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法关于股东表决权行使方式

题目：我国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行使方式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摘要：股东表决权不仅是每一个股东参与公司管理的经济民主权利，更是具有工具性质的控制权，它是联系公司所有与公司经营的连接点。如果说有限责任是公司法最显著的特征，那么表决权则是第二特征。由于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历史传统，我国现在虽已初步建立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制度，但是在其行使方式上还不完善，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建立健全和细化落实。关键词：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行使方式正文：一、我国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行使方式存在的问题当前，我国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制度已基本建立起来了，但在其行使方式上还不完善，体系的完整性和适应实践需要等方面还有待补充和提高。我国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行使方式存有以下几个问题。（一）表决权信托制度问题。表决权信托，是指一个股东或数个股东根据协议将其持有股份的法律上权利，包括股份的表决权，转让给一个或多个受托人，后者为实现一定的合法目的而在协议约定或法律确定的期限内持有该股份并行使其表决权的一种信托。表决权信托的本质是利用信托的方式对表决权进行重新安排，是一种控制公司的手段。表决权信托既可以在不公开招股公司中运用，也可以在公开招股的公司中运用。当表决权与信托制度相结合时，就会产生巨大的弹性，以适应不同的人对表决权的不同的要求，体现出多种功能。表决权信托是美国长期存在的一种现象，美国法院和成文法经历了一个从不承认到有限度地承认的过程。投票权信托一般被用于公司协议收购中，在此过程中，购买控股股东股份的买家，在收购协议中一般与出卖方（原来的控股股东）约定，在股份过户转让之前，将买卖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收购方行使；也有的外资企业，在收购国有控股公司时，为回避政策风险，或者为协调各方利益，采用了投票权信托方式。我国公司法未规定投票权信托制度，但是在实践中已经存在。如2002年，在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与美国安海斯—布希公司签定的协议中约定，将此后安海斯—布希公司通过可转债等方式获得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27%股份中的20%股份的表决权，通过表决全信托的方式授予青岛市国资办行使。我国公司实践要求，表决权信托制度应于公司法中予以规定。（二）代理权征集制度问题。代理权征集是指公司及公司外的人将记载有必要事项的空白授权委托书交付于公司股东，劝说股东选任自己或者第三人代理其行使表决权的商事行为。也就是说，主体性权利被完全“客体化”了，成为可以为其他人“征集的对象”。这种“本末倒置”的变化，应该说，是代理权制度适应表决权成为股东获取公司控制权工具的需要，是处理上市公司表决权代理的特殊问题而发展起来的，更是代理权制度在商法中的新发展。我国《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06年修订）》第78条第3款规定：“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该款肯定了表决权征集制度。但是没有就代理权征集的主体范围和条件、征集程序、表决权征集过程中的信息披露及其法律责任、违反委托书使用规则的法律责任等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详细规定，可操作性较差，这就会给表决权实践带来很多问题和麻烦，难以发挥该制度应有的功能和作用。（三）表决权拘束协议问题。表决权拘束协议，就是为了获得公司控制权，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其他第三人之间就表决权的行使进行约定所签订的拘束性协议。狭义的股东表决权拘束协议，是指股东之间或者部分股东之间以某种确定的方式，就特定事项达成的股份表决契约。