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思索。《水浒寻宋》论《水浒传》的思想倾向与价值观念，不仅复杂多歧，甚且颇有冲突抵牾处。即以贯穿始终的“替天行道”而论，统治阶级的主导意识与被统治阶级的叛逆思想就割不断理还乱地杂拌纠葛在一起。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其道便由“天命所归”的天子所出;唯“天下无道”时，才企望有人挺身而出“替天行道”，拯百姓于水火，解黎民于倒悬。由此可见，“替天行道”尽管未必等同于革命思想，但至少为苦难民众保留了对无道统治进行武力批判的话语空间;但“替天行道”毕竟无法跳出“天命”的磁力场，不仅“天子昏昧”往往归咎于“奸臣弄权”，造反领袖也必然与生俱来具有皇权思想。唯其如此，鲁迅说的“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等等，也确实都是小说所表达的意向。撇开主题思想不论，《水浒传》堪称是一部以梁山好汉兴灭聚散为主线的宋代社会风俗史。小说从高俅迫害禁军教头王进切入，拉开了“乱自上作”的序幕;随后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触及了渭州地头蛇迫害江湖女艺人的底层冲突;而后借由鲁智深与林冲相识，摹绘出东京市井的人情风光，御街、大相国寺、东岳庙与东京第一酒馆樊楼，令读者宛如置身其中;以郓城风土人情为背景，交叉推进宋江与梁山好汉以及与阎婆惜之间的复线描写;而武松杀嫂与斗杀西门庆，则让阳谷县社会诸阶层栩栩如生;其他诸如花荣清风寨的烟火，江州城里的官民众生相，高唐州里统治阶层的内部斗争，以祝家庄为代表的豪绅农庄，大名府的城市风貌，东京城的元夜灯市与李师师的行院风情，泰安州的庙会与集市……伴随着情节的推进，逐步展开了宋代政治历史与社会风俗的文字长卷，在广度与深度上远胜过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从南宋初期流传的水浒故事，经街谈巷语、宋元说话与金元杂剧等多元样式与不同地域的持续敷演，到元明之际形成了百回本《水浒传》主干部分，所呈现的也是宋元时期的社会情状与思想风俗。读者大可以借助百回本《水浒传》，去探寻宋元时期的社会风俗。作为话本小说，《水浒传》当然有其夸张失实之处，例如战争情状的叙述与道术魔幻的描写，但绝大部分内容却非闭门造车、向壁虚构，而有宋元社会的生活细节作为其叙事依据。只要在《水浒传》里细心梳理，认真抉发，宋元时期的制度衙署、法律宗教、社会经济、市肆商业、科技军事、阶级身份、礼仪习俗、衣食住行、戏曲杂技、体育游戏，等等，都留有弥足珍贵的吉光片羽与毫不经意的雪泥鸿爪，足以成为还原一代制度风俗或典故名物的文学性资料，倘再辅以其他文献记载，相关研究或能别开生面而喜闻乐见。《南宋行暮》本书将南宋光宗宁宗时代定为由治世折入衰世的转捩点，主要还是立足于政治史层面。尽管对政治与军事直接波及的社会经济(例如纸币危机)与思想学术(例如伪学党禁与理学官学化)也有所论述，但限于当初撰述的结构体例，未曾做深入细致的展开。而社会、经济与文化诸领域的运行轨迹，与政治上的折入衰世也未必那么同步与一律，它们仍有自己独特的路径，甚至在政治上折入衰世之后，在相当长时段内仍会惯性地前推或滑行。惟其如此，法国学者谢和耐才断言，“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在13世纪，“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和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然而，他还是强调，“13世纪中国南方之安定繁荣的印象只不过是幻象。在此幻象背后的，却是国库之连年悲剧性的空虚，农村之贫困和不满，以及统治阶层内部的党争”。值得提醒的是，13世纪开端时当宋宁宗继位的第六年，庆元党禁尚在进行中。既然在传统中国时代，政治总是决定一切的，政治史的转捩也或迟或早必然波及整个社会的其他层面。这种全局性影响在宋宁宗在位期间也业已显现。南宋历史走向的逆转正是定形于光宁时代。以政治史而论，南宋皇权的一蹶不振和权相的递相专政始于这一时期。以经济史而论，嘉定初年爆发的纸币信用风潮标志着南宋社会经济自此跌入了全面失衡的困境。以军事史而论，开禧北伐的溃败和嘉定之役的支绌预示了南宋在即将到来的宋蒙战争中的败局。以思想史而论，嘉定时期理学官学化的前兆折射出统治阶级在社会危机面前向新的统治思想求助乞援的迫切性。如前所述，本书旨在展现南宋王朝不由自主地走向衰落的历史进程。