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论与方法----评社会流动研究方法的发展

社会、理论与方法----评社会流动研究方法的发展在西方社会学研究中，社会流动(socialmobility）研究属于社会分层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近年来随着社会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以及计算机应用的日益普及，许多新的数理统计分析方法被引入社会流动研究中。这一方面使得社会流动研究成为社会学研究中量化程度高、涉及范围广、分析方法复杂的领域；但另一方面，也使得社会流动研究中各种复杂的统计分析方法与其所依据的社会理论，以及理论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之间的逻辑关系变得扑朔迷离。本文试图对社会流动研究中不同研究传统所依据的社会理论、方法论，所采用的量化技术，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作简要分析，以展示社会流动研究方法的发展脉络。一、社会理论与方法论社会流动作为社会分层研究中一个重要学术范畴，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P.A.Sorokin)提出的。在索罗金看来社会流动是指社会事物、价值，即由人类活动创造、改观的全部事物，从某个社会位置向其他社会位置的全部流动（今田高峻，1991，pp36，(Sorokin，1927)）。不难看出，在索罗金的定义中社会流动主体的涵义是非常广泛的，但通过对西方社会流动研究中流动主体的具体识别与理解，发现在西方社会流动研究中，流动主体通常指的是社会成员。不过由于社会理论背景上的不同，各种社会流动研究对社会成员的理解存在着差异，大体可以区分为阶级和阶层两种研究传统。具体说来，在阶层背景下社会成员是个体化的，可以依据其自身的社会属性特征加以识别；但在阶级理论背景下社会成员总是隶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对他们的识别是依据其群体属性特征。从研究传统的理论渊源看，阶级的观点可追溯到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而阶层分析框架则源自索罗金的多元分层理论。马克思阶级理论是以19世纪欧洲社会不平等状况为参照系形成的。那时的欧洲正从封建社会向产业化社会转型，社会分层状况受封建社会身份制(estate)等级秩序的影响仍然很大，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因此，马克思形成的阶级是一种实在的、一元论概念。在马克思阶级概念中，以下几点对社会流动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阶级概念是具有人口学意义的。阶级首先是在人口学层次上形成的，因为必须在一定人口认同的基础上，才会形成共同的社会文化认同和集体行动。其次，阶级意识在阶级形成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只有当处于相似社会地位的个人在行动中，意识到共同的命运时，潜在的共同利益才真正转变成现实的利益，“自在阶级”也才真正转变成“自为阶级”。第三，不同阶级之间形成的是一种依附关系，而不是一种等级关系。而索罗金阶层概念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恰好与阶级理论相反。阶层理论描绘的是没有经历过封建制的北美社会，虽然在这里社会不平等仍然存在，但由于在不断的流动中各个阶级的成员被不断地改变和替换，个人和群体的地位状态不断变动，很难将其相对持久地固定在某种地位状态中，因此并不存在十分稳定的阶级结构，也不太容易看到实在的阶级。针对这种社会状况，索罗金采用了多元论的视角，从经济（财富）、政治（权力）和职业这三个维度来区分社会结构的不平等状况，把阶层地位看成是三个维度上差异的复合，于是形成一种分析的、多元论的阶层概念。这种阶层表现为一种等级结构框架，个人由于各自社会属性的差异，被分配到等级框架的不同位置上。这里个人彼此间是独立的，因此也就谈不上共同的意识和行动。在这两种不同的理论框架下，对社会流动的理解是不同的。在阶级理论中社会流动是指处在不同结构位置的特定社会群体之间人口交换的过程与结果；而按阶层理论的内在逻辑性社会流动则表现为个人在等级秩序中地位的变化。其实在早期社会学家的论述中，阶级间成员交换一直是关注的重点，其中意大利学者莫斯卡(G.Mosca)和帕雷托(V.Pareto)关于精英循环(circulationofelite)的论述，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对社会流动两种不同的理论理解反映出方法论上整体论和个体论的差异性。