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徐光耀日记”看战时中国共产党军队思想政治工作

从“徐光耀日记”看战时中国共产党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从《徐光耀日记》看战时中国共产党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面临着外部激烈的民族战争形势，另一方面还面临着内部士兵群体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双重困境下彰显了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性。战时中国共产党通过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动员和组织了广大士兵群体，实现了党的纲领、路线的正确处理和协调各方面的相互关系，最大限度地调动士兵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基层部队是人民军队的基础，军队战斗力的强弱首先取决于基层部队的强弱。基层又是一面镜子，基层建设的好不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工作的好坏，而士兵生活的点滴则是反映基层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生动且宝贵的素材。李金铮曾提出:“士兵并不总是处于打仗状态，也有自己的日常生活，包括婚姻，疾病、衣食住行、闲暇娱乐等。”战时中共士兵的部队生活情况多通过个人日记记录下来，目前所留存的士兵日记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一手史料。当前，对于战时基层部队士兵日常生活的研究，更多的将目光聚焦于士兵的阅读史，卫生状况，婚恋管控，日常衣着，财政状况等方面，而从士兵日常生活状况中看中共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还相对缺乏。而且，通过研究士兵群体心理状况以反映中共当时的思想政治建设状况，也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尽管目前学界对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状况、特点、经验等方面存在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以往的研究成果多从政策-效果层面进行论述，而利用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士兵的部队生活及心理活动来分析考察战时中共军队如何开展落实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还有继续探讨的空间。王静强调了心理史学与党史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姚桂荣提出：“历史活动是在一定社会情境下发生的群体行为，蕴含了一些群体心理机制。”利用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战士群体进行研究，能够推动党史研究的深入。有鉴于此，本文以《徐光耀日记》为中心，对抗日战争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基层部队士兵日常生活及心理状况进行具体梳理，展现战时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在基层部队中如何落地，还原战时真实的军队建设情况，以起到见微知著的效果。徐光耀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幼年丧母，与父亲、姐姐、妹妹相依为命。他出生于1925年，河北雄县人。他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包括建国后抗美援朝等各个历史时期的亲历者，如今已95岁高寿。徐光耀亲身经历了历史潮流中的种种磨难，可以说，他个人的部队生活史即近代基层士兵群体成长的一个缩影。卢沟桥事变后，目睹中国国土大面积丢失，人民生活困难，在13岁时他毅然从军，其所在军队为由老红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20师359旅特务营。从军期间他参加过大大小小100余场战斗。从特派干事到锄奸科文书，从联大学生到随军记者，从游击战士到战地作家……徐光耀的从军生涯给予他多重身份。他是烽火岁月的亲历者，也是战场前线的记录者。身份的多变使得徐光耀在日记中从多个不同角度记录了部队生活。《徐光耀日记》内容涵盖了抗日战争后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时期三个部分。其中，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内容最为丰富，它不仅记录了中共基层士兵战时工作与生活的真实状况，同时多处记录反映出中共对军队的建设政策及措施，真实地展现了战时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一、战时基层军队士兵的心理斗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抗战根据地，通过合理有效的宣传手段，联系各级党组织发动人民群众，中共军队力量得到迅速有效的扩充。