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7世纪耶稣会士在长崎与澳门之间的贸易活动

16－17世纪耶稣会士在长崎与澳门之间的贸易活动顾卫民2012-07-2911:38:04来源：《史林》2011年1期内容提要：本文讨论了16－17世纪耶稣会士在参与长崎以及澳门之间的贸易活动的历史。当时耶稣会士从事贸易的货物主要包括铜、生丝以及黄金，所获得款项则用于资助其在远东，尤其是在日本的传教活动，因为来自欧洲的葡萄牙王室以及罗马教廷的资助不足以支持该会在东方的传教事业。本文在描述耶稣会士参与贸易的方式的同时，也探讨了耶稣会士内部对此事的不同看法以及与耶稣会同在远东传教的托钵僧会士（方济各会士以及多明我会士）对耶稣会士的抨击。他们之间的分歧既涉及到天主教信仰对金钱和贸易所持的立场，也涉及到不同修会之间在东亚的利益冲突。关键词：耶稣会士贸易长崎澳门作者简介：顾卫民，上海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所暨哲学学院教授。一16世纪耶稣会士在日本和中国的传教活动是该会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全球性的传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耶稣会士沙勿略（FransicusXavier,1506－1552）于1547年抵达日本以后，该会在日本已经开始了极为成功的传教活动；①但那时进入中国大陆的耶稣会士的人数较少，时间也较晚，该会会士于1555年11月抵达澳门，直到1580年罗明坚（MichaelRuggieri）才抵达中国肇庆，②当时的澳门是日本、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传教基地，也是隶属于果阿的受葡萄牙保教权庇护的教省，它管理中国、摩鹿加群岛（Moluccas）以及其他东亚和南亚的传教事务，从1588年开始，日本在教会体制上来说隶属于它自己的府内（Funai）教区，但直到1596年才有第一名主教到来。根据耶稣会的组织章程，在1605年时，日本和中国是划归一个单独的教区的，但事实上自17世纪初开始，它们各自由副省会长管理，这两位副省会长则向远东视察员范礼安（AlexanderValignano,1539－1606）作报告，范礼安自1575至1606年一直负责远东耶稣会传教区的工作。1608年，罗马将日本副省升格为会省，但直到1611年才正式开始运作，中国则继续由副省会长管理，整个17世纪都是如此。澳门在17世纪初年时，常住的耶稣会士仅30名左右。③相比之下，耶稣会士在日本的传教活动成绩卓著，进展迅速。据统计，1580年，耶稣会在日本拥有150000信徒，共有200座教堂，85名传教士，其中20名日本籍修士，另外还有100名传道员。10年以后，则共有136名耶稣会士，传道员的人数增至170名，还有30名从事慈善服务的工作人员以及男仆，约有600名人员是完全需要耶稣会本身的基金来供养的。另外耶稣会士还需要维持日本长崎以及中国澳门等地的学校、教堂、修道院、印刷厂的费用。以日本的情况而言，尽管有些基督徒大明慷慨捐赠，甚至有些不信教的大名如细川忠兴（1563－1646）等人也会时而资助，但总体上来说，日本的信徒都很穷，许多人都是被反教大名赶出封邑的身无分文的寻求避难的流民，以教会所施的救济为生，因此整个耶稣会士在远东的传教事业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亟需支援。据耶稣会远东视察员范礼安神父的估计，仅当时日本教会每年需要10000至12000克鲁扎多（Cruzados）的经费。这笔费用在当时的远东教会数目不小，但同比当时的欧洲，只不过是维持一所耶稣会学院的开销而已。④从理论上来说，整个耶稣乃至其他修会的传教经费应由罗马教廷、葡萄牙王室以及各自在欧洲的总会来负担，远东除马尼拉以外的传教区是在葡萄牙保教权（PortuguesePadroado）的庇护之下的，⑤但事实上这些财政经费的来源都有问题，有时甚至完全没有来源，这就需要在远东的耶稣会士自行筹措。而当时澳门和长崎之间的由葡萄牙人从事的贸易活动正好为耶稣会士寻求解决财政危机提供了契机。耶稣会士澳门和长崎之间的海上贸易是整个澳门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⑥有关这一题目已经有一些专文研究，本文试图从地理大发现时代更为广阔的背景以及该会内部以及其他修会之间对此事的不同态度加以讨论。