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金融支持政策-最新文档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金融支持政策一、问题的提出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通过反思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再次明确了实体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为尽快实现经济复苏，寻求经济长期发展新路径，发达国家的应对措施既包括对现行制度的修改，也包括对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构建。一是积极推出刺激实体经济发展的“再工业化”战略，发展高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通过科技创新调整传统制造业结构和提升产业竞争力。二是加强金融监管，督促金融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的路径上来。2009年12月美国公布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提出制造业回归战略；2011年德国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提出“工业4.0”的概念，开启了以智能制造为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之路；英国提出《工业2050战略》；《新工业法国》拉开法国工业复兴的帷幕；《日本再兴战略》试图通过产业振兴刺激经济增长。各国纷纷推出“再工业化”战略不仅是为了在短期实现刺激经济复苏的目的，更是为了在长期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抓住本轮产业变革的机遇，谋求国家竞争优势。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深入，全球已经进入了一个产业革命和创新空前密集的时代，发达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已经演变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竞争格局的重塑。全球经济处于平衡再调整时期，中国则处于“三期叠加”的经济发展新常态阶段。十八大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如下判断：中国经济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都将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阶段，XX局面错综复杂，宏观调控面临巨大挑战。2014年中国GDP增速仅为7.4%，创24年新低，国家XX局2015年10月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第三季度中国GDP增速仅为6.9%，是自2009年以来首次跌破7.0%。面对全球制造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为重新寻回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谋求更高的国际地位，国务院于2015年5月8日正式公布《中国制造2025》。作为实施中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10年的行动纲领，其规划“推动产业迈向高端，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加快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并预计在10年内初步完成产业升级，力争进入制造业第二方阵，20年后制造业水平达到世界领先地位。随着“再工业化”战略在发达国家各领域不断渗透，金融部门也做出了积极回应，发达国家以成熟的金融体系为依托，不断提升和改进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中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问题也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及各职能部门多次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如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等。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鼓励金融创新助推科技创新，培育壮大资本市场和创业投资，提高信贷支持创新的便利性和灵活性，形成各类金融工具共同作用于创新发展的局面。然而，诸多政策的实施成效不彰，一方面表现为充裕的市场流动性下大企业融资过度，另一方面表现为中小企业深陷融资困境。中国金融制度和体系结构不完善，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进程缓慢，金融体系不但未能实现与实体经济耦合发展，亦未能满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基于此，本文首先对现阶段中国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所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梳理，其次考察美国和德国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可供借鉴的经验，最后提出突破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金融困境的思路。二、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金融困境对于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两种金融体系优劣的比较很早就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争论源于实体经济活动对金融服务要求的多样性，而不同的金融中介及其所代表的融资方式在提供金融服务方面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1]。随着金融混业经营趋势的加深，研究重点逐渐转为对“如何更好地实现金融服务”这一问题的探讨。中国属于典型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并且受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金融体系并不是内生于实体经济。在经济发展起步阶段，产品结构简单，产业层次较低，技术发展主要依靠模仿，通过银行体系简单的储蓄形成机制和信贷调配就可以保证产业发展的资金总量和结构需求。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单纯依靠银行体系的信贷配置已经不能满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现阶段来看，中国金融体系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主要面临如下困境。1.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顺畅导致资金在金融机构内部“空转”作为连接货币市场和实体经济的桥梁，金融部门在经济中扮演的首要角色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中介机构。目前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资金储蓄池，信贷规模世界第一。2014年末中国M2/GDP已高达1.9，远超过其他国家（同期美国M2/GDP为0.7）。2015年上半年央行3次降息降准，仅第三次降准就为市场释放了7000亿元的流动性。然而微观层面的情况并不乐观，2014年M1同比增速3.2%，远低于2013年的9.3%，2014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65000亿元，比上年减少8168亿元，流入实体经济的资金量减少。可见，虽然市场流动性和银行信贷供给量均十分充裕，但社会融资规模萎缩，这表明银行间宽松的流动性并没有传到实体经济，固化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导致银行间资金在金融机构内部“空转”。货币市场的资金实际上要通过金融机构这一中介才能流入实体经济，货币传导机制是否有效，一方面取决于央行对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另一方面取决于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意愿。虽然目前央行释放流动性，但商业银行的惜贷情绪最终割裂了市场供给和社会需求之间的资金循环。当金融贷款链条增长，资金在金融机构内部每一次传递的成本都会体现在贷款利率上，实体企业融资成本就在货币“空转”的过程中被推高。