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外交：国内变迁、外部环境与国际秩序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理念层面都展现了一些明显不同于已往的新特征，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新外交是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社会发生剧烈变迁以及国际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的基础上发生、发展起来的，走的是由周边到全球，从实践到理念的发展轨迹。中国新外交的实践和理念，已经并且将继续对周边及国际秩序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关键词中国新外交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国际秩序中图分类号: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6）0４00３３４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理念层面都展现了一些明显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中国的新外交到底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与以往相比新在何处？促成中国外交发生变化的驱动力是什么？中国外交的变化或中国的新外交对国际及周边秩序将产生何种影响？本文将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一、中国新外交：实践与理念大凡一国的外交，基本可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外交理念层面，一是外交政策或外交实践层面。外交理念体现了一国外交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对外交政策和实践的基本理论指导，而外交政策和实践则或多或少地体现或反映了一国的外交理念。有时外交理念与外交的具体实践是合而为一的，如英帝国时期对欧洲大陆长期奉行的均势外交，就既是一种外交理念也是一种具体的外交实践。中国的新外交也包含理念和实践两个层面。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国新外交，基本上是实践先行，然后才逐渐上升到理念的高度。从实践上说，中国新外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开展睦邻外交，建构有利的周边秩序。重视周边邻国，并将发展和改善与邻国关系、构建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作为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外交最为突出的特征。这一睦邻外交具体体现在三个重要方面：第一，积极参与、塑造地区多边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一改先前对多边机制的怀疑和不信任态度，开始积极参与甚至主动缔造本地区的多边机制，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中国与东盟关系的迅猛发展以及由中国等国倡议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1]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堪称中国参与塑造地区多边机制的典范。它表明中国非但不再排斥多边机制，相反,在条件合适时将主动缔造多边机制，为本国及地区的共同利益服务。上海合作组织在维护中国的周边安全、维护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方面正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前，除了六个创始国外，该组织已经吸收了蒙古、巴基斯坦、伊朗、印度四国为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影响不断扩大。此外，在解决朝核危机上，中国主动斡旋，为五轮六方会谈的召开及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第二，开展经济外交，促进本国及本地区的共同繁荣。发展、加强与周边邻国的经济交往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内容。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东南亚国家基本处于同一台阶，随着中国经济在90年代的迅猛发展，东南亚一些国家开始产生疑虑，担心中国的经济发展会挤掉他们的国际市场空间，对其构成威胁。[2]但中国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极大地改变了该地区对中国的印象，此后中国与东盟间的经济互动进入更为良性的发展阶段。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了在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决定逐步实现零关税的自由贸易。2004年1月，中国已经与东盟启动了早期收获计划，并于2004年11月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向东盟国家开放中国市场。东盟日益认识到中国正成为地区经济发展、振兴的引擎，他们可以从中国日益发展的经济中受益。[3]第三，加强与周边邻国的安全对话，建立安全互信机制。中国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巴基斯坦、俄国以及泰国等周边邻国定期举行安全对话和磋商，加强彼此在安全领域的互信和交流。中国与邻国的官方军事交流近年来也得到加强，中国甚至打破多年的禁忌，与一些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4]在与东盟关系方面，中国与东盟在2002年签署了《南中国海行动宣言》，缓解各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争端，次年加入了东盟友好合作条约，成为第一个参加该条约的区域外大国。中国还积极参与亚洲地区论坛，甚至倡议在亚洲地区论坛的基础上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以使安全对话及合作制度化。[5]2．重视发展与大国间的关系。中共十六大报告首次将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放在中国外交的首位，体现了中国新外交对大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在发展大国关系方面，一方面中国高度重视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明确表示不会挑战美国的利益，不做体系的挑战者，而是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反恐、防扩散以及朝核危机等美国关心的问题上，中国都尽可能与美方合作。另一方面，中国还积极发展与欧盟、俄罗斯以及印度等国的关系，双边交流及首脑会晤不断。此外，中国还一改先前对八国集团的疏远态度，于2003、2005年参加了西方八国集团会议。今年还应八国集团的邀请第三次参加八国集团的会议。3．重视多边外交。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堪称中国新外交的又一突出特点。[6]无论是中国对地区多边机制的参与、塑造还是积极发展与大国间的关系，都反映了中国正愈益深远地参与、融入国际体系之中，并将多边主义视为实现国家利益、增进了解与互信、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安全与和平的有效手段。除了积极参与、塑造本地区的多边机制外，中国还积极参加全球性的多边机制，并广泛发展与其他地区性国际组织间的关系。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是包括联合国在内的135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成员国，还是诸如美洲国家组织等一些地区性组织的观察员。在国际事务中，中国还积极提倡多边主义，主张以多边、协商的方式解决冲突与矛盾，反对单边主义或动辄使用武力。从外交理念来看，中国新外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新安全观；第二，和平发展（崛起）论；第三，和谐世界论。中国的新安全观是由外交部长钱其琛在1996年的东盟地区论坛年会上首次提出的，1998年中国发表的第一份国防白皮书对新安全观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2002年8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全面阐述了新安全观的内容和思想。中国新安全观的核心内容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主张通过对话增进信任，通过合作谋求安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解决争端，谋求共同发展；反对以增加军备为手段的安全观念以及浸淫冷战思维的对抗性军事联盟体制。[7]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合作性的集体安全理念。