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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和宏观调控存在的问题[原创]人民币汇率和宏观调控存在的问题作者:孔善广2004年9月12日于佛山Email:frankkong@21cn.com近年来,国际社会不断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中国始终没有同意,还是保持着与美元基本固定的汇率(8.27:1)。按照人民币的购买力来算,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确实是低估了,因此国际社会都认为人民币有升值的压力和前景。然而,人民币没有对外升值,其实质是在国内贬值了,与对外面临升值压力刚好相反,在国内正面临贬值的压力。当前的宏观调控和汇率两种政策混在一起执行,并非相得益彰,而是相互抵触,相互化解效果,政府必须引起重视,宏观调控的对象应该要从地方政府入手。人民币对外升值的背景2003年1月28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国内的通货紧缩。2月22日,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在OECD七国集团会议上向其他六国提交通过提案,要求通过一项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3月2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称“中国向亚洲国家输出了通货紧缩”。3月6日,日本国会某参议员发表言论,提出中国应将人民币升值,以减轻因输出通货紧缩而对日本和全世界经济的影响。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但以美国、日本为首的部分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并由于我国出口60%以上集中在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中国和欧美之间存在的大量顺差,使双方贸易摩擦大幅上升,试图借口汇率打击并抑制中国,人民币汇率成了攻击的靶子。美国国内的制造业正纠集政治力量,组成“健全美元联盟”力促政府动用贸易关税条款迫使人民币升值。尤其是2002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达1030亿美元,2003年中美方逆差达1240亿美元(中方统计为586亿美元),美国2002年失业率为5.6%,2003年平均失业率为6%,美国失业率达九年新高,“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抢了美国人的饭碗”有了政治上的诉求。其他发达国家认为中国向世界输出了通货紧缩。在全球性通缩的背景下,由于“中国制造”字样的产品在全世界都可见到,似乎中国成了世界的“制造工厂”,由日本炮制的“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言论有了市场,数亿廉价的劳动力便成了指责中国输出通缩的托词,并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提出中国应将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在国际上有升值的压力,而在使国内却有贬值的压力。原因之一:国外的“热钱”流入。按照世界金融机构测算的结果,按购买力的评价算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约为3元人民币兑1美元,大多数人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人民币肯定会升值,而且美元、日元、港元的利率低于人民币的利率,如人民币一年定期利率约为2%,而美元约为0.7%、港元约为0.2%、日元低至0.01%左右(2003年)。与人民币的利率差和预期人民币升值,导致大量的外汇“热钱”通过某些途径流入国内。中华工商时报报道称,2003年上半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是45亿美元,而实际的外资的流入是303亿美元,加起来不到350亿。但外汇储备增长了601亿,那么250亿除了央行的外汇的资产的收益以外,多余200亿美元从哪来的呢?一个解释就是由于人民币存在强劲的升值预期,有潜在套利,因为外币认为人民币要升值,所以把钱流入换成人民币,等人民币升值后再进行兑换。国家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4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达4706亿美元,外汇储备增加673亿美元;2004年1-6月全国进出口总值为5229.7亿美元,其中:出口2580.8亿美元,进口2649.0亿美元,进出口逆差68.2亿美元,而公布的1-2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才83.19亿美元,。673-(-68.2)=741.2,741.2-3X83.19=491.63,也就是说,六个月就有741亿美元的余额进入境内,其中有近500亿美元(4000亿人民币)是通过其他渠道流进来的。从以上数据得出,中国的银行平均每天要用投放30多亿人民币来买进超过4亿的美元。这些资金可能有部分是存在银行吃利息,但相信更多的是成为了投资的资金。一方面是巨额“热钱”的流入,一方面是政府减低人民币升值压力,央行加大货币的投放量,而造成人民币在国内的贬值。举个例子,假如国内有一百个苹果的商品在流通,也发行了一百元人民币,在其他条件不变下,苹果价格是每个一元;现在多发行了五十元,那么苹果的价格就变为1.5元一个。物价上涨了,人民币也就贬值了。格林斯潘有一句话,“如果他们(中国)坚持不升值,他们自己的货币就会出问题”。原因之二:地方的过度投资。我国连续多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都在两位数,并且速度明显高于GDP的增长幅度。2003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55118亿元,增长是GDP增长率的近三倍,占116694亿元GDP的47.2%,实质上是用固定资产投资加大并靠这种投资来拉动GDP增长。下面是从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资料搜集并计算的数据(2004年为1-7月份数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及增长率与GDP急增长率的对比(亿元):年度固定资产投资及增长率GDP及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例20035511826.7%1166949.1%47.2%20024320216.1%1023988%42.2%20013689812.1%959337.3%38.5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及中央与地方投入完成情况:年度总额/增幅中央项目/占总额/增幅地方项目/占总额/增幅200127826.62/13.7%6548.30/23.5%/3.7%21278.32/76.5%/17.1%200232941.76/17.4%6374.29/19.4%/-4.6%26567.47/80.6%/23.4%200342643.42/28.4%6079.22/14.2%/-2.7%36564.21/85.3%/36.2%200427115.80/31.1%4273.86/15.8%/5.7%22841.94/84.2%/37.2%房地产开发投资(亿元)和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例:年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占固定投资总额比例19994103.2013.53%13.74%20004984.0521.5%14.86%20016245.4825.3%22.4%20027736.4221.9%23.5%200310106.1229.7%23.6%(数据从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资料搜集并计算)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连续几年在增长,但中央项目是有下降趋势,2003年占14.2%/,增幅-2.7%;而地方项目无论是投资总额或占总额比例还是增长幅度都不断上升,2003年占85.3%,增幅36.2%,2004年1-7月份增幅达37.2%。