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小人物的人权保障-

在法律体系下谈社会小人物的人权保障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道出了他对法律的理解——法为良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王也不例外。独立宣言中庄严宣告——天赋人权。在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思想启蒙下，人权宣言诞生，再次道出那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英国《大宪章》中也指出:任何人的财产不可剥夺。可以看出，对人权的追求是人们从古至今不变的追求，而对人权的保护也成了对一个政体的基本要求。而人权的保证必然需要法律的支持，毫无疑问，脱离法律体系谈的任何人权保护都是空谈。因而宪法已经成了一个国家的出生证明。如今的中国与世界，都有了较为完善的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因此，人们的人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很好的保证。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权保障，绝不能仅仅限于基本保证与对部分人的保证。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在看似完备的法律体系下，那些社会小人物的人权，并没有得到该有的保护。确切的说，法律对于他们来说，过于高冷又过于奢侈！我选取唐慧妈妈系列事件这个在公众范围内引起了轰动的小人物人权维护案例，并结合自己的一些理解，剖析一下在当前法律体系下小人物人权保护现状。首先我想对这件事做一个大致介绍。2006年，他11岁女儿乐乐（化名）被当地一休闲中心几人轮奸并强制卖淫100多次。可是永州公安局并没有采取任何侦查措施，休闲中心依旧照常营业。她又写信给省公安厅，对方却一再敷衍。2008年，唐慧在雪地里下跪30个小时，才换来一位公诉人。同年6月6日，一审判决下来，秦星、陈刚组织卖淫罪，秦星被判处死刑，陈刚被判处无期徒刑。周军辉犯强奸罪、强迫卖淫罪，被判处死刑。刘润、蒋军军、兰小强等人强奸罪名成立，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以及有期徒刑16年和15年。唐慧对此并不满意。她继续上诉，2010，原判得到继续维持,而且她所称的“警察渎职”没有立案。让唐慧难以释怀的是，最早负责案件的警员杨军祥拒不解救受害人涉嫌渎职，仅获“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帮助秦星与陈刚串供，并通风报信使陈刚遣散大量卖淫女的魏晓辉，仅被“党内警告”；还有她所指称的秦星狱中“假立功”……因此，她屡次向法律机关表达不满，成为当地的“不和谐”因素。2012年8月，她在没有任何罪名的情况下被送到劳教所关押。还好收到唐慧丈夫张辉的求救短信后，永州11岁女童被迫卖淫案的代理律师甘元春在微博上发布“紧急求助”，随后，借助郑渊洁、邓飞等微博达人的强力呼吁，“上访妈妈唐慧被劳教”一事迅速成为舆论焦点。8月10日，唐慧被释放。而在此时，17岁的乐乐人承受着6年前可怕的事件留下的身心伤害任在毁着她的生活。整个事件，从判决过程中法律机关的敷衍，到判决结果的不合理，再到无视人权的劳教法，值得思量的东西太多太多。首先，几个犯罪者对11岁幼童的所作所为就是泯灭人性的。但是在一个人权被高度重视的时代，他们又是何以胆敢如此为非作歹呢？在我看来，大致有两个原因。其一，当前法律对于侵犯人权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可能正是因为人权的被重视，死刑的存废在现在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的反响。我认为，人权的保护在法律上的体现应当为潜在受害人，而非凶手。因而对于侵犯人权的行为，法律要严格，执法更要严格。其二，因为唐慧一家是典型的社会小人物家庭，而休闲中心的人显然具有较大的“势力范围”。法律体系并不能直接维护到唐慧般小人物。利用法律维权显然需要求助专业人员，不过在这过程中的金钱与时间耗费是昂贵的，尤其对于这种小人物。更有甚者，执法人员放弃良心，选择利益，与作案人员进行勾结。休闲中心的人之所以敢于为非作歹，正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利用法律程序中的不透明性与高耗费性让自己脱身。在我看来，我们用以维护人权的法律，由宪法始，都应由与之对应的完整法律维护体系用以方便的平台供每一个公民维护自己权利的平台。同时，劳教法（现在已经废除）曾经的存在显然说明我们的部分法律并非为了保护我们的人权，而只是满足政权的需要。上世纪50年代，借鉴苏联经验，在中央发动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中，逐步建立起现在的劳动教养制度。即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将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4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这显然是不符合我们对于“天赋人权”的保护追求的。显然，我们的法律体系与各种社会行为中把人全放在次要地位并不是个别现象。而小人物在这些漏洞面前无疑是最有可能的受害者。因而，真正去将保护人权作为法律体系建立中的最基本准则，我们的法律体系才能真正为人权服务。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劳教法这种侵犯人权的法律的出现。也能被避免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以国家利益为由的侵犯人权行为，比如各种强征强拆。无疑，小人物在社会层次中是弱势群体，却是社会人数最多并组成社会基础的群体。因而我们谈人权，谈法律，有必要从他们出发。唐慧只是一个万千人权被侵犯的小人物之一，真正维护人权，我们要走的路还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