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城市经济

1、城市化产生的一般性规律极其特征。1．资本扩张是城市化的原动力，整个城市化过程就是资本扩大再生产过程在城市地域的体现；2．市场经济是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制度前提，市场机制是促进要素资源向城市集中的基础性机制；3．后起工业化国家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4．大城市超先增长的趋势，是一个普遍的规律；5．乡村人口和资源进入城市门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城市化的速度和水平；6．城市化过程伴随着“城市病”产生、加剧和缓解的过程。OR1.城市化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工业化、现代化是城市化的动力源、发动机；2.大都市区已被认为是城市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代表着当今城市化的方向；3.从城市化的布点、布局来看，都不是一开始就遍地开花，而是有先有后，呈梯度型模式；4.从城市化的进程和速度来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成熟阶段，第三产业成为主导产业；5.从城市功能来看，都经历了城市功能日趋完善，城市承载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6.从城乡关系来看，都经历了城乡分离、城乡对立，甚至可以说是城市剥削乡村，到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的过程；7.在增长方式上，都经历了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的转变8.从城市化的机制来看，有的国家以市场机制为主，有的国家以政府干预为主。现在所实行的一般都是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调控体系。特征：（一）城市化动力呈现出公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三足鼎立的动力结构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只有单一的公有经济成分。即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和集体两种经济形式。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非公经济快速崛起，即除公有经济之外其他所有经济形式，包括民营和外资两大类。经济成分趋向于多元化。然而，公有经济的步伐却相对放慢了。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公有经济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这样，在21世纪之初，民营经济就取代公有经济而上升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民营经济是指由中国民间资本投资和管理的经济成分，包括除公有和外资之外所有其他经济形式。同时，外资经济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外资经济是指由境外资本投资和管理的经济成分，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两种形式。2006年，公有、民营和外资三种经济成分的比重分别是23%、56%和21%。因此可以说，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动力结构为：公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外资经济为辅助，三者大体上成鼎立之势。这样的动力结构，就为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提供了条件。（二）城市化模式演变成计划、市场和外向三种模式并存的格局城市化动力成分和动力结构的发展与变化，自然会带来动力机制和模式的演变。计划经济时期，在公有经济基础上，城市化形成了计划机制和模式。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民营经济基础上，又出现了市场机制和模式。同时，随着外向经济的发展，在外资经济的基础上，还形成了外向机制和模式。这样，改革开放30年来，与动力结构的演变相适应，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与模式也转变成计划模式为主导、市场模式为基础、外向模式为辅助的格局。从总体上说，这样的模式结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兼顾了质量和效率，有利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三）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动力结构、机制和模式的优化，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不足500万人。改革开放后，城市化步伐显著加快。20世纪80年代，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人以上，到90年代又增长到1500万人以上。进21世纪，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接近2000万人，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在90年代（1990～200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平均每年扩大938平方公里，进入21世纪后（2000～2007年）则平均每年扩大1861平方公里，几乎加快了一倍。（四）城市化质量显著改进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之所以加速推进，主要是由市场经济推动的。在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主要是一些小企业，甚至是个体户。由于个体私营企业规模小，素质低，不规范，主要从事些简单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因而，早期的城市化是比较粗放的，存在着大量的半城市化现象，而且带来了环境污染和生态压力。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各个城市也几乎成了建设工地。进21新世纪后，旧城改造接近尾声，过去那种大拆大建式的城市化开始降温，内在素质的提升已成为新型城市化的主要内涵。尤其是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各地积极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强了科技创新，信息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竞争力增强，城市化质量有了大的飞跃。例如，反映城市现代化水平的各项公用事业指标，进21新世纪后均上了一个大台阶。尤其是园林绿地面积，在2000年之后的建设进度比前一个时段快了两倍多（五）大城市发展优势明显增强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政府主导的重工业化道路，中国大城市发展较快。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小城镇快速崛起，大城市风光不再。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比较薄弱的外围起步的，如农村和小城市，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这样，小城镇和小城市最先得益于市场经济的推动，活力展现。然而，大城市由于受体制的拖累，负担过重，步履维艰。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同时也将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打破了），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大城市的活力开始得以恢复和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市场经济体制趋于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增强，大城市、特别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如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北京等，发展优势更加突出。2000～2005年，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就显示出城市规模越大年均增长率越高的趋势（见表2）。