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我见

-1-DUFE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之于经济学研究学号：专业：姓名：教师评阅意见：论文成绩□95□90□85□80□75□70□65□60□60以下-2-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之于经济学研究关键词：方法论社会科学经济学摘要：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发现真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社会现象，需要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而在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之前，我们就要搞清楚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即隐藏在这些表面现象后面的真理是什么。寻找真理、认识真理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般来说，人们的认识是在不断地建立一打破一重新建立的循环中逐渐深入和接近真理的。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走很多弯路，甚至陷入“绝境”。为了少走弯路。使我们的认识更加接近真理。我们就需要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一、一个经济学中的小问题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发现真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社会现象，需要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而在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之前，我们就要搞清楚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即隐藏在这些表面现象后面的真理是什么。寻找真理、认识真理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般来说，人们的认识是在不断地建立一打破一重新建立的循环中逐渐深入和接近真理的。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走很多弯路，甚至陷入“绝境”。为了少走弯路。使我们的认识更加接近真理。我们就需要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知道，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经济世界中各种事物的关系。而相当一部分经济学问题是如何最大（小）化某一个目标，得益于几十年来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经济学家解决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问题。只要有一个目标，经济学家总能制定行之有效的研究方向，进而寻找最为可行的方法，在一系列探索研究中通过实证观察并抽象分析找到方法最大（小）化它。在宏观经济学浩如烟海的研究课题中，有一个问题处于核心地位，那就是在最大化社会福利的时候，应该以什么为目标。是应该最大化社会的总福利值，而不考虑分配是否公平？还是应该平均分配，而不考虑效率是否最大？更本质一点，福利应该用什么来度量呢？一个每月有10000元可支配收入的空巢老人和一个每月只有2000退休金但是有子女陪伴的老人谁更幸福？很显然，上面的问题超越了“给定一个目标——最大（小）化之”的模式。不同与传统给定目标、寻找方法解决问题的研究，经济学家面临的问题变成了找到合适的-3-目标。面对这样的问题，经济学家犹如失去了目的地的轮船航行在茫茫大海中，对此，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态度。二、无能为力的经济学家（一）这不是我的事一些经济学家简单的照搬既有论文中的目标，而不对采用此目标做解释说明，很难相信这样的论文能对政策的制定有什么积极的作用。当被问及为什么如此设定目标时，他们的回答往往是：这不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这个问题应该由政治家或哲学家来解决。他们设定目标，我来设法达成。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告诉我们：社会历史发展是自觉的、有计划、有意识的，是人的活动的结果。这集中表现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具有选择性。主体选择从根本上说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然而人民作为一个群体很难有效的表达自己的意愿，需要其中的有识之士的引导。亦即，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用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所得到明晰的、有条理的结论来引导大家做出选择，也就是表达自己的意愿。因此，选择以及制定目标是各种专家的职责，是不容回避的。（二）我不是为了帮助制定政策而进行研究的前面的讨论都假设经济学家们研究宏观经济的目的是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有些经济学家可能对此提出异议：我的研究只是为了丰富理论成果，并不是为了帮助制定政策。现代数学的前沿性研究也都没有实际应用，但是历史已经证明了，几十年或者几百年后这些现在没有实际应用的研究成果会成为某些应用的基石性理论。经济学是一门现实性、应用性很强的科学。经济学的研究，既要看到“看不见的手”，又要看到“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应该研究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的发展、变化，研究发展、变化过程中，如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文明和社会全面进步。而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是经常变化的，“看不见的手”在变化，“看得见的手”也应随时变化。可见，经济学必须进行的对策性研究，就更加错综复杂，需要经常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科学的对策。这就需要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4-理论的生命是问题赋予的。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表面上是从理论到理论的不断进步，实质上是“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这句话对于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尤为重要。如果说自然科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探索，那么社会科学就是人类对自身的探索。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所以今天看起来毫无用处的理论在若干年后可能会大放光彩。现代科学已经表明，人类的很多社会性行为（比如嫉妒、自私、为族群利益的奉献精神）在灵长类动物身上都有所体现。换言之，某些本质的社会性行为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仍然存在于人类身上。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很难想象这些行为会从人类身上消失。