阶级理论是从整体论的角度看待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的，这时社会的整体结构具有首要意义，某一个社会成员的个人流动并不重要，有意义的是各个阶级之间通过成员交换，对阶级关系、阶级结构的影响。与此相反，阶层理论则是从个体论的角度看问题的，在这里具有实质意义是个人，而阶层不过是个人的简单聚合，阶层间的流动也只是彼此相似的个人的社会运动轨迹。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两种理论视角对社会秩序和社会流动的看法，除方法论上的差异外，还反映出对社会不平等的本质理解上的差异。与某些社会哲学家的观点相类似，经济学中的新古典主义认为，社会平等可以区分为形式上（法律的）的平等和内容的（结果的）平等，形式上的平等所产生的结果上的不平等并不妨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层理论正是社会学家以一种功能主义的态度，对新古典主义做出的肯定，认为社会流动中个人在机会上的均等就是一种形式上平等的表现。与此相反，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出来的阶级理论，本质上对社会不平等持一种冲突论的观点，认为平等在形式与内容上是不可分离的，结果上的不平等必然表现为形式上的不平等，并不存在有什么机会均等的个人流动。以上从研究方法论和社会理论背景上，对社会流动研究中两种不同的传统进行了分析。应当指出，以上只是对社会流动研究内在的理论发展脉络的一种逻辑分析，并不代表所有具体的社会流动研究都能简单的被非此即彼地划归到某一种研究传统中。因为在社会流动的实际研究中，有时是无法严格按照某一理论传统展开研究的，这一方面与研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有关；另一方面也受到研究方法发展的限制。接下来将在社会流动研究方法论和社会理论背景下，按产生的时间顺序介绍一下社会流研究中量化技术的发展。二、研究方法与量化技术如前所述，阶级和阶层的观点对于社会流动的理解是不同的，但两种理论观点都必须解决流动与分层结构的关系问题。按阶层理论的理论设定，阶层结构是与流动的个人相互分离的理论分析框架，其实这种在个体方法论背景下先于个人存在的“结构”并没有实质意义，它只是个人属性状态的一种标识而已。可是阶级结构却不是这样，因为它的确是由一些彼此相似并在主观上认同的个体形成的社会事实，是区别于个人表象的一种集体表象。于是结构与流动是否能够分离就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能够分离，即认为一定的阶级结构是产生流动的前提条件，可以通过经验测量弄清楚在一定结构状态下的流动状况，这种结构决定论代表了西方社会流动经验性研究的主流观点；而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流动并不简单地是结构的产物，它对结构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结构与流动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二者是不能截然分离的。正是由于阶层的观点和阶级理论中结构决定论的观点，都主张以经验性测量得到的结构为前提来研究流动，就使得这些理论背景下的社会流动研究发展出了一系列统计量化技术。（一）职业声望的测定与流动表分析在一个预设的结构框架中定量地研究社会流动，首先就必须从经验上对社会结构进行认定。在社会流动研究中，无论是阶级结构还是阶层结构都以职业结构为依据来认定的。由于从阶层理论的多元论视角出发，是无法直接观察到阶层结构的，因此研究者通常都从职业声望调查入手来测定阶层地位。早期比较著名的职业声望测量包括沃纳(W.L.Warner)的地位特征指数(ISC)；诺斯(C.C.North)和哈特(P.K.Hatt)的(NORC)职业声望量表。各种职业声望测量都是先从多个维度，对从事不同职业的被调查者的社会状况进行主观或客观的调查，并对不同的状况赋予不同的分值，然后再将不同维度的得分进行线性组合，得出对某一种职业声望的综合评分。从社会测量的角度看，对职业声望的评分实际上运用的是量表和线性回归方法，这使得职业地位从属性变量转换成为具有一组高低有序连续排列的分值的数量变量。应该说这种阶层测量是符合多元分层的理论要求的。但是，应当指出的是从阶层理论出发的研究者在实际分析流动时，却并没有依据职业声望量表得分来认定职业地位，反而是重新对职业进行分类。这样由于大多数研究在分类时并没有使用统一的分类标准，因此就使得不同研究间的比较难以进行。