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渔父原文

楚辞·渔父屈原作者介绍译文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於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於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注]：「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作者介绍屈平（约公元前339年？～约公元前278年？）字原，通常称为屈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汉族，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屈原虽忠事楚怀王，但却屡遭排挤，怀王死后又因顷襄王听信谗言而被流放，最终投汨罗江而死。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代表作品有《离骚》《九歌》等。译文：屈原被放逐以后，来往於江潭之间，在水边且走且叹息，看起来憔悴枯瘦，一副病态愁容。渔夫看到了就问他：「你不是三闾大夫吗？为什麼会流落到这个地方来呢？」屈原回答说：「全天下的人都污浊了，只有我是清白的，所有的人都昏醉了，只有我是清醒的。所以就被放逐了。」渔夫说：「一个才德兼备的人是不会执著拘泥於外物的，而且能够配合时局转变作为。全天下都污浊了，为什麼不跟著同流合污呢？所有人都昏醉了，为什麼不跟著饮酒享乐呢？为什麼要思虑得那麼深远，表现得那麼清高，而使自己遭到放逐呢？」屈原回答说：「我听说刚洗过头的人一定要把帽子拍乾净才戴上；刚洗过澡的人，一定要把衣服抖乾净才穿上。怎麼可以用洁净的身体去承受污秽的东西呢？宁可投身到湘江的流水中，葬身在江中的鱼肚里；怎麼可以用清白的人格，去蒙受人世间的尘土呢？」渔夫微微一笑，敲击著船板要离开了，一面唱著歌说：「沧浪的水清澈的话啊，可用来洗我的帽带，沧浪的水污浊的话啊，可用来洗我的双脚！」然后就离去了，不再和屈原说话。为什么屈原与渔父的价值观出现分歧，体现出哪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如果是你，你会赞同谁的观点，为什么？思考屈原和渔父各自展现了两种不同的处事态度：一是屈原的明辨是非、高洁白奉、积极用世，乃至宁死不折、以身殉国，；一是渔父的不问是非、明哲保身，乃至消极避世、飘然自乐。渔父采取的态度，不是消极的回避，也不是激烈的对抗，而是顺应历史自然发展的潮流，以自然变化为法则，与世界同步。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这就是所谓的识时务者为俊杰，道法自然，顺天应人的道理。渔父代表的是道家的主要思想和处事生活方式。“无为而自。然也。”屈原代表的是当时儒家的主要思想，宁折勿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洁身自好，以天下为己任。渔父与屈原的现代启示在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中，我们发现有的因贪污受贿而落马的党员领导干部，其实原来本质是不错的，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苦难的童年，奋斗的青年，成功的中年，悲惨的晚年。应该说，这些党员领导干部刚当官时，绝大多数都能安分守己，兢兢业业，但为什么到了晚年就跳不出腐败的“怪圈”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可忽视的一条，是这些党员领导干部身上缺乏屈原心中的那个“独”字，即：“独清”、“独醒”的独具匠心。两千多年前，屈原面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社会环境，执着追求的却是“独清”，“独醒”的高风亮节。正是屈原的这种独树一帜，激励他一生敢于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不苟且偷安，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挺身而出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殊死斗争，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始终不肯离开楚国半步，表现了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尽管屈原后来还是被旧势力所吞没，但他那种“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大无畏精神却绵延至今，成为中华民族世代流传的宝贵财富。这也正是多少年来，人民景仰屈原，纪念屈原，学习屈原的原因所在。而当今有的党员领导干部，看起来却倒像那个与屈原对话的渔父。在渔父的眼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世界上就根本没有真理，没有是非，惟一有的是个人或者小团体的利益，尤其是对于屈原这种位高势大的“圣人”来说，只要能够沽名钓誉，更应该“随其流、扬其波”，把理想、信念、道德、情操等等，都抛之脑后，不必计较。渔父的这种思想，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典型的唯利是图，趋炎附势，投机取巧。值得警惕的是，渔父虽然生活在两千多年前，但他的处世哲学至今仍在极个别党员干部的思想中占重要地位，甚至有的成为“潜规则”，广为流传，危害极大。如，由“随其流、扬其波”，而演变成的惧怕心理、求同心理、侥幸心理、讨好心理，导致了一些党员干部逐步丧失了党性原则、立场和斗争性，一些人把党中央提出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误认为是“大势所趋”，缺乏必胜的决心、信心，有的畏首畏尾，瞻前顾后，有的麻木不仁，听之任之，有的铤而走险，以身试法。试想，这样的党员领导干部又怎能跳出腐败的“怪圈”呢？斯大林曾经多次指出，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炼成的。其特殊就特殊在，具有屈原那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精神。屈原在流放期间还独具匠心，写了《天问》一书，一连向苍天提出了172个问题，表达了自己的对真理的不懈求索。如果我们领导干部都能向屈原那样，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一生为真理而斗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么任何腐败势力都无法阻挡我们前进。反腐倡廉提倡一个“独”字，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显得是多么的重要！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研究和批判新儒学、新儒家，不是什么新话题，但将研究和批判新儒学、新儒家的焦点聚焦于“儒学既得利益集团”中的新儒生阶层，由此推动人们思考：今日中国体制改革如此艰难，是否与历代改革失败一样，是有新儒生在为虎作伥？这是刘绪贻《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集团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一书的独到创新。“儒学既得利益集团”一词是刘绪贻1947年首创于美国。其时刘绪贻牢记老师吴文藻、陈达、费孝通、潘光旦的治学格言，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以英文撰写了长达18万字的社会学硕士论文《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迁的典型事例》，受到其导师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思的高度评价。刘绪贻教授对儒学一直持批判态度。硕士论文《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就是从根子上批判儒学。留美归国后，从1947年年底到1948年年底，他继续进行对“儒学在中国的统治”的研究，结合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知识分子和社会生活实况，在当时发行量和影响均大的《观察》、《时与文》、《世纪评论》等杂志上发表文章30余篇。这些文章中有相当部分都是主张“西化”而强烈反对儒家思想的。《学术界》2002年第6期刊发刘绪贻教授的《现代新儒学评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等读后》一文，认为现代新儒家助长了我国社会上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气焰，是极有害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综上所说，我们可以说，儒学里面是有一些好的、有益的内容，或者说是精华部分，但是这些内容有其特性，作为儒学总体的组成部分，它基本上是为维持三纲六纪体制、为维持君权父权夫权甚至神权(“天”)服务的，也就是为儒学的糟粕部分服务的。我们现在要想提倡、继承儒学中这些有益的内容或精华部分，就必须把它们从儒学的总体中剥离出来，让它们和糟粕部分脱离关系。否则是非常危险的，是很可能导致“文化大革命”那种恶果的。现代新儒家不懂得这个道理，老是在那里侈谈“返本开新”、“由内圣开外王”，真是徒托空言，痴人说梦！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今天要继承儒学中有益的内容，决不能笼统地提倡复兴儒学、继承儒学，不能笼统地提倡尊孔续经，因为儒学、儒经、孔子学说的纲领性部分是糟粕，是绝对应当废除而不能继承的。我们只能继承、提倡从儒学总体中剥离出来的精华部分。而且还应指出的是，这种剥离工作，或如有些人说的“抽象继承法”，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需要我们非常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