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到实践分析论文

从理论到实践分析论文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建立发展以来，呈现出“涟漪式”的叠进走向，法国学派强调实证性研究，美国学派补充了非实证性的审美研究，而中国学派中曹顺庆提出的变异学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向。文学变异学是针对全球化发展的现状与跨文明语境下的文学变异所提出，它紧扣跨越性、文学性与异质性等特点，重新规范了影响研究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变异学解释了文学交流比较中的文学变异现象，它的比较基点不再是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求同”，而着眼于文明的异质性，建立了“求异”的比较范式。同时，随着一些学科的发展，如译介学更多地关注了在翻译中的文化变异，又如形象学更多关注了形象制作的主体能动性，这些都不再是用传统实证性研究方法能解决的，变异学的提出使这些学科从原先实证性研究中分列出来，归为变异学研究，重建比较文学学科体系。变异学的提出，凸显了不同文明圈中的文学与文化的异质性，以和而不同为研究目标，有助于破除某种文明中心论，建立多样化的文化生态。一、变异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曹顺庆在《复旦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发表《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一文，提出变异学定义，即“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同时在该文中，明晰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四大研究范围，一是语言层面的变异学，也可称为译介学研究;二是民族国家形象变异学研究，又称为形象学;三是文学文本变异学研究;四是文化变异学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曹先生在《变异学—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突破》中拓展变异学的研究层面，增加了文学“他国化”和跨文明研究。变异学理论建构起了全新的比较文学视野，但它并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它具备着坚实的理论依据与填密的理论体系。首先，从人类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提出文学变异学。纵观文学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异质文明发生碰撞使不同文学间相互交融、发生变异，从而产生文学新质，呈现文学丰富多彩的面貌。如禅宗文化就是在中国本土化文化与印度宗教碰撞后变异形成，禅宗不仅对禅理、禅观、禅的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起到了广泛的影响，对中国文学影响也颇为深远。在文学内容上，南北朝时期因佛教的影响，原先占主导地位的“玄言诗”被“山水诗”所代替，用描绘山水来体现禅趣。在诗情诗意上，随着诗人们学禅悟道，说理偈颂的写法被他们有意无意间汲取，到了宋代就有了“学诗浑似学参禅”的说法。在文学评论上，自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理喻诗理以来，后世文论多承袭之。尤其是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更是使本为佛家语汇的“境界”成为中国传统文论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特色性名词。由此可见，是源于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状态，这种冲突的结果“能够激活冲突双方文化的内在的因子，使之在一定的条件中进入亢奋状态。无论是欲求扩展自身文化，还是希冀保守自身的文化，文化机制内部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异”’。正是这种外来的异质性文学因素引起本土文学传统中出现了变异现象，从而形成新的文学可以促进文学的发展。因此，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研究文学变异应成为文学研究的主要视角之一。其次，从差异可比性的角度提出文学变异学。一方面从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来看，关注差异性已成为学术前沿，后现代思潮力求打破现有的单元秩序，倡导多元。如解构主义的代表者德里达，他的“延异”理论就与逻各斯中心主义针锋相对，不同于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存在固定的意义。德里达认为，理解建立在两个领域中，在同一性的领域即是已经显现的和将显现的领域，而实在的领域是一种“延异”的领域，理解是在与其他意义的差异中产生的，得以延续的。落实到文学比较上，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就围绕着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的“差异性”与“无关性”展开其思想体系，他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西方概念模式标准化的时代”。而打破这一西方中心的格局就须要看到不同文明的差异性。如朱利安所说“文化的本性在趋向同质化的同时也在不停异质化”。在这种追求差异性的思潮之下，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都没有对这样的文化趋势做出反应。法国学派中梵·第根、基亚等学者强调“比较文学并非比较。比较文学实际只是一种被误称了的科学方法，正确的定义是:国际文学关系史”。法国学派倡导实证性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打破法国学派的限制，将没有实际影响与关系的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进行比较，即是倡导“平行研究”。但美国学派的学者也没有认识到不同文化圈内的文学差异性问题，他们的可比性也都是建立在求同的基础上的。影响研究的可比性建立在“同源性”基础之上，平行研究的可比性是建立在“类同性”基础之上。而与“同源可比性”和“类同可比性”不同，变异学的差异可比性研究范式是建立在“同中求异”的学术思维上，以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现象为研究目标，探索出一条新的文化批评路径。另一方面从跨文明方面看，当代世界的文化现实表现出西方、阿拉伯、印度、中国四大文明圈都有其显著而稳定的特性。而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出现，给我们一个警示，未来的冲突将是文明的冲突。怎样化解这一矛盾，跨文明的对话就极其重要。西方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如美国学者厄尔·迈勒的《比较诗学》就指出要打破西方中心论;伯恩海姆的学科现状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放弃欧洲中心论，将目光转向全球。美国华裔学者杜维明《文明的冲突与对话》一书，主张不同文明间要进行对话。而中西文明是否通约又成为一核心问题。一些学者如韦斯坦因等认为跨越文明圈的比较是不可行热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迟疑不决……也有一些学者如钱钟书就坚持“东海西海，心理枚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充分倚重“求同”的观念。这就成了一个学术困境，建立以实证性的影响比较有很大的局限，同类比较为基础的平行研究也显得牵强，新的比较文学学科范式听待建立。