在我国，在外商投资的立法中对此有相关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6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实施条例》第31条规定，合资企业董事会人数组成由合营各方在合同、章程中协商确定，并由合营各方委派和撤换。但这些规定在表决权拘束协议成立与生效的形式、救济方式和协议效力等方面还存有缺陷。在公司法以后修改中对表决权协议应予以明文规定。二、我国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行使方式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一）在制度生成路径上的认识偏差在分析发展中国家法制改革时，波斯纳曾明确指出：“非常明显，有效的法制改革最终依赖于进行法制改革的政治意愿，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实行经济改革的政治意愿。”所以，我国公司法的生成不得不承载某些经济整体改革的目标。因此，是否应该寻求公司法变革与经济整体变革的协调已经不是现实问题，现实问题是怎样寻求两者的协调。1993年12月29日人大通过了《公司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革。有学者认为，政府认为国企公司化比先前推行的各种国企改革措施更为有效，国企可以通过“公司化”转变为“现代企业”——既保证国家对公司的多数股权控制，又适应市场化进程。在“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逻辑支配下，立法者承担着用法律名义重述政策判断的使命，公司法就是在这样的逻辑支配下匆促产生的。既没有考虑到公司及其制度的本质、公司制度生成的一般规律，也没有考虑到我国的公司和公司法实践，法律的制定严重脱离客观规律和我国的实际情况。这种认识把公司立法目标混同于政府改革手段，把公司法作为国企改革的一项工具。这样的公司立法不仅其初衷不能令人接受，而且其结果也自然难如人意。就法律与公司制度生成的关系，另有学者指出，公司制度是一种自生自发的扩展秩序，其形成和发展的主导性因素是商人们以营利为目的的自发行动，公司制度生成的路径是公司自治，而非法律的逻辑展开。公司制度的生成和演进体现为人类对经济生活需要的适应性反应，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非理性设计的产物；是一种进化的成就，而非正当理性的逻辑展开。虽然现代公司的许多特点都要归功于正式法律的确认，尤其是把其成员的责任限制在他们股份的名义价值范围内的属性。即使如此，公司制度也只是法律的发现，而非法律的创造。西方的法律实践说明：公司制度发端于公司立法出现之前，法律在公司制度生成过程中的角色始终是消极被动的，法律的作用仅仅体现在对人们行动结果的不同态度。在我国现实情况下，以上两种认识都是极端的、片面的。第一种认识是太急于求成，没有考虑到公司和公司制度产生、发展的普遍规律z第二种认识是太循序渐进，循规蹈矩，没有考虑到我国跨越式发展的迫切需求。公司制度是起源于西方国家的商事组织制度，而对公司的现代法律规范也都基本始于西方各发达国家，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公司法的发展就是移植国外不同公司法律制度的历史。正确的移植不应该仅仅定位于公司法律规范的技术性移植，而应该定位于理念的移植。因为深层次的规范理念是决定表层技术的核心因素。在法律移植的同时还必须注重对自我创新能力的培养。创新能力的培养不仅有助于被移植法律更为贴近客观现实，顺利实现被移植法律的本土化，而且法律移植过程中所积累的创新能力还有助于移植国由学习阶段向追赶阶段的过渡。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然而对于未来的发展，仍然主要取决于国内法律体系触发创造性的破坏和重建过程的能力，而非取决于谁拥有最好的复制者。”（二）在公司治理命题上的应对偏差有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1996年度第一大股东处于相对控股或者绝对控股状态的公司比例为74.52％。这说明，中国上市公司受大股东的强集中控制，股权结构是典型的集中股权结构类型。虽然有国有股减持等政策，但是有理由相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一股权结构形态不可能得以根本改变。股权结构的法律意义在于表决权分配，在于若干联合的控制股东能够产生相互的监督从而形成股东民主主义，保证公司的利益。就国际意义而言，股东大会权限弱化、董事会权限强化，已成为现代股份有限公司法的发展趋势。而且作为集中股权结构下一种理想的公司机关构造法理论与实践，股份公司应该以董事会为中心构建自己的内部治理结构，彻底实现所有与经营的分离以及经营独立，但是中国《公司法》却在公司机关构造中确立了股东大会的中心地位。