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解读之“自由”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解读之“自由”摘要：“自由”从来就不是西方专属的概念，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既是对西方优秀文化的借鉴和超越，也是对自身传统文化积极的扬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有着科学丰富的内涵，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它是多数人的、实质性的自由；作为一种价值目标，它旨在达到一种自在和谐的社会状态――人民能广泛地享有和使用权利，并获得能力和个性的解放；作为一种理想信念，它既是指“自由王国”的建立，也是指“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内涵中图分类号：D641；G4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5）01-0044-03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一词来源于西方。在西方，把自由作为核心价值理念，也有漫长的历史。党的十八大报告把自由纳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既是对西方优秀文化的借鉴和超越，也是对自身传统文化积极的扬弃。如何理解“自由”的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有什么样的含义？这都是需要解答的重要理论问题。一、“自由”一词的来源“自由”一词出自《后汉书》，并在其中多次被使用，在其中主要是“肆意、任意”的意思。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一词，与英文中的“liberty”对应，主要源于拉丁文“libertatem”（“libertas”），意指从束缚中解脱出来。日本首次使用中国古籍里的“自由”一词来对应“liberty”，后作为日语借词被广泛地流传。而首次将西方的“自由”系统全面地引入中国的则是严复，他曾使用“自繇”一词，以示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自由”之间的区别。在英文中，自由的原意是指私人的领域、被授予特权和打破界限。到18世纪，“自由”已经凸显出其政治层面的意义，意指不受干涉的权利。约翰?卡尔霍恩在1816年指出，自由需要努力，只有心理道德素质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才能实现。1944年5月21日，勒恩德?汉德在《自由的精神》演说中指明，自由作为一个目标追求，对人有激励作用，并在法律的视角下阐明了自由不是冷酷无情、肆无忌惮的意志，也不是不受任何的约束和限制，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是对自由的否定，并将直接导致自由的沦陷。在西方思想史上，对于“自由”一词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古希腊哲学家已经涉及到自由的问题，并把它与人性、道德和理性相联系。中世纪，自由进入神学领域，奥古斯丁主张人有自由意志，并探讨了恩典与自由意志、信仰与自由的关系。文艺复兴时期，马丁?路德与伊拉斯谟展开了关于自由的善恶、人是否有自由意志的争论。到了近代，笛卡儿提出自由即主体的自主性，意志的自由是天赋于人们的一种最基本的、最普遍的观念；卢梭指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1]；康德提出了“先验的自由”、“实践的自由”和“自由感”[2]；黑格尔提出否定的自由；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把自由区分为哲学上的自由和政治上的自由，他指出哲学上的自由即意志自由，政治上的自由是去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它包括公民自由与公共自由两个方面；赛亚?伯林在《自由的两个概念》中界定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前者是被动的自由，即不受强制和干涉的自由，后者是主动的自由，即自主和自决的自由；而法国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中对自由作出了这样的定义：“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二、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绝不能只是抽象地谈论自由，要揭开“自由”的神秘面纱，必须回归现实生活，从生产实践和生产交往关系出发进行考察。于是，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自由的主体不再是“抽象的个人”，而是具体化的、社会化的、现实的个人；自由不再是天然的、与生俱来的，而是来源于实践和劳动；自由不是抽象的、绝对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它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至此，“自由”打破了之前界定中的种种局限，有了科学完整的内涵，自由不再只是一个认识的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首先，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所谓必然就是规律性。一方面，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乃至人自身的规律是获得自由的前提，人要在尊重自然、能动认识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内在需要，合理地运用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所服务，战胜盲目的、异己的力量；另一方面，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是获得自由的根本途径，要通过劳动不断解决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矛盾，自由才有可能得以最终实现。也就是说，人类对必然的把握和运用的程度越高、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水平越高，其自由的程度也就越高。上述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的，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人展开“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前提，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过程中，对“必然”的认识又会得到检验和提升。其次，自由是历史不断发展的产物，同生产和交往关系紧密相连。它不是人与生俱来的，“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3]；它也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它总是受一定的历史条件所限制。自由是变化发展的，它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不同历史阶段中的自由是有差别的。在阶级社会，自由是一定阶级利益的反映，会打上阶级的烙印，超越阶级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由，是“资产阶级的特权”，是少数人利益的表达，实际上是多数人的不自由。