房地产的投资也在快速增长,2003年的增长率占固定资金投资比例是1999年的两倍多,近30%的增长率,连续三年占固定投资总额比例超过20%。2004年头两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3%,中央项目投资只增长12.1%,而地方项目投资增长却高达64.9%,增幅同比提高24.7个百分点。而对地方过度投资起推波助澜作用的,是一些地方在经济发展思路上还没有完全摆脱盲目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思维模式。于是,造成了地区之间相互攀比,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兴建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大广场、宽马路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结果造成了经济虚热与资源浪费(21世纪经济报道)。各地这种以行政主导加大投资、靠投资来拉动GDP增长的方式,必然导致土地、电力、能源、交通及其它资源的供应紧张,更要求货币投放量的增大及导致物价的上升,即货币的贬值。这也是政府出台宏观调控政策的原因之一。地方政府对GDP着迷般的追求,最根本的是与我们现行的财政税收体制有关,并引发的严重后果。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从财政包干体制变为分税制,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作为第一大税种,增值税按七五、二五比例中央和地方共享,而正是这部分税款,对于地方的财政开支来说,是举足轻重的。如果争取到更多的投资项目,当地的财政收入自然扩大,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就能得到较大的改观,同时也突现出政府的政绩。各地方政府为了确保财源,自然是想方设法加大投资上项目,甚至想方设法争取大项目,造成各地在招商引资方面引发竞争,如土地价格的优惠、税收的优惠(可以在二五分帐之中和地方税之中减免)等等。因为其他方有项目而自己没有,或有项目而自己竞争不过其他地方,最终损失的还是自己当地的财源。例如,当地增加一个年纳税一千万的企业,当地就增加250万的财政收入,还有属于地方税的收入和带动当地的其它产业和就业等间接的地方收益。有些政府官员说,“不讲GDP的就是傻瓜”,这是最好的写照。如果国内的银根收缩,地方政府必然将眼光来看重境外的投资资金。在现有的财政税收体制下,地方必然着迷于追求GDP的增长,也就必然导致重复建设(其它地方上马的项目他们也要上)、地方保护主义(不让其它地方的商品进入当地参与竞争以保证当地GDP)、农民在土地上的利益受损(降低征用土地价格来降低投资者的投资成本)、政绩工程的泛滥(也可以增加GDP)、银行坏帐的增多(用行政干预等方法取得贷款来进行政府的投资或当地企业的投资)等一系列的问题。而更严重的还是导致地方政府的权利与资本(包括境外的资本)结合在一起,导致腐败现象的不断发生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受损,影响政府和执政党的执政声誉。铁本事件就是一个实例。铁本自有资金只有10多亿元,却要上投资一百多亿元、占地6000多亩的项目,没有地方政府的从中将项目化整为零办理审批手续,没有地方政府动用行政资源来参与征用土地,没有地方政府协助获得项目所需银行贷款,这一切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地方投资的快速膨胀,继而引起信贷和土地占用失控,并导致煤电油运钢材紧张,最后物价上涨。国家信息中心发展部副主任徐宏源说:地方政府投资的高速增长可以说是这轮投资过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地方政府的土地开发和“经营城市”的问题。按目前的财政税收体制,大部分地方政府其实只是吃饭财政,要加速当地经济发展和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突显政绩却很难有巨额资金来源,在现有政策下,土地无疑成为了唯一最快捷获得的资源和财源。因此,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占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一直快速增长(2003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近1/4),使土地开发和“经营城市”的过度造成了因钢材、水泥的供应紧张而变得“虚热”,更引发其它行业的通货膨胀。例如大量的农田被征用,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产量的减少是造成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涨价的原因之一。从国家统计局网站获得的数据,2003年全年建设占用耕地22.9万公顷,灾毁耕地5.0万公顷。生态退耕223.7万公顷,因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地33.2万公顷。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31.1万公顷。全年净减少耕地253.7万公顷。也就是说,一年共有22.9万公顷(340多万亩)的耕地被占用于城市建设、开发区建设和其它用途。按照目前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我国今后每年的建设用地需要增加250万亩至300万亩。截至2003年12月底,国土资源部共清查各类开发区6015个,这些开发区规划面积达3.54万平方公里,超过了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据十个省(区市)的统计,在458.1万亩园区实际用地中,未经依法批准的用地占68.7%。1999年,全国耕地面积减少650多万亩,2000年减少近1500万亩,到了2002年,这个数字已经变成2500多万亩。国土资源部在今年2月通报2003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全年全国耕地净减少3806.61万亩。(以上资料来源于国土资源部网站)不少地区在“加快城镇化”、“经营城市”等口号下,一方面使失地农民数以千万计,另一方面有些地区的政府、官员、不法房地产商则从中渔利。而土地出让获得的资金,成了这些年不少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在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报告土地管理法执法检查情况时表示的说,以地生财已经成为一些地方征用农田、经营土地的重要驱动力。土地出让金的纯收入,过去主要用于城市建设,对改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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