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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身边的榜样——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先进人物事迹材料(一)民革党员方青:爱是最美的语言各位领导、同志们:我是方青,来自民革,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小学老师。我的学校坐落在浙江金华的北山脚下,校舍虽然简陋,但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她透着一种纯朴的美丽。我的学生来自周边的15个自然村,在我心里他们是最可爱的天使。23个春秋里,迎来送往了一拨又一拨的孩子,我的幸福融入在对学生的那份情感里。都说当班主任辛苦,可我最痴情的就是这份工作,做得是有滋有味。在我曾任教的毕业班里,有个孩子是个调皮大王---软硬不吃。比如夏天中午休息时,他会带上几个男同学溜出去下河洗澡。我好几次叮嘱他完成作业再回家,可他照走不误。气得我有一天把他堵在了校门口。他却振振有词,说要赶回家收谷子,否则晒场上的谷子会让鸡给吃了。我来到市场上找到正在卖茶叶的孩子母亲,没想到,在母亲眼里,这是一个能干、爱家、有责任心的好儿子。他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帮忙收谷子、洗衣服、烧晚饭,干很多家务。回到学校,我用了整整一节课的时间表扬了他。这是一个多么有责任心的孩子啊!我由衷地对他说:“方老师真的很喜爱你。”这男孩儿腼腆地笑了。少年的成长难免起伏,但坚持你的耐心和爱心,你会发现起伏的频率在变长,并逐渐稳定下来,后来,这孩子不但学习进步了,而且还当上了班干部,成了班里的“小老师”。对孩子的这份爱,我从没有因为他们毕业离去而停下关爱的脚步。只要我能做到的,我绝不吝啬我的付出。记得我教过的一个学生,上中学后反复很大,当他的任课老师和父母都无奈地想放弃的时候,我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答应会一直陪着他在生活的道路上走过。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从高中到大学,现在已经是研究生了,他说明年也要走上讲台,和我一样当老师了。整整12年的缘分,是师生关系?朋友关系?还是母子关系?都有。在我的教育日记中,记载了我与孩子情感上的长途跋涉。我曾经说过:我决不放弃一个教师的责任,即使孩子已经离开了我的课堂,我也要让他感受到那绵延的、超越时空的师爱。师爱是永恒的,在传统的私塾学堂里寻得到踪迹,在未来现代化的课堂里也将流光溢彩。当我从一个教师成长为一名校长时,我希望把这种师爱,传递到每一个老师的心里。2我为老师们写下赞美的诗歌,发动村干部奖励优秀教师,带领家长们给老师包饺子,向上级争取培训机会……我千方百计地为老师们营造团结向上的氛围。作为一个农村小学校长的我或许能力有限,但我会倾心谋划,用我的爱,去凝聚这个教师团队,通过这个团队让孩子们在成长的道路上享受阳光雨露。这几年,我们赤松小学这所名不见经传的山村学校,先后获得了全国文明礼仪教育示范基地,浙江省教育科研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09年9月,我们学校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农村教育实践基地,老师与孩子将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国际交流。山沟里飞出了金凤凰,这是多么让人高兴的事啊!2008年1月,我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我的学生们听到这个消息纷纷向我表示祝贺,发短信、打电话,许多毕业多年的学生还来到家里看望我,在他们叽叽喳喳的议论中,我才知道,为了支持我,他们在网络上建立了联系,为我鼓劲,为我加油,为我祈福。我流泪了。师爱的传播是永远不求回报的,但是,当师爱的温暖以另一种形式回涌到你的身上时,做为一个教师,心中是多么幸福啊!一位家长说:“方老师,我们不是仅仅因为您是孩子爱戴的好老师投您的票,您是农村教师,您要为农村教育说话啊!”这句有分量的话,让我的责任感油然而生。因为自己根植农村教育多年,了解农村教育的现状及百姓的期望、孩子的渴求,在十一届全国人代会上我提出了“稳定农村师资队伍,办好农民满意教育”的五项工程。这个建议,在全国两会上受到领导高度重视。中国教育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浙江卫视等媒体都有报道。我没想到反响会如此强烈,许多农村教师纷纷给我来信,他们对我说:“方老师,感谢您把我们农村教师的心声带到北京,我为您的建议拍手叫好。