考虑到中国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形式，这种在经营意思上以股东大会为中心的机关构造形式，必然会使公司大股东在实质上控制了公司经营，从而使董事会很难自负其责，独立经营公司事务。这种股份公司机关构造上的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了控制股东权滥用。股份公司是资本的结合体，属于典型的资合公司。股份公司治理采用的是资本多数治理，这一治理模式是立法者为投资人实现资本的急剧聚集和资本效率而设计的。但对公司效率的追求只有被限定在市场交易经济秩序和市民法秩序之范围内，才符合法律确立的资本多数治理的理想。如果资本多数治理的法律逻辑受到了控制股东的损害，股东会将失去其公正的控制功能。因此，法律必须就集中股权结构下资本多数治理的逻辑进行修正，这是集中股权结构下少数股东保护之于公司治理之特有命题。我国股东表决权制度恰恰对少数股东权益保护不够，没有很好的应对公司治理命题。三、完善股东表决权行使方式的建议（一）针对我国的表决权信托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完善：1、应当从立法上加以努力，在公司法中对表决权信托做出规定，认可表决权信托这种形式的存在。2、规定表决权信托合同的主要内容。表决权信托的成立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一般来说，主要内容包括：信托目的；股东、受托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处所；收益人或者受益人的范围；表决权的范围及状况；受益人取得信托利益的形式、方法；信托期限等事项。其重点在明确受益所有人与受托人各自的权利义务。3、采取登记公示原则。表决权信托的生效应当采取登记公示原则。表决权信托的登记与公示为表决权信托的变动提供法律基础，登记公示所提供的信息具有普遍的公信力，为股权交易提供客观、公正和安全的保障。在司法实践中，把事实上的表决权信托认定为虚假的信托，使其不能发生法律上的表决权信托的效力。（二）针对我国的代理权征集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完善：1、对代理权征集行为、主体范围、条件等做出明确规定。2、明确规定代理权征集过程中的信息披露及其责任。这既是代理权征集的核心问题，也是保护股东权益的关键所在，应当规定得详细具体。与之相对应，是对违反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作出规定。特别是对有关民事责任，如损害赔偿问题、股东表决权的计算、对公司决议的影响等应作出具体规定。3、对代理权征集程序，如征集的备案、电子化委托、电话语音委托等方面做出规定。此外，还应对代理权征集中相关文件的内容与格式作出规定。4、规定违反委托书使用规则的法律责任。（三）针对我国的表决权拘束协议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完善：1、应该在立法上予以确立股东表决权拘束协议制度。股东表决权之所以可以成为拘束契约客体的效力，是因为：第一，从性质上说，表决权属于民事权利之一种。第二，表决权如何行使均可由股东依私法自治原则自由决定，只要表决权拘束契约的内容不违反强行性法律规范和公序良俗，不侵害公司、其他股东尤其是小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就不构成权利滥用，自应有效。第三，表决权拘束契约的订立目的是多种多样的，如保持公司的经营权或实现其他目标等。2、表决权拘束协议的成立与生效应该采取书面形式。表决权拘束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表决权的行使、参与协议股份的转让、协议的存在期间、争议的解决等内容。采取书面形式把当事人之间的合意用文字记录下来，在双方发生争议时，可以作为证据引用，便于法官裁判。但是，更为关键的是，如果法律、法规要求订立合同采取书面形式，但当事人没有采取书面形式时，该合同就成为不能强制履行之契约。此时，书面形式成了法院采取强制履行的依据和条件。3、规定表决权拘束协议的救济方式。表决权拘束协议的救济有非诉讼解决机制和诉讼解决机制两种方式。非诉讼解决机制有以下几种方法：第一，协商解决。第二，通过仲裁或者由全体参加人共同委托的人来决定。第三，表决权拘束协议也可以给予参加者退出其股份的选择权。如果纠纷不能通过协商等非诉讼方式加以解决，合同一方当事人可向法院起诉，采取诉讼解决机制，方法主要有损害赔偿。4、承认根据无效的表决权拘束协议而进行的投票所产生公司决议的效力。这是因为：第一，作为表决权行使中的履行行为的前提的所谓义务行为，存在于具有单纯的债法上的合同性质的表决权拘束协议中，不影响投票行为的效果。相反，由于无效的表决权拘束协议没有拘束力，股东可以自由地行使表决权。第二，即使不知道表决权协议无效的投票人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