（六）城市化的地域差异已经形成中国城市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传统模式，即从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的计划模式；另一类是新兴模式，包括前面提到的市场模式和外向模式两种形式。传统模式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以政府为主导因素，主要通过行政的力量来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化进程。尤其在中西部地区，这种城市化模式目前仍占主体地位，甚至是唯一的模式。新兴模式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以资本为主导因素，由市场来配置资源，通过发展经济，推动城市化进程。新兴模式主要存在于东部沿海，尤其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步伐之所以显著加快，主要得益于新兴模式。由于这一模式是以新兴工业化（尤其表现为农村工业化，主要从事简单的加工和装配活动）为动力的，城市化的地域扩张快，占地范围广，为离散型城市化。经过30年的发展，这一工业化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市场空间基本上开发完备），目前正在进行转型和升级。尤其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迫使其转型和升级过程不得不加快步伐，向着技术创新型工业发展。而且，这些地区的土地空间基本上被开发完备，不得不向着土地集约型的经济活动转变。同时，经过30年的发展，这些地区已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成为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也在转型和升级，向着服务业发展：一方面是商业贸易，另一方面是生产性服务业。这样，该地区的城市化就在原来初级工业化基础上开始进行再城市化过程，即商业化过程。根据中国的实践经验，城市化有三个阶段：工业化—商业化—都市化。当然，这样的城市化主要是集中型城市化，地区中心城市将得到优先发展，如广州、深圳、温州、苏州、上海等。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就促使当地产业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扩散，这其中包括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与扩散，如珠江三角洲向东边的惠州、北边的河源及西边的阳江等地进行投资。这样，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在产业上开始形成纵向关联，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梯级差异态势正在形成，并向纵深发展。这样，中部地区的新型工业化过程正在大规模推进，其重点在靠近东部沿海的省份，如安徽、江西、河北等省，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西部地区，只有少数几个条件适宜的地方有限地展开，如四川盆地、关中平原等地，总体上规模不大。这样，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的发展，原来计划经济时期比较均衡的城市化格局就彻底改变了，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在地域上已经形成了梯度差异（见表3）。（七）城市化增长重心开始内移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崛起，新兴城市化进程得以启动，从而使得中国城市化重心逐渐东移。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投资重点开始西移，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增长重心出现了由沿海向内地移动的趋势。如表4所示，近年来中国东部地区的GDP和进出口额均出现了微弱的相对下降趋势，而中西部地区则有所上升（但东北地区几乎没有变化）。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中西部地区增长幅度明显提高。从城市建成区面积来看，虽然中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仍然赶不上东部地区，但差距在逐步缩小（只有2005~2006年中部地区的增长速度有所反常，见表5）。（八）农村隐性城市化进展加快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村庄建设步伐加快，村容面貌显著改观。楼房的出现，突破了传统上平坦的村落格局。街道路面的硬化，照明设施的建设，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普及或改善，如电视、电话、电力、供水、交通等，显著缩小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距离。虽然这并不是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但在内涵上与城市化是一致的。因而，可将当前的新农村建设称之为隐性城市化。还有一种形式的城市化，也是隐性的，但却是负效应。主要存在于中西部边远地区的农村、山区或牧区，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去城镇打工，学生到附近城镇上学，富裕家庭也迁到生活条件较好的城市居住，从而使得农村人口逐渐减少，村庄不断萎缩，直至消失。在当地，由于农村人口减少，相应的使得城市化水平有所上升。负效应的农村隐性城市化虽有出现，但并不普遍，更多的是随着新农村建设带来的正效应的隐性城市化为主。这也应该是中国特色城市化的一种表现。2、中国城市化的阶段性特征。1980年，国务院批转《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制定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我国进入推进城市化的阶段。表现出4个特征：1、“建制城市化”或称“表面加速”，即城市数量增长很快，但非农业人口比重仅有缓慢上升。1983年起，实行市领导县体制和整县改市政策。城市数从1978年的193个增至1991年的479个。城市人口比重升至26.4%，但非农业人口比重仅为18.5%。90年代大体延续了上10年的城市化政策。1990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城市规划法》中，提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从此，我国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分别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50万人以上、20万人以上、不满20万人，建制镇也界定为城市；2、小城镇发展成效低于预期。表现为：（1）小城镇的成长性不强；（2）小城镇的经济动力不足，缺乏吸纳容量；（3）小城镇的服务功能弱，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滞后，第三产业比重普遍上不去；3、农民工为城市经济增添了动力，但城市政府对进城农民的歧视性规制近几年在强化；4、近年在地方政府层面兴起推进城市化的高潮，而且不局限在一种模式上。表现为：（1）把城市化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制定近期和中期发展目标；（2）从本地条件出发采取多种推进方式；（3）以县城为主的小城镇规划建设明显升温。目前中国城市化已进入中期发展阶段。1978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只有17.92%。到1996年，这一比重就上升到30.48%。可以说，从此中国城镇化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到2006年，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到43.9%。见《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第105页。这10年间，城镇人口比重平均每年提升1.34个百分点，比1978~1996年间平均每年提升0.7个百分点快了近1倍。至2008年底，全国城镇人口比重已上升到45.68%。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2008年中国城镇人口60667万人，比2007年增加了1288万人，城镇人口比重45.68%，比2007年提高了0.74个百分点。近两年城镇人口比重平均每年提升0.9个百分点，比前一时期有所回落，但仍处于高位区间。可以说，目前中国城市化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城镇人口持续快速扩张，是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