变异学就是以这样的跨文明比较出发，用“求异”的方式进行比较研究。跨文明变异研究的提出，彰显出文化差异的区域区别性特征，为跨文明对话提供了坚实基础。最后，从整合学术失范的角度提出文学变异学。长久以来，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形成了比较文学的全部理论，但是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提倡非本质的、求异的文化倾向。一些学者进行了创新的探索，如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产生于19世纪，为法国学派所钟爱，被划分在影响研究之下。长期以来，形象学主要研究对异国形象的渊源与流变的考证上。而现代形象学认为，异国形象是在“注视者”与“他者”的互动中诞生的文化产物，具有总体性与创造性;同时，现代形象研究强调文学性，这些研究趋势都是传统实证性研究所解决不了的。曹顺庆指出“形象学的重要概念—社会集体想象物本身就是一种不真实的想象，其中就蕴含着变异的因素’，。把形象学归为变异学研究范围的合理之处正是如此。又如比较文学对翻译的研究，早期法国学派十分注重不同国家间文学影响事实的考辨，翻译作为媒介的一部分受法国学者极大的重视。早在20世纪30年代，梵·第根就在《比较文学论》中专章论述“媒介”，那时对翻译的关注仍是十分完全、准确、逼真地翻译原作。但随着翻译领域的不断探索，学者意识到翻译文学译介中具有特殊性，它不再是单纯的媒介，它还是在不同的时代与文化背景下对原作的阐释，还要研究文化角度的语言变异。传统的实证性方法也渐渐不适用于发展中的翻译研究，国内学者谢天振先生的译介学研究就成为一种新的范式，如他所“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它探索一种文学与文化的双向阐发的道路。正是这些新生理论的蓬勃发展促使比较文学学科的重新整合，如乐黛石等学者强调:“新的理论资源影响渗透的结果，还使一些具体研究类型的学术意义更加突出，同时也使一些研究类型面临拆解、合并与重组的可能。回望对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颇广的一些教材，如卢康华、孙景尧撰写的《比较文学导论》，陈悼、刘象愚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陈悼、孙景尧、谢天振主编的《比较文学》犯等，它们在特定的时期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及积极意义，但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已经不能解释学科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如形象学中的虚构性及译介学中的主观变异、创造性叛逆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提出新的理论对出现的现象进行解释，变异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站在对学科理论高屋建瓶的角度上提出的。在2005年由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四川大学出版社)一书中将译介学、形象学从原先实证性研究中分列出来，归为变异学研究。把实证性的研究归入文学关系学，并以文学变异学统括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等分支。对比较文学的理论进行重组、补充，体现了比较文学学科的最新动态，克服了新旧研究类型所产生的冲突问题，建构起“涟漪式”的发展轨迹，将变异学与其他板块融合为有机整体，形成相对完整的比较文学理论。二、比较文学变异学的提出及其理论内涵2005年8月，在中国比较文学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曹顺庆正式提出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的理论设想。与此同时，由曹顺庆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文学学》将文学变异学作为独立一章，内容涵盖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主题学、文类学、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建立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的体系。2006年曹先生在《复旦大学学报》发文《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详尽地分析了变异学提出的理论基础以及研究领域，明确了变异学研究原则。2006年5月发行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变异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这四大研究领域为主要内容，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而后一系列文章《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学术背景与理论构想》(《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变异学—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当代外语研究》2010年第7期)、《翻译文学与文学的“他国化”》(《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6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新思考》(《外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3期)等展示了变异学由理论到实践的进程，从阐释变异学的理论支持、学术主张，到规范研究范围，再到具体的理论指导翻译问题、指导学科建设问题等，变异学为比较文学学科注入了新力量。随着文学变异学的研究深入，曹顺庆对它的研究归纳为六个层次，.如下阐述。(一)、语言层面变异学，主要是指“文学现象穿越语言的界限，通过翻译而在目的语环境中得到接受的过程，也就是翻译学或者译介学研究”。随着当代审美浪潮的袭来，翻译对传统研究模式进行了反思和质疑，极度呼唤翻译主体的能动性，推崇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注重异质文化在翻译中出现的碰撞和交流。正是因为译介学涉及了很多跨越语言与文化层面的变异因素，所以很难将译介学归属于重视实证的影响研究。正如谢天振先生所言，如今译介学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相对来说比较超脱，视野更为开阔，更富审美成分”。译介学的内涵超越了传统翻译、媒介学，而研究异质文化中的语言变异问题，这也正是比较文学中变异学针对语言层面的重要课题。(二)、民族国家形象变异学，就是形象学，它是对文学作品中民族国家形象的变异做研究的。当代形象学认为，形象就其生成机制来看是创造式的，而非影响研究意义上的复制品。文本中的异国形象不仅是感知到的复制品，而且是作者再创造的结果。当代形象学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它更多地关注了形象制作的主侧——“注视者”。这样，注视者与注视对象，注视者所存在的“本土”与他者所处的“异域”构成两组二元对立的感念，在这对立统一的互动中，产生了文化过滤与文化误读的变异产物。正因如此，将形象学构成了变异学研究中民族国家形象变异的一部分。(三)、文学文本变异研究，文学文本变异即是文学文本在实际交往中产生的文学接受现象。不同文化、文明圈的接受者在阅读理解的过程中，对同一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向与意义理解所产生的认识差异，就是接受学的研究内容。此外，研究还包括不同的审美趣味与追求所造成的对异域文学的接受差异和异域文学进入后是如何被本土作家改写、再创造而发生的变异。它不同于接受理论或影响研究，它将“接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