人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只有靠实践去改变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实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最后，在人的发展层面，自由是指“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5]。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的物质和精神等各方面需要的发展和满足；二是人要自主地活动，全面发挥人的体力和智力，实现“自由自觉”的劳动；三是人的能力得到全面的发展；四是人在社会关系中有自主性，使得“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而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五是人的自由个性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尊重、个人享有充足的自由时间，最终达到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的统一。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核心，它以消灭阶级、消灭分工和私有制为必要前提；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交往的普遍发展、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为实现基础；以全面发展的教育、广泛的社会实践、个人积极的交往和劳动为现实条件。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自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它既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和要求，也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的价值理想和追求，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历史职责。把“自由”上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国人民的情感需要以及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符合中国人民对于社会的要求和期待，同时也是对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尊重和确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主要是在社会层面上提出的，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涵：第一，自由是一种价值取向，是多数人的、实质性的自由。它既包括人与社会告别对物的依赖，从“物化”中解脱出来；也包括人与社会打破对人的依赖，不再遭受“人役”。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所倡导的“自由”，需要最大程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人从自然或者资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同时实现平等、公正和法治，解除一切不自由的社会关系，实现绝大多数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富足，使每个人得到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不是抽象的，它以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绝不能脱离经济基础而空谈自由；它也不是片面的，人在物质或者精神任意一方的偏废都不是真正的自由；它也不是无条件的，不是绝对优先的，它与平等、公正、法治之间是高度融合、相互补益的关系，是有前提的自由。第二，自由是一种价值目标，即达到一种自在和谐的社会状态――人民能广泛地享有和使用权利，并获得能力和个性的解放。这里的自由已经是对传统思想的超越，它不再是“任意、放任”的意思，而是剔除糟粕、汲取精华，赋予“自由”一词以积极的力量，意指自觉、主动地尊重和认识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更高层次的自由。在政治层面上，自由不仅仅是获得权利，它也与责任和义务相连。履行责任和义务是获得自由的前提，遵守纪律是自由的保障；自由也不仅仅是在法律范围内行使权利，更是人获得权利、运用权利的能力。在哲学层面上，个人能力和个性的解放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不能无视规律、肆意妄为，要尊重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去自觉地实践。如果把自由简单地理解成“为所欲为”，或者“放任而不作为”，或者仅仅把自由的内涵等同于政治权利的获得和使用，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只会肢解或者局限自由的含义，最终走向自由的反面。第三，自由是一种理想信念，它既是指“自由王国”的建立，也是指“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二者统一于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中。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一直指引着中国共产党的奋斗方向，它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虽然是在社会的层次上提出，但是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在每个个体身上。归根到底，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的自由要通过每个人对自由的追求和践行才能够实现，当然，个体对自由的追求和践行应是高度自觉的，绝不是以牺牲社会的自由为代价，也不能以侵犯他人的自由为前提。同时，社会自由的实现也不能以抹杀个人的自由为代价，社会要以每个人自由的实现作为价值旨归，并最大程度地保护绝大多数人的自由，才能使社会和个人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达到真正的和谐统一。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实现“自由”这一理想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这需要我们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坚定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正确地对待挫折和挑战，不能盲目地崇拜和效仿西方，陷入自我否定；二是保持长远目光，正确地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打破思想的禁锢，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三是要有自我改革的决心和毅力，通过社会主义内部机制的不断完善，保障更多的人在更大程度上去获得和实现自由。参考文献[1][法]卢梭.社会契约[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2]邓晓芒.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24-30.[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0.[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9.[责任编辑：刘慧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