方老师您辛苦了,农村的孩子一定不会忘记你,农村的教师一定会感激你!”09年3月,我得到机会向温总理汇报工作,我激动的向他表达百姓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期望。总理认真地倾听并与我亲切交谈,汇报结束后,总理还亲切的与我合影留念,每当凝视这张珍贵的照片,我在心里告诉自己:我当珍惜,我更当努力。这些年,生活也馈赠我累累硕果: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优秀教师、浙江省特级教师-----我深知,自己今天的成绩离不开组织的强大支持。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总会得到来自民革组织的帮助和鼓舞。在民革这个大家庭里,我充分感受到这个精神家园的和谐与温暖。我清楚地记得,2006年11月,金东区第二届人大代表选举时,我被提名为候选人,当时感觉自己底气不3足,有些踌躇,民革市委会和金东区支部的领导和同志们就及时给我送来了鼓励。90岁高龄的民革老党员邢承谟,特意拄着拐杖来到学校找我,对我说:“我是金东区的政协委员,虽说年事已高,但是多年来积极为百姓呼吁,为政府建言,这是我们民革党员的责任啊!”握着这老树杈般的双手,我分明感受到了殷殷的关怀和期望,还有来自组织的那份力量。朋友们,当鲜花和掌声包围我的时候,我一方面感激社会和人民,另一方面我的心依然平静。因为我知道:我经历平凡,事迹微薄,我的付出是一个普通公民应当做的,更是作为一个民革党员、一名教师、人大代表的义务和责任。我的心自始至终属于我的孩子们,这是我一如既往的事业动力,这一生,我将洒爱在路上,与孩子们一路同行!谢谢大家!人物档案:方青,女,1970年生,现任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华市金东区东关小学校长,全国优秀教师,浙江省特级教师,民革党员。身边的榜样——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先进人物事迹材料(二)民盟盟员王光谦:把论文写进祖国的江河各位领导、同志们:我是民盟盟员王光谦,来自清华大学水利系。我今天汇报的题目是《把论文写进祖国的江河》。“5•12”汶川地震发生后,远在千里之外的灾情牵动着清华水利系师生的心。5月26日,受水利部和学校委派,我和系里的三位老师赶赴灾区,对肖家桥堰塞湖抢险工程给予全面技术支持。当我们马不停蹄赶到现场时,不禁被眼前的情景震惊了:河道右岸大山整体移位,大部分山体滑坡到茶坪河内,在河床上形成一道长272米、宽198米、高67米的天然堤坝,堆积体阻塞了整个河道。如果溃坝,下游安县地区将被洪水扫荡淹没。当地政府压力巨大,已经准备紧急撤离下游7万民众。但根据现场考察,我们发现虽然险情严重,但应用合理的工程方案和科学计算,可以把损失和风险降到最低。我们研讨了从稳定山体处开槽泄洪的导流施工方案。经审慎计算分析,大家一致认为,下游地区可以提前预警,民众不必提前撤离。此事责任重大,必须有人承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专家和技术负责人,我的良知、责任感和专业能力告诉我,我应当、能够、也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我果断地在现场签下了我的名字。4泄洪方案如期实施。在我的手机上,至今还保存着安县水务局总工程师胡良喜发给我的一条短信:“王教授:汶川安县肖家桥堰塞湖已于6月6日中午13时13分开始泄流,一切顺利!整个过程完全按照清华设计的方案和实验的各种工况实现。下午19时46分堰口趋于稳定。水位下降28米,险情已除!我们成功了!”正是在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为肖家桥堰塞湖抢险救灾提供的技术支持,在关键时刻用科学知识为国为民,分了忧,解了难!说起我与祖国江河结下的不解情缘,还要从1978年考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治河系开始。初入课堂,老师的第一句话——“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河史”深深地震撼了我。中华文明的发展与江河治理相伴,江河治理对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就是民生大计。1982年我进入清华大学水利系读研究生,1989年获得博士学位。在清华学习的这些年,我获得了最好的专业教育与实践训练。我的导师钱宁、夏震寰、黄万里等都是国际顶尖的学术权威。钱宁先生的《泥沙运动力学》和《河床演变学》这两部权威著作完成于病榻;黄万里先生八十高龄仍坚持授课,谈及国家水利工程建设的一些问题,黄先生总是泪流满面,自责作为科学家没有尽到责任。恩师高深的专业造诣、优良的学风和爱国敬业精神,让我懂得了,水利专业所得出的每一个结论,都将影响工程的成败,关乎民生,容不得半点虚假和侥幸。论文,不只是写在书本上,更应该写进祖国的江河!记得1997年,我带领团队参与了三峡大江截流工程研究。实现大江截流是三峡工程建设标志性的时刻,但也是难度最大的一刻。