但是，军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任务艰巨繁重，随时要经历生与死的考验。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军营环境相对封闭单调，士兵群体极易引发心理问题，再加之抗战时期高强度的战争以及胜负无常的战争局势，士兵群体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迷茫低落、消极避战的悲观心态。（一）内心挣扎：迷茫心境与悲观情绪相交汇1943年，正值抗日战争战略相持时期，国内形势严峻。徐光耀所在的冀中地区战斗频繁，自1943年9月至年底，3个月来的不完全统计，冀中部队对敌进行了大小战斗102次。频繁的战斗导致士兵对战事的前途发展产生迷茫心境，出现恐战、厌战情绪的战士不在少数。徐光耀在日记中写道：“下午村长叫我去他家和大营上警察所一人接头，去了之后谈起情况来，他说非常严重，听说四芝兰、大营上、尧台、唐邱等都增加了鬼子，单就一句话就可吓人一倒。”暂时性的军事失利局面导致士兵的内心产生波动，进而出现失望的情绪，而且这种消极情绪极易在士兵群体中扩散蔓延，导致集体悲观的局面。这种影响是极其消极的，削弱了士兵群体的作战士气。“晚上耿队果然来了，他发愁的头也抬不起来，约略谈了几句，他也没有任何回答。一会儿他闷闷的走了，我们也闷闷的睡了。晚上大家都愁于水深火热之中。”士兵群体大部分同志几乎从未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对于战争情况及祖国的未来形势缺乏清晰和理性的认知，再加之亲自经历过战场的水深火热，极易自我否定，易出现迷茫悲观的情绪。1944年1月1日，徐光耀在日记中记录了部队士兵的内心世界：“晚上临睡前，大队长闲谈说：‘抗战胜利了也好，死了也好，残废了也好。’这话很有意思，是乐观的又是悲哀的。”对于战争前景，士兵缺乏必胜的决心，所表现出更多的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与迷茫的心境。此时是元旦佳节，部队中组织举办娱乐晚会，而士兵群体间所出现的负向情绪与节日氛围形成强烈对比。战士自身内在心理的动摇加之战争形势的外在不稳定因素，增加了士兵内心的迷茫程度。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举国欢呼，人民正沉浸在一片欢乐祥和的氛围之中。然而，艰苦的十八年抗战刚刚结束，国内形势尚未稳定，一切整装待发，却又突然传来敌伪合流的消息。这意味着人民军队需要即将投入到新一轮的战争中去。作为一名年轻边区战士、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徐光耀对于战争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国共双方力量悬殊，我党是否有足够的实力胜出?战事又何时才能结束?将来的国家命运又是如何?在这样的时局之下，同周围的士兵一样，徐光耀也从抗战胜利的欢呼雀跃转而陷入到愁苦与迷茫之中。在日记中他真实生动地记录了他的思想转变过程：“日本投降后，我的情绪已经有几次小的动荡，听说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是狂欢，接踵而至的是急性病，日本投降了还不快去缴敌人的械，快占铁道拿县城吧！后来听说蒋敌伪合流，心中凉了一下，继之一想：不要紧，怎么着华北还跑出八路军手了哇。此后情况越来越坏，苏军停止了进攻，美军在天津登了陆，‘中央军’过了黄河，并且一下子就来石家庄了。这一来，心情逐渐凉了下来，认为：这是怎么回事呢?莫非八路军挡不住顽军过黄河?再看报纸上，今日顽军向我进犯，占我县城；明日顽军向我进攻，陷我某镇。又看见伪军报纸上，今日某将军在某地投降，明日某地日军被某长官解除武装。空运部队运到这里，运到那里，真不可一世了。于是对时局犹豫糊涂起来，不知怎么好，后来是“不管怎么着吧，瞎干吧！只知道“反正八路军的力量比以前要大多了，五一扫荡的局面是出现不了的。”徐光耀内心的矛盾跃然纸上，对于战争形势的不确定性，他的内心也充满了惶恐与不安，其日记中的心态描写也反映着边区士兵群体与基层群众的心声。（二）守离两难：艰苦环境与严明纪律相冲突艰苦的部队生活对于年轻的战士来说也是极大的考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抗战的战略方针，广泛组织了各种敌后游击队，在广大农村、城郊和铁路沿线等地长期坚持游击战争，以达到牵制、消耗敌人的目的。徐光耀所在的晋察冀边区，是八路军最先深入开展游击战的地方，民众武装的发展也先于其他地方。徐光耀在日记中多处记录了游击战争途中的艰辛：“挨了十几个小时，太阳走到正南偏正的时候，我们才在极端的不耐烦中钻了出来。胡乱地洗了洗遮瞒灰尘的脸，扑去衣上的土，眯着眼吃了没菜的饭。”战时部队生活异常艰苦，物质生活的匮乏时刻考验着战士们的意志力，而部队中严明的纪律对战士行为的管理与之相冲突，要想做到二者兼顾，往往需要战士具有吃苦耐劳的信念与超越常人的毅力。游击战争行军途中，战士经常借宿于百姓家中，而部队中有些年轻战士，由于无法迅速适应艰苦条件，又对密切联系群众的理论认知不够深刻，时而出现偷盗百姓物品的行为。