然而，中国史上长时段王朝几乎都有类似时段或事件，南宋正是这样折入衰世，并最终走向覆灭的!《大一统》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王朝统一，都要带来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统一车轮的转动，不但需要军事上的成功，同时需要强大的政治优势。对于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来说，后者似乎更加重要。13世纪以前，在中原地区立国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曾经做过统一的尝试。留下的却是失败的记录。八公山的“风声鹤唳”，葬送了前秦君主苻坚的前程;采石矶的兵变，送掉了金朝皇帝完颜亮的性命。13世纪下半叶，元世祖忽必烈终于以自己的行动，创造了两个“第一”的纪录：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第一次统一了中国，这次统一不但使大江南北重为一域，结束了五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还把云南、西藏和西域地区划进了统一的版图;如此范围广大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出现。为什么忽必烈能够获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在元朝的政治机制和文化因素中，有什么成功的秘诀?希望通过本书的介绍，读者能够找到答案。统一浪潮滚滚向南，素来以“正统”自居、以“偏安”为计的南宋君臣，被迫演出了一场场悲剧。他们的恐惧、忧虑、妥协乃至抗争，构成了大一统进程中的另一重要内容。失败者的命运，读者在本书也能清楚地看到。公元1276年，是这次统一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年份。本书试图以纪实手法，将这一年内发生的重大事件连缀成篇，向读者展示出一幅简短而生动的历史画卷。本书不详细介绍统一战争的过程，而是把重点放在描述出社会变革带来的政治冲突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南明史：1644—1662》这本由美国学者司徒琳教授撰写的《南明史》学术严谨。其书原文近三百页，而注释、地图、索引、参考书目和附录等就占据一百三十多页。书中所列中文、日文和西文参考书目达三百多种。从这些参考书目中可以看出，原作者在《南明史》的写作过程中，已将有关南明的重要著述大致收罗殆尽，足见原作者治学态度的严谨。本书以西方地缘政治学理论做为基础，不断释放史学见解。在其历史叙事中，朝臣中清流和浊流的不睦，文官武官的倾轧，成为南明政权崩塌的重要原因。这种见解和国内明末党争的论述相互呼应，显得平实而贴切。然而，读者应该留意，英文版《南明史》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是“忠臣”(Loyalists)。在作者看来，忠臣是南明诸政权的支撑者。其实，南明时期，弘光等政权的相继建立和维持是和中国民族主义的激发分不开的。清朝之前历代的中国虽然是帝制形态，但汉民族居住区，府州县分界而治，各级官员考绩流转，文官国家制度早已形成，并且得到黎民百姓的认同，遇到外族入侵，就会激成民族主义的对抗。明末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事件无不与民族主义反抗情绪相关联。南明时期，农民军也和南明政权妥协，联手反抗异族的入侵，国内史学界称之为“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这种情形说明，在统一的文官国家制度发育较早的中国，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主义意识早已形成，它的存在并不借助现代国家的形成。上个世纪末以来，西方学界出现一股强劲的民族主义研究热潮。但是，涉及中国民族主义时，大多数研究只关注民国以来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他们否定中国帝国时期存在着民族主义，而认为民族主义只是现代国家的产物。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