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来看，截至2015年第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0919亿元，较上季度末增加1094亿元，伴随更多不良贷款的是银行业惜贷慎贷情绪的持续蔓延。货币资本不能通过实体经济转化为产业资本，传导机制固化，金融难以发挥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助力、资本配置和信息揭示等功能。2.实体经济融资存在结构性缺陷中国金融体系“货币宽，信贷紧”的矛盾实际上体现的是实体经济融资的结构性缺陷，一方面表现为信贷资源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错配，另一方面表现为产能过剩行业对中小企业信贷资源的挤占。从中小企业自身原因来看，银行为其提供贷款的确存在服务成本高和贷款风险大的问题，但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的症结在于外在金融服务体系的缺陷。中国金融体系主要以银行信用为基础，金融服务功能过度依赖银行途径实现。作为银行“优质”客户的大企业资金面充裕，甚至一些国有企业在常年亏损的情况下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大企业融资过度与中小企业融资难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银行业行政色彩浓厚，国有银行在银行业市场上构成了明显的寡占，缺乏竞争的环境导致了银行的短视行为，没有建立起利润合理的经营方式。银行业改革的思路最首要的是赋予其自律管理的权利，限定政府的行为边界。只有银行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才会做出符合理论规范的行为，否则在贷款风险加大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放贷能力下降，就会倾向于向经营效率低于中小企业的大企业放贷，甚至不再积极经营贷款业务，而将资金留在银行体系内部，这正是央行大幅释放流动性，但商业银行贷款却不升反降的原因所在。观察产能过剩行业可以发现，国有企业大量存在于钢铁、水泥、电解铝和煤炭等资本密集型行业中，这些行业中部分本应淘汰的企业投资收益率低，只能依靠银行贷款维持生存。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下，银行和政府联手救助了本应倒闭的企业，大量“僵尸企业”不但挤占了巨额的信贷资源，也形成了银行不良贷款的累积，加剧了市场风险。依靠政府直接干预不但无法解决金融资源错配问题，反而会使得风险在金融机构内部聚集。事实上，中国以大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在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方面不具备成本优势，大银行和中小企业之间也很难真正建立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3.资本市场“倒三角”结构不利于新兴产业融资中国资本市场呈现典型的“倒三角”结构，截至2015年6月，深、沪主板上市的公司、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创业板上市公司和在场外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公司数量分别为2887家、755家、493家和2717家。参考成熟的资本市场体系可以发现，主板上市公司、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创业板上市公司和场外交易市场挂牌公司数量一般呈递增趋势，中国资本市场的风险层次结构与成熟资本市场恰恰相反。这不但限制了资本市场实现自发筛选功能，也抑制了小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场外交易市场在为风险投资、私募基金和公司投资者提供退出渠道方面的优势也由于其力量过于单薄而无法体现。除此之外，中国资本市场低效的筛选机制也体现在资本市场各层次之间流动性较差，即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和场外交易市场之间不存在转板机制。而在具有转板机制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内上市的企业，则可以实现在不同的生命周期在对应层次的市场挂牌上市，风险偏好不同的投资者也可以根据市场层次的不同有选择地进行投资，其结果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内实现了持续的、跨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和技术创新。从实践经验来看，资本市场在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面有如下作用：一是金融市场通过自发筛选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进行增量调整，使得社会资本和资源实现合理配置及有效利用，产业结构得到优化。与银行间接融资体系相比，资本市场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更具低成本优势，特别是风险投资机制和创业板市场更是提供了一个培育新兴产业、扶持高风险产业发展的平台。二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企业和行业拥有重组与扩张的实现机制。产业的存量调整和衰败产业退出均以市场化的方式实现，可以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三是资本市场的信息揭示功能。在直接融资结构下，随着融资规模的扩大，市场参与者获取企业信息的动力随之递增。中国资本市场“倒三角”结构和转板机制缺失之间相互影响，抑制了资本市场发挥上述作用，这不但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也降低了主板上市公司的危机意识，更不利于高新技术发展和创新成果产业化，阻滞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进程。综上，创新驱动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而中国金融体系结构失衡，金融服务供给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需求相背离。新兴产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在经济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目前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故在研究美国和德国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经验时，本文侧重于分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经验。三、美国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经验二战后，美国主要经历了两次大的产业结构调整，第一次发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第二次发生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而这两次产业结构调整均是在经济实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展开的。Solomon和Geithner[2]认为从经济长期增长的角度来看，依靠消费已经不能带动美国经济增长，银行业风险控制要求愈发严格，进一步限制了信用杠杆对消费的推动能力。因此，对于美国来说，经济增长必须回归到依靠制造业发展[3]。制造业领域的危机感促使美国重新思考国内产业结构问题，2009年12月签署的《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体现了美国政府制造业回归的理念。此后制定的《2040年制造业规划》和《制造业促进法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也突出了通过制造业升级实现经济复苏的战略目标。此次制造业回归本质上是美国政府为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制定的“再工业化”战略，具体措施体现为：通过税收优惠重振中低端制造业；通过生物技术、风力发电、纳米技术、空间技术和电动汽车等高新技术的研发，改造传统制造业，建立新产业体系，寻求能够支撑未来经济增长的高端产业；以中小企业为重点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增加对中小企业的投资并提供融资便利；建立先进、方便和技术含量高的基础设计系统，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生态系统[3]。1.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美国以资本市场为中心，辅以灵活的银行信贷体系，形成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相结合的金融支持体系。美国资本市场高度发达，资金配置主要在证券市场实现，完备的资本市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