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医科学化进程的得失与展望

近现代以来中医科学化进程的得失与展望（20140145安徽中医药大学）［摘要］通过比较世界各国传统医学的起源，来“探究”梳理先秦、汉唐、金元、明清时期，中国医学学术理论的发展脉络；从朱明嘉靖、万历年间以降，东西方医学开始分道扬镳，得益于大航海时代“科学福利”的西方医学，最终在短暂阵痛之后，累积了划时代的资本；近代以来“中医革新”和“中医科学化”两大思潮的产生背景和巨大影响；建国后的曲折发展、学术西化的空壳与“原教旨主义”的反扑；“以岭模式”作为中医科学化前进方向的理论实践支撑与展望。［关键词］比较医学；方书；科学福利；改良医学；西化；以岭模式综观世界各国传统医学，无论是印度、中国还是希腊、阿拉伯，最初的医学萌芽阶段，虽然都存在巫、医不分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医卜星象并称其实就是这种渊源的历史投射。但早期人类文明在对物质世界探索过程中的思辨能力则是远远不能跟相对永恒的精神世界相媲美的，而把一些玄学、哲学理论穿凿附会于医学研究领域更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早期文明的思辨能力毕竟是一种由碎片化向相对系统的渐进漫长的演化过程，这种客观现实决定了经验药物的出现要远早于系统的医学理论的创始。而所谓“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而不说成读论或读经其实就是唐代医学现状的普遍现象，这一点从王焘在天宝年间编著的《外台秘要方》中，辑录的晋唐以来的医家著述即可见一斑。所以金元以前，内、难的学说其实是备受冷遇的，而与金元处在同一时期的南宋，无论是医家还是士大夫，仍旧跟北宋一样，普遍热衷于方书的编写。金元时期医学中的两派四家，第一次实现了对药理、病理、方剂理论的系统总结与阐述，改变了汉唐以来以方书为主的医学体系，转而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这种总结掺杂不少玄学附会，在科学尚未昌明的中古时代，对药理、病理方面进行规模、系统的创造，以五行生克、脏腑经络统论病理，用气味归经、升降浮沉阐发药理，固然有提纲挈领、方便诊疗的优点。但从长远发展来看，势必造成药理、病理在同质化的死胡同中万劫不复，最终严重阻挠医学的演进。所以同由伤寒学奠定的汉唐以来的方证传统相比，在经验的积累跟总结方面不见得高明多少，反而使人在病理、药理的各承家技方面无所适从，皓首穷心，难窥堂奥。明代嘉靖、万历以后的东西方医学，看似沿着相同的发展方向构筑着各自的理论体系(1)，然而获益于大航海时代”科学福利”的西方，却毅然摒弃“四体液”旧论(2)，重新开掘了一套现代医学轨道，最终在短暂阵痛之后，累积了划时代的资本。而处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医学，虽然在明代中后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完善，并在某种程度上定调了现代中医的理论体系，但基本是在因循守旧的路子上缓慢前行，并无从理论到实践方面的重大突破，更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医学的变革。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国内医学发展，虽然在传染病的诊疗和朴学影响下的尊经运动中取得不少成果，但毕竟不是现代医学标准下的系统积累。而五口通商之后，伴随着外国资本深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们，在传教的现实驱动下，为尽可能多的吸引信众，从而大都开办教会医院，无偿开放对普通民众的西医常规诊疗。至民国时，西医东渐早已蔚然成风，而医界的有识之士也都纷纷提出了“汇通中西”、“革新旧医”的口号。如恽铁樵在《伤寒论研究·总论》中强调指出：“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荀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3)”施今墨提出“中医改进方法，舍借用西学之生理、病理以互相佐证，实无他途。”特别是在1929年面对南京国民政府《废止旧医案》的巨大冲击后，以陆渊雷为代表的“中医科学化”的思潮，唱出了旧医变革的时代最强音。陆氏的学术革新思想固然有着对日本“古方派”(4)研究《伤寒论》成果的颇多借鉴和纵深推究，但本质上还是对近代以来西方科学思潮在医学研究领域的认可与积极回应。其他诸如杨则民、叶橘泉、章次公等众多医家，都在医学、药学的比较研究领域的科学化道路上做出了突出贡献。通观近代以来中医变革的历史进程，清末民初医界提出的“改良医学”的口号，可视为中医学变迁的总基调。二十年代后，这个口号先后分化为“中医革新”(以恽铁樵为代表)和“中医科学化”(以陆渊雷为代表)两种影响较大的思潮(5)。而到三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两种思潮在革新中医学术的方法和结局方圆的分歧上日益扩大。至建国以后，特别是以1956年经国务院批准，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组建四所中医学院为标志，正式将中医纳入公立的医学教育体系，并独立于西医本专科院校。因此要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中医院校的独立建制，势必需要在全日制教学的课程安排上突出中医特色，为在最大程度上证明中医院校独立建制的必要性。