而且由于阶级结构的认定通常也是从一定的理论分析出发，对已有的职业类别进行重新分类，就使得阶层与阶级分析框架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通过对早期一些影响较大的社会流动研究，如格拉斯(D.V.Glass)等人全国规模的社会流动调查；李普塞特(S.M.Lipset)和泽特伯格(H.Zetterberg)关于工业化与流动率的研究；米勒(S.M.Miller)关于流动的跨国比较研究等的考察，发现理论前提与实际分析之间的脱节，与这些研究采用的分析方法有很大关系。这些研究主要是通过简单的流动表(mobilitytable)分析来研究流动问题，由于流动表分析是统计上处理属性变量的交互分析方法，因此它并不适合处理在多元分层框架下，已经转换成高低有序连续排列的职业声望问题。这样即使已获得了职业声望得分，也必须合并成少数几个职业类别，才能进行简单的流动表分析。不仅如此，通过流动表分析计算出的流动率和流动指数，在对社会阶层（或阶级）的开放性进行说明时，也存在着一些无法克服的缺陷。首先，简单的流动表分析是依据归纳逻辑，直接通过对样本经验数据6的分析，获得数据间的结构关系的，因此在进行统计推论时无法消除样本误差。其次，由于无法将描述开放性的纯粹流动率与边缘分布（职业结构）相分离，因此也就无法进行跨时代或跨国别的比较分析。第三，由于流动率只与职业结构、流动频数有关，反映出的只是不同职业地位间的一种表面流动，因此无法反映出不同职业地位间由于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具体的流动形式。（二）路径分析与地位获得由于流动表方法无法处理数量变量，因此有必要使用线性回归方法这种比较成熟的统计分析技术，来处理作为数量变量的职业地位间的流动问题。最早利用职业声望得分，从阶层的角度来探讨个人职业流动的是美国社会学家布劳(P.M.Blau)和邓肯(O.D.Duncan)，他们提出的统计分析模型一般被称为地位获得(statusattainment)模型(Blau&Duncan，1967)。布劳和邓肯在研究中首先从理论上假定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个人在获得社会地位（职业地位）时，要受到在个人生命周期中顺序出现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父亲的职业地位和教育程度等先赋性因素、本人的初职和教育程度等获致性因素。通过比较两种因素影响程度上的差异，便可以对社会开放程度的大小做出判断。接下来采用路径分析方法，建立个人地位获得的统计模型。然后再将美国1962年实施的“一代内的职业变迁”的调查数据代入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统计检验。作为一种成功的研究模式，地位获得模型首先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因为模型分析遵循的是假设检验逻辑，即尝试着先使用演绎逻辑，提出一种假设性的数据结构，然后再考察这个结构是否符合真实的数据，或者说用真实的数据来检验这个数据结构，这实际上正是现代科学研究所遵循的逻辑。在布劳和邓肯之后，利用统计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的方法，成为社会流动研究的主流模式。其次，地位获得模型可以说是严格按阶层理论的逻辑，来分析产业化社会的流动问题的。一方面，有关个人生命历程中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设，与阶层理论的个体论预设是一致的；另一方面，邓肯根据诺斯和哈特的职业声望量表得分，以及人口普查资料中与职业对应的平均教育和收入水平构造的回归方程外推得到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EI)，也较好地代表了多元分层中由多个维度差异复合而成的阶层地位，而且用路径分析方法来处理这种高低有序连续排列的数值化阶层问题也是适当的。虽然地位获得模型在社会流动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它的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对它的批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中一类是与研究所依赖的理论预设有关的。这包括批评模型的阶层测定将不平等结构纳入了一个简单的等级秩序之中，而现实中的不平等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同时还批评模型缺乏对结构影响因素的考虑，表现出一种个体还原论倾向。客观地讲对于这类批评，地位获得模型由于受到理论前提的限制，本身并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虽然一些研究也尝试着利用虚拟变量技术，将结构性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