虽然不可否认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也会不断深化，但人类社会的很多特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太可能变化。既然这些社会特征不变，那么人类的处事之道也就不变，进而前面的小问题中所设定的目标也就不变。所以，如前述：理论的生命是问题赋予的。那么，那些只是为了丰富理论成果，并不是为了帮助制定政策（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会有生命力吧。三、另辟蹊径的经济学家另一类经济学家认为:既然这个问题这么不好解决，不如我们退而求其次，我们不追求一下最大化整个社会的福利，而是把社会分成一个一个的小部分（比如按行业划分），先研究怎么最大化某个行业的福利。比如各个行业协会经常会请经济学家提供一些发展本行业的意见或建议。应该说，这些经济学家无论是在丰富经济理论上还是在解决实际问题上都做出了基础性的、巨大的贡献。很难想象人们能跨过对于具体经济部门的研究而直接研究整个社会的经济。同时，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一些行业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对经济史稍有了解的人会想到，自1929-1933年的大萧条以来，在面对历次经济危机时，政府都会强有力地介入，进行统一的调控来加速经济的复苏，由此可见，对于经济进行通盘考虑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因为，现代经济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比如，发展房地产业的政策不仅会拉动房地产业的兴起，也会拉动建材、运输等行业。同时，由于大多数人买房要依靠贷款，房地产业的大热可能会使得快速消费品行业受到负面影响。-5-一般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强调，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新质。他用亚里斯多德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名言来说明系统的整体性，反对那种认为只要要素的性能好，整体性能就一定好，也就是以局部说明整体的机械论的观点。对于许多复杂系统，不能用数学形式进行定量的研究,因此就有必要将数学同构的概念拓广为系统同构。人们常常把具有相同的输入和输出且对外部激励具有相同的响应的系统称为同构系统，而把通过集结使系统简化而得到的简化模型称为同态模型。一个系统根据研究的目的不同可以得出不同的同态模型，而对于结构和性能不同的系统，它们的同态模型的行为特征却可能存在着形式上的相似性。不同的学科领域之间和不同的现实系统之间存在着系统同构的事实，是各学科进行横向综合和建立一般系统论的客观基础。所以仅仅满足于研究经济社会的某一方面是远远不够的，把社会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一层次是必不可少的。四、结语回到开头时提到的问题，对于“应该如何选择‘目标’”这个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首先当然是不回避，作为经济学研究生，我们有义务对这样的问题进行研究，找到它们的答案。当然并不是指每个人都要以这样的问题为研究方向。社会是一个系统，经济学又何尝不是？历史已经证明，不同研究之间的辐射、带动作用是不可小觑的，现如今我们的社会存在着的很多学科都是不同基础学科甚至不同领域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产生的新学科，而这些学科也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次是从问题出发，我个人很赞成不要埋首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去寻找研究方向，而是从实际去寻找研究方向。具体地说就是从中观寻求突破。我们知道，宏观问题需要微观和中观作为基石，面对这样的一个宏观问题，尝试直接解答是很困难的。而从中观（比如某个行业）入手往往既能体会宏观问题的系统性，又能做出一些有用的成果。即使最终不能解决宏观问题，起码能给后人留下一些有用的成果。长期以来，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受意识形态和内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6-经济学界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诊释和解读，基本上使用的是论述性的方法并且是观点性的，往往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同时，对西方经济理论持反对的态度并进行批评，且批评的根据往往是使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因此，原来的这种经济学研究方法存在很大问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用一种理论的概念和工具来批判另一种范式的理论和概念，必然出现矛盾和南辕北辙的局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的研究也因时而变，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不断被介绍到中国，最初是一些批判性的介绍，到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学界开始出现对西方经济学的接受并用西方经济理论解释中国的经济运行现象，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随后，以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特聘教授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进一步引入了西方的现代经济理论及教学方法，使目前经济学界的研究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最后，要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潜移默化地融入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其实，纵观教科书上的那些经典，无不暗合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如，一般均衡体现了社会系统性；计量经济学体现了调查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环节；宏观经济中各个学派对经济运行的不同解释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当我们迷失在一些“技术性”的难题中时，不妨跳出来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这个高度来考虑所面对的问题。参考文献：[1]魏杰,叶榕.论社会公平的度量标准[J].理论前沿,2008,03:5-8.[2]贾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及运用研究[D].河南大学,2010.[3]李云娥,张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04:61-63.[4]冉易.文化、行为选择与金融发展[D].西南财经大学,2012.[5]曾国安.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多元化问题的思考[J].经济评论,2005,02:74-85.[6]尹世杰.也谈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问题[J].经济评论,2005,04:10-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