随着戗堤从两岸向中心合拢,口门宽度越来越窄,流速也越来越大。当口门宽度剩下最后40米时,现场气氛十分紧张,“眼前”抛下的巨石不断被水流冲走,戗堤随时可能坍塌,控制不好,就会造成车落水、人伤亡的灾难。我心里也在不断打鼓,我们的方案会不会有错呢?然而随着四面体大块石不断抛向口门,现场检测到的一系列数据与我们事先计算的完全吻合,这就说明我们的方案是科学的,它有效地预防了戗堤坍塌。终于,最后一块巨石堵住水流,长江这条巨龙被我们人类锁住了。我们为大江截流成功提供了科技支持,关键技术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说治河,必然要说黄河。黄河的治理历来都是中华民族安民兴邦的大事。由于泥沙多,黄河下游河床普遍高出背河地面4-6米,开封市的地面低于黄河河床13米,是名副其实的“悬河”。毛主席在1952年对治理黄河题词“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就给我们水利人肩上压了一副沉甸甸的担子。5记得第一次看到黄河时我十分震惊,支离破碎的黄土高原、奔腾不息的黄沙激流。在暴雨中洪水挟带大量泥沙从千沟万壑倾泄而下。看到这一切,我不禁自问,我能够为黄河长治久安做点什么呢?黄河的治理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悬河不决口,二是河道不断流,三是水土不流失。要确保黄河不决口,就要摸透黄河下游悬河的河道摆荡的规律。历时近20年,我们二十多次实地考察黄河,科学解释了黄河“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演变规律,为黄河下游河道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获得了2008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为确保黄河不断流,我们研发了黄河水量调度系统,这套系统能够预先科学地分配各个省市的用水量,同时通过检测仪了解黄河实时水量,保证了黄河不断流。成果获得了2006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为了计算黄河水土流失,我们开发出“黄河数字流域模型”,填补了黄河水沙预报计算的空白。不夸张地说,近30年来,我几乎走遍了祖国的每一条河流。作为一个水利工作者,作为一个民盟成员、一个全国政协委员,每年我都要到黄河、长江、塔里木河等大江大河去考察。每每徜徉在祖国山水间,我都感到自己特别的幸运。我常会听到国外同行的赞叹,他们认为目前我国开展的河流泥沙研究代表该领域的世界领先水平。每到这时,我都会骄傲地对他们说,“泥沙研究就在中国。”这些年,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给我了许多荣誉,民盟中央还授予我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称号,去年我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民盟老前辈钱伟长曾说过,“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我要以前辈们为榜样,把一切荣誉当作起点,为水利事业和祖国的繁荣富强奉献自己毕生的赤诚。谢谢大家!人物档案:王光谦,男,1962年生,现任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清华大学水沙科学与水利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6身边的榜样——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先进人物事迹材料(三)民建会员刘汉元:肩负责任与时代同行各位领导、同志们:我是来自民建的刘汉元。提起鱼,在座的40岁以上的人都会记得,上世纪80年代,全国“吃鱼难”问题十分突出,每年人均消费量不到半公斤。可现在,人们吃鱼,无论品种还是数量都十分丰富。目前,我国每年水产品总量超过5千万吨,是全球最大的水产品生产国,全世界人工养殖的每3条鱼中,就有2条以上是咱们中国人养的。说起当年养鱼,那还是在1983年。看到国外有关网箱养鱼的报道,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外国人能养,中国人也能养吗?作为水产学校的毕业生,作为水电局的技术员,在好奇心和责任感的共同驱使下,我开始研究如何进行集约化水产养殖。可在当时,对月工资仅仅41元的我来说,资金和物资的缺乏成为最大的阻碍。后来还是父母把家中准备过年的两头猪卖掉,凑了500元钱。至今我还记得父亲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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