根据英国历史学家博克塞（C.R.Boxer,1904－2000）的研究，16－17世纪耶稣会士的经济贸易绝不仅仅局限于亚洲，他们的经济活动是全世界性的，耶稣会士在巴西和安哥拉的传教事业部分地需要出售糖、奴隶及家畜的收入来维持，当地的耶稣会士拥有庄园、农场、土地等不动产。在西班牙的殖民帝国如墨西哥、秘鲁和菲律宾，他们也有同样的经济活动。因此，他们的贸易活动在规模上远远超过后来的荷兰及英国东印度公司，甚至可以称它为最早的国际贸易团体。耶稣会在罗马的总会长，在各省会的省会长、会长以及海外事业的负责人，他们组成了一个真正的国际性的团体。只是在某一固定传教区，某一国籍的耶稣会士才会占主导地位。如葡萄牙耶稣会士在澳门和马六甲；西班牙耶稣会士在菲律宾和墨西哥等等。耶稣会在澳门对外贸易是他们在全球贸易中的一部分和一个环节。⑦博克塞指出，包括耶稣会在内的各大宗教修会团体都纷纷从事贸易活动，“向财神（Mammon）妥协，其目的都是为了弄到支持修会团体传教事业的金钱。”在理论上，根据葡萄牙保教权，葡萄牙王室似乎应向修会提供金钱，但事实上葡萄牙海洋帝国承担着巨大的义务，无法满足各个修会的要求。罗马教廷以及各修会总会的金钱也经常缓不济急或难以为继。有时候私人的捐赠和慈善的遗产捐赠可以部分平衡这种需要，但在那些没有经济能力的地方，本地的基督徒太穷无法支助他们的教堂，甚至无法管理教堂，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能通过贸易来解决生存之道。耶稣会士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贸易的手段来支持他们的传教事业，在日本尤其是这样。当时人们普遍地挖苦嘲弄说：在葡萄牙统治的亚洲地区，来自王室的支持，不是太少，就是完全没有。而总督们、兵头们和舰长们则反过来抱怨说：国王总是优先把钱送给传教修会和教区，而不是给海军、陆军或满足其他民事的需要（事实上国王也是经常这样做的），王室的金库经常是空白，似乎每个人都缺钱花。⑧而当时澳门和长崎之间葡萄牙人所从事的贸易活动正好为耶稣会士寻求解决该会的财政危机之道提供了契机。二在16世纪中下半至17世纪上半叶，远东耶稣会从事贸易活动的方式就是参与澳门与长崎之间的转运贸易。当时的明朝政府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但是却默认澳门的葡萄牙人从事着海外的转运贸易，并允许他们每年在固定的时间来到广州从事丝绸交易，澳门的葡萄牙人则将中国的生丝运往日本换取中国所需的日本的黄金和铜。⑨当时，每年用船运往日本的生丝的最高价值为1600皮科（piculs），船只由皇家舰队舰长卡比丹•莫尔（Capitao-mor）统领，澳门市议会有时也会组织这样的贸易活动；⑩当地的商人则根据自己的财力拿出一定份额（份额时大时小）的货物。整船的货物运到长崎以后由澳门市的代理商负责运上岸并在市场上卖掉，在回到澳门以后再将所获得的总利润按比例分配给托运人（即货主）。由于整船的货物不可能在船到长崎以后的第一个季节中即时卖掉，在很多情形之下只能等待船离开长崎以后才能完成交易。在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固然是主要的货主，他们是从事海上贸易的主体；但是澳门的教会团体为维持自己的生计，也往往投资其中，成为托运货物的货主。这些包括耶稣会在内的教会团体经常与议事会达成协议，在大船运往的货物中占有自己的一定的份额（下详），以此形式参与当时的国际贸易活动。(11)由于耶稣会士精通中国和日本两种不同的语言，尽管当时亚洲这两个国家因为“倭寇”问题处于敌对状态，但是耶稣会士却与两国的上层权贵都维持友好的关系，这为他们参与和从事当时的国际贸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12)早在沙勿略来远东传教时，他就很注重以商业的手段加以辅佐传教事业。1552年7月，他在新加坡海峡时即致信澳门的耶稣会省会长佩雷兹，建议在中国设立商馆，并要求将这一要求报告葡王：“如果能在中国设立商馆，国王陛下将会得到很大的收益，我认为你必须向国王陛下报告这一点，并向印度总督报告此事。”(13)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以耶稣会为主体的澳门教会还是靠着垄断中国大陆与日本之间的转运贸易而使其教会事业得到了强大的支持。