那么以陆渊雷为代表的“中医科学化”思潮为指导的教学改革思路，由于“过分”凸显了西医理论在阐释中医原理中的实践，势必会削减中医所谓的“特色”，同时由于当时的中医界失去了民国政府“废止中医”这个最大隐忧，使得直面随近代工业文明而昌明的科学思维指导下的西医理论的急迫压力顿然烟消云散，故而在20世纪30年代中医界抗争最激烈时期而诞生的“中医科学化”思潮失去了孵化的动力。加之面对当时国内外的特殊国情，旧中国落后的卫生条件，团结遍布城乡，特别是在当时主要担任着广大农村医疗保健任务的“中医郎中”，无论是从统战的考量还是现实需要(6)，保全中医的政策都已然成为新中国的既定方针。故而在这种安逸的生存环境下，势必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中医对自身科学化变构的紧迫意识。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冲击下，虽然在“西学中”和“赤脚医生”的运动风潮中，中医在科学化的理论、实践上取得了不容小觑的成就。但是都是些分散零星的经验积累，并没有得到系统的理论总结跟纳入教学体系的实践尝试。80年代以“衡阳会议”为标志，全国20多所中医院校的本科统编教材实现了所谓的“拨乱反正”，从第一版本科教材到目前的日常教学使用的七版教材，无不是对整套西医教材体系的完整复制，把基础医学中的《解剖》、《生理》、《病理》统摄于《中医基础理论》各章节中，而内外妇儿的章节设置也都全面复制相应的西医本科教材，以《温病学》代《传染病学》，更有编写所谓的纯《中医急诊医学》、《中医肿瘤学》之类的“鸡肋”的。而这些举动单从表面上看，貌似是一帮中医学人们在兢兢业业，融入现代医学的一些努力跟尝试，但骨子里还是在“生克制化”、“脏腑经络”的老路上原地打转，并且还多了几分师心自造。当然这些问题的胶固是在整个国内医疗卫生环境发生巨变的大背景下产生的。长期以来，在“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的指导下，严重危害着人民健康的烈性传染病，有的已经消灭和基本消除或得到控制；绝大多数地方病和寄生虫病的发生发展，得到有效地控制；各种常见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降低。中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已从解放前的35岁提高到70岁。西医的发展壮大跟医疗环境的巨大改善，无不压缩着传统中医的服务范围，面对学院派的这些中医科学化的空壳和学术创新上的不作为，加之中医人才的严重匮乏等综合因素的巨大压力下，学界掀起了一股“原教旨主义”的复古风潮，其中以“火神派”、“民间中医论坛”为盛，风潮对重塑中医思维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在很大程度上有陷入“玄学化”的倾向，不见得比学院派高明到哪里，且是一条邪路，对中医科学化实在是弊大于利。所谓“原汁原味”的中医理论其实在各朝各代的都是有不同阐述的，其间的差别亦是很大的，当然因素是多方面的。诸如金元医家往往解释不了汉唐的古方，而明清的医家亦大都不太熟悉金元的医理。古代中医的演进无疑是相当的缓慢的，且受诸多不可控因素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而人才队伍的建设也是非常分散、疲弱跟匮乏的。历代名医的著述跟医验往往也都是个人的经验总结，更多的是经验医学时代的“试错”成果，缺乏重复操作的可行性，套用一位西哲的名言：“中医举三千年之演进，无非一座翻来覆去的雄伟废墟。”但业界的很多狂热的信徒，往往不遗余力的鼓吹中医在世界的唯一性，姑且不论印度传统医学的庞大体系（这点在藏医药中可见一斑），单单西医的传统时代，其就是在希腊罗马医学跟阿拉伯医学肩膀上编织着同样庞大的理论体系，西医又何尝不曾中医过？遇到困难就关起门来闭目塞听、自大狂妄，不愿接受人类文明的科学洗礼，无疑是种病态的自戕。究其根本，还是封建、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诞生的中医理论对先进、系统的工业文明的现代医学的完败。任何一套复杂的学说或理论，如若不能以最简便与直观方式运用于日常实践，那么它的失传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西化的空壳与原教旨主义反扑的穷途上，“以岭模式”的成功经验，无疑为中医科学化的艰途指明了方向。突破传统气味归经的同质化药理倾向，摒弃生克制化的组方沉疴，结合循证医学“大样本、多中心”的临床对比研究，采用“双盲验证”、“样本统计”评估成方的临床疗效，以科学实证的精神改造过度玄学化了的中医理论，开辟新的用药组方途径，提高成方的复制推广率及现代化无疑是未来中医演进的必由之路。参考文献［1］范行准：《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7-1［2］王威：《医学的故事：从巫术到现代医学的有趣历程》［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8—6—1［3］恽铁樵：《药庵医学丛书》第二辑下《伤寒论研究》［M］福州福建科技出版社2007—7—1［4］廖育群：《吉益东洞:日本古方派的“岱宗”与“魔鬼”》［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9—1［5］傅维康等主编：《中国医学通史》［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3-1［6］何小莲：《西医东传：晚清医疗制度变革的人文意义》［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