#p#分页标题#e#和平发展（崛起）理论是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2003年11月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首次提出的，此后胡锦涛总书记以及温家宝总理在国内外不同场合具体阐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思想，2005年12月国务院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全面阐释了和平发展理论，并将其提升到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和平发展的基本要义在于：第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是在改革开放、融入世界后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第二，中国的发展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全体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同时坚持改革开放，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中国的发展不是走历史上西方国家殖民化的道路，也不是重复历史上一些后发国家的武力征伐的道路，而是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和平式的发展，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和平竞争。第三，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中国走一条和平、共赢式的发展道路，中国坚持实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把既符合本国利益又能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处理与各国经贸关系的基本原则，坚持在平等、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经贸关系，不断为全球贸易持续增长作出贡献。[8]和平发展理论向世界表明，中国将不会走挑战世界秩序的道路，而是走一条合作、共赢式的发展道路，做体系和谐世界论是近年来逐渐发展起来的关于世界秩序的新构想。它实际上是在新安全观和和平发展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提炼而来，表达了中国政府对于世界秩序的基本构想和展望。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民主、和睦、公正、包容。[9]和谐世界反对国际关系中的独断专行和单边主义，反对以强凌弱，主张多边主义和平等协商，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谐世界坚持和睦互信，坚持以和平方式，通过平等协商和谈判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反对侵略或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主张实行新安全观，通过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和谐世界主张实现全球经济平衡有序的发展，缩小而非扩大南北差距，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和谐世界坚持文明的多样性，主张各国应尊重彼此自主选择社会制度二、国内变迁：新外交的国内解读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迁，无论经济、政治还是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深远的变化。从经济上说，中国经济长期保持约9％的高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1473亿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2.263825万亿美元，越过英国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实体。中国的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飙升到2005年的14221亿美元，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贸易大国和强国。[10]截至2004年10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00479个，合同外资金额10621.2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552.51亿美元。[11]截至2005年，中国外汇储备高达8189亿美元。[12]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在政治上，中国告别了先前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提倡和实施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推进依法治国，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的内政外交决策也逐渐告别高度个人色彩的独断专行，强调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和社会参与度。在一些重大的内政外交问题上，在社会结构上，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分化，打破了先前单一、凝固的社会结构，形成诸多不同的利益主体和阶层。[13]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显著增强。虽然城乡二元体系还未发生根本变革，但每年几千万辗转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现象表明，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已大大超越了改革开放之前。而众多私营企业的崛起及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作为为内政服务的外交，其作用不可能不反映正在变化以及将继续变化的国内社会变迁实际上，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对周边邻国的新外交，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密不可分。正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的前提下，中国才有能力和自信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对邻国伸出援助之手，能够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在此后进一步加大对东盟的经济外交，开启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早期收获计划，放宽对东南亚国家的市场准入。[14]也正是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得极大发展的体验，使得中国逐渐改变对多边机制的态度，认识到这些机制并非本质上对中国怀有敌意，相反，中国可以通过参与、塑造多边机制，使之成为促进本国利益及共同利益的重要工具。[15]而这种对多边机制变化了的认识鼓励中国更多地参与国际多边机制，并由经济领域向政治乃至安全等领域的多边机制延伸，最终成为国际政治中多边主义的拥护者。[16]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也逐渐改变对自身身份的认识，日益像大国那样思考,并像大国那样行动。中国逐渐摆脱曾困扰中国人百余年的受害者心态，也不再将自己定位为体系的挑战者或革命者。[17]1997年中国宣布做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重新界定了本国在国际社会的身份。此后中国又提出了和平发展（崛起）理论，表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而发展的中国将会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不是挑战或推翻现存秩序，中国不做体系的挑战者，而是要走和平崛起之路。中国开展的睦邻友好外交以及重视大国外交，可以说与这种随着中国对自我身份的重新认识和界定以及日益像大国那样思考和行动，中国的主体意识也不断增强。中国开始更多地从本国的历史文化中汲取思维养料，构建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和对国际秩序提出构想。和平发展理论以及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都体现了这种主体意识和努力。中国学者和领导人在各种国际、国内场合阐释：和平发展及和谐世界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文化、和而不同思想、仁恕之道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