当时明朝政府虽奉行闭关政策，但却需要得到日本的银，而日本则需要中国的丝，因此耶稣会士的海上贸易成为这个亚洲敌对国家之间的商业中介。而且这些耶稣会士无论在中国语言或是日本语言方面均有很高的天赋。(14)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他们从事国际贸易的有利的助力。据法格雷多（LuisdeFigueiredo）作于1607年的《城堡、碉堡和国王任命的印度州要职官员收入》一书以及由荷兰人林斯霍顿（JanHuyghenvanLinschoton,1563－1611）所写的游记中，都记载每年由澳门去日本的海上航行，可以带来8－10万克鲁扎多的收入。当时耶稣会与澳门其他商人向日本输出的主要物品之一为中国的丝绸，日本对中国丝的需求量非常大，1581年，幕府将军丰臣秀吉命令他在长崎的代理人向葡人购买了近十万磅生丝，第二年又在萨摩购买了相同数量的生丝。(15)在16世纪60年代，耶稣会积极争取与日本的奉教大名的贸易。在那个时代，几乎每年都有从澳门前往日本九州的商船，当地的日本大名很穷，葡船进入他们的港口与之交易，使他们大获其利，所以他们努力吸引商船去他们各自的封地。这些大名还对耶稣会的神父表示欢迎，他们中有许多人会成为虔诚的皈依者。他们也进而相信，葡船会驶入有基督徒和教会的地方。所以，他们也力求使自己的本乡拥有基督徒和教堂，这样就可争取商船的到来，还可以从神父那里得到其他的好处。1580年，范礼安在九州写的报告书中这样说：尊敬的陛下必须知道除了天主的圣宠和眷爱以外，这里在庇护基督教徒方面给予我们最大帮助的就是葡萄牙大帆船了（GreatShip）。我在这篇报告中指的是整个九州南部地区而不是指京都地区的丰后，因为大船不去那个地方。不同的领主因为所获得的利益不同，情形也是如此。因为只有在九州南部地区才获益最多，每年都有葡萄牙船以及中国的平底帆船去往那里。我已经说过，日本的领主很穷，这些船只去往他们的港口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利润，他们千方百计怂恿和诱使大船去往他们自己的封邑。因为他们相信葡萄牙大帆船会去有教堂和基督徒的地方，那里的神父们希望他们去，因此就会有很多船去那里；即便这些人是异教徒，他们也很希望神父们去他们的封邑里，这样教堂和基督徒就会得到很好的照顾和保护，葡船也会接踵而至，而他们会从神父那里得到好处了。由于日本人完全是处于他们的领主控制之下的，领主对他们怎么说，他们就怎么信，这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许多人受洗入教，进入信仰之门的原因；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开始受到日本人的欢迎并在许多不同的地方皈化基督徒。”(16)到1571年，来自澳门的载有耶稣会货物的商船频繁地往返于澳门与长崎之间。1580年6月，甚至有奉教的日本贵族大村纯忠将整个长崎立契转让给耶稣会，于是整个长崎城市为耶稣会所拥有。(17)17世纪50年代，与日本贸易取得最大成功的早期商人当算一位在日本慷慨地进行慈善捐赠的外科医生阿尔梅达（LuisdeAlmeida）。他在日本建立了孤儿院，并为麻风病和梅毒患者建立了医院。1556年，阿尔梅达正式加入耶稣会，并捐赠了大约4000杜卡特（ducats），耶稣会很快将这笔钱用于丝绸贸易。(18)1578年间，范礼安利用在印度访问的机会，确定了一个新的商业协议的细则，据此，耶稣会日本传教团可以保证获得一些它所需要的收入，除非船只遇到海难。范礼安从澳门议事会那里为耶稣会获准从每年1600担中国丝绸中拨给他们50担的特许权。他估计，耶稣会可以每担90杜卡特、总计4500杜卡特的价格从中国人那里买得这批丝绸，再以每担140杜卡特、总计7000杜卡特的价格卖给日本人，毛利润可得2500杜卡特。当然，运费和其他税收要占去货物总价值的13％，但仍然可以希望每年获得大约1600杜卡特的纯利润。范礼安还通过一个聪明的协议附录，使澳门议事会同意，假如丝绸在日本不能卖掉，耶稣会将不承担由此所招致的应由其他商人承担的任何损失；而且，耶稣会的这50担丝绸将总是被算入任何最先进行交易的部分，这样，他们的收入就相当固定了。从其他文件中也可知道，澳门的耶稣会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