“25号，大年初一，我们在邸过年。早日预料，今天可以吃到肉，可是连肉的毛也没有见着，清清冷冷吃两顿荞麦面，然房东却拿白麸去上供，不知是谁把人家供食吃了，可怪之至。”“下午接到侯方的一封信，说我们在北头住时违反了群众纪律，我们走后房东没了一块银元，几个子母扣，还把人家盆给弄坏了。在大年初一的时候，做这样的事未免太煞风景。”针对这些触犯军纪的恶劣行为，中共军队实行严格的军纪管控，违反军纪的士兵将面临严厉处罚。徐光耀记录到：“下午为了整顿军纪，密切军民关系，把部队集合起来施行全面检查。”由此可见，严格的军队管理政策加强了部队的纪律性，但是对于尚未脱离涣散作风、目无纪律的年轻战士而言，严格的部队纪律对他们不正当的个人行为造成约束，但同时也导致它们会产生内心因惧怕部队严格的军纪与惩罚制度而产生脱离部队的动摇心理。部队新入伍的战士大多年纪尚小，自身对参军的前途未形成明确坚定的认知，解决生活困难和得到物资优待仍然是部分农民参军的重要动机。“1946年新东县扩军时，到区当兵的大多数是因家庭困难，参军可受优待而当兵，真正从政治教育上为了打退反动派进攻保卫胜利果实而参军的宣传教育不够。”王赟鹏提出，战士应征入伍在农民群众的传统意识中，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摆脱生活困境、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在物质与现实利益的驱动下，当其发现在部队中生活无法满足自身愿望时，会重新进行选择。因此，部队当中年轻战士叛逃的现象屡禁不止。1944年，徐光耀写道：“俊卿告诉我玉山回家了，我听了为之一惊……玉山是我知道的很清楚的一个，根据他以往的表现，他是不可能不回来的，但他年纪很轻，再受女人的煽惑，亲属拼命围攻，或许发生变化。”战士出逃现象不仅在年轻战士中出现，而且在老兵中也有时有发生。1939年11月，359旅几个司号长同时拖枪逃跑，原因是“当八路军十来年了，政治上落后，还是当司号长等工作，表示对自己的前途没有希望。”战时在共产党军队中官兵一致，军官无特殊待遇的部队环境下，许多基层干部长期坚守在基层岗位，个人的才能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易造成心理失衡的现象。战士出逃行对军队秩序造成严重影响，不利于军队的整体性与统一性。二、战时中共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同年5月，中国抗战形势进入战略反攻阶段。除国际环境对中国国内抗战的有利影响之外，中共对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发挥了关键作用。战时部队士兵中出现的消极心理状态，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在战士群体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如何加强对部队战士的思想政治教育以保证战士树立乐观积极的抗战心态?如何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保证军队严明纪律的顺利实施?如何加强与群众的联系以巩固中华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思考的问题。针对战时部队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战士群体的思想改造迫在眉睫。（一）纪之以严：整风形成士兵自觉反思氛围部队生活中需要严格的纪律来保证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作用。在个性与党性，个人与集体相互碰撞与交融之下，整风运动在巩固部队纪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年，中国共产党实行普遍整风以“使我们的党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通过认真阅读文件，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自我反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提高自我认识，实现增强党性、改进工作的效果。整风运动对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是一次成功的实践。黄道炫提出，整风运动将思想汇报、交心、学习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教育方式进行了体制化的改造，成为一种有力的治军方式；而促进了士兵形成倾心向党的自觉，进而反向推动整风运动的发展。通过整风运动，增强了战士的党性修养，加深了战士倾心向党的自觉，强化了战士对自我行为的认知。在整风运动过程中，徐光耀在日记中多处记录了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反思：“再学习检讨，几天的经验是，多接近人，多谈话固然好，可是特别能奏效的还是多多帮助别人，多多协助他人工作，放弃轻蔑傲慢的态度，今天帮助田振彦打饭是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