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维新变法与明治维新

比较维新变法与明治维新，及其对东亚国家间关系的影响摘要：19世纪中期，中日两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先后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两国封建统治者被迫开港通商，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陷入了深刻的民族危机之中。于是，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30年后，中国兴起戊戌变法。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戊戌变法的倡导者，是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蓝本来规划中国社会，达到“救国图存”的改革方案的。两国的变法极其相似，但结局却相反，前者成功，后者失败。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使日本的封建社会结束了半殖民地的危机而走向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终于成为一个“国富民强”的资本主义国家。然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仍处于水深火热、备受凌辱的深渊。关键词：维新，封建，资本主义，改革，变法正文：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开始了近代史的开端，与此同时，在见识到了强大的西方工业文明之后，日本也逐渐结束幕府时代，自明治维新始开始了近代历史。两国在谋求变革与发展的过程中都在不断地探寻着出路，日本首先开始了明治维新，开始进行全面西化改革，最终成功地建立起了君主立宪政体，走上了繁荣与发展的道路。而中国在经历了起义、侵略以及西方工业文明的不断冲击之后，也开始进行变法维新，但结果却与日本大相径庭。这其中的原因在哪？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有何相同之处，什么导致了两次运动全然不同的结果？一、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发生背景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这两次亚洲历史上的重大政治改革事件都不是两国自然发起的，都是受到一定的外部环境压力，从而两国人民为了寻求出路，救亡图存而进行的政治运动。十九世纪的中期，中国与日本两个国家在许多地方都有着相似之处。第一，两国的经济都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人民的生活多以自给自足的方式进行着，虽然都有过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国家仍以封建社会的形态存在着。第二，中国自清朝以来，便开始封闭通商口岸，只开设几个港口作为对外交流的通道，日本在这方面也与中国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对外界也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这就造成了两国在发展的过程中盲目的自大，不了解世界的发展与动态，逐渐开始落后于西方的工业国家，造成了落后、发展缓慢的状态。经过工业革命的发展，西方国家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财富使西方列强对于陶瓷、茶叶等产品的需求进一步加大，而中国与日本自古便是茶叶等商品的输出国。闭关锁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为了进一步获取资本与财富，西方列强开始以侵略的方式打开了中国与日本的国门，通过逼迫两国签订屈辱条约来开设通商口岸，以保证自己的经济发展。自此我们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在近代所面临的民族危机是相同的，即都面临着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危机，国家遭受着西方列强的全面侵略。中国早在秦朝建立之时，便确立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已经高度成熟，加上明朝废丞相、设内阁，清朝设立军机处等制度的发展，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权利集中在君主一个人手里，地方无法独立于中央而单独存在；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期，内部矛盾已经激化到一定程度。幕府统治的日本是以武士阶层为基础的，在当时不仅上层武士存在着非常尖锐的矛盾，中下级武士由于经济、政治地位等等原因也开始越来越不满意幕府的统治，开始逐渐转变为资产阶级。与此同时，日本一些地区强藩也开始逐渐想要脱离中央幕府的统治进行独立，在此内部矛盾复杂的情况之下，两国的政治体制与整治情况有着很大的区别。中国早在隋唐时期，便已经确立了科举制度，通过科举考试来为中央选拔人才。科举考试的优势在于，打破了隋唐以前形成的以门第选官的弊端，让身处下级阶层的人民如农民、工商业者开始有机会走入仕途，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科举制度在极大的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让社会趋于稳定，有利于中央政府对人民的控制。日本在当时则不然，日本的官员选拔制度在明治维新之前仍旧是以门第和世袭为主，这就造成了下层人民永远没有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机会，世袭与门第制度也造成了日本政府无法吸收新鲜的政治力量，形成了与下层人民之间的巨大矛盾。二、两国维新力量与守旧力量对比中国的封建势力比日本的封建势力强大的多。中国的封建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之资产阶级维新派都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有着完整的封建主义体系。变法运动所依靠的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傀儡。在军政大权都操纵在地主阶级守旧派手中的情况下，颁布变法诏书，推行新政，必然成为一纸空文。日本则不同，封建势力的德川幕府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之下，已经摇摇欲坠，开明的贵族与资产阶级结成了倒幕联盟。日本倒幕派是利用人民的力量，通过国内战争的手段取得政权的。而中国的维新派，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帝党官僚和士大夫阶层的少数人的小圈子里面。他们害怕革命，甚至仇视农民革命，除谭嗣同外，维新派的领袖们差不多都仇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因此，他们以革命去恐吓、打动封建统治者，刺激封建统治者施行变法的决心，把防止革命作为变法的推动力。维新派在不根本否定封建制度，甚至主要依靠同样也是封建势力代表的帝党官僚来推行资本主义一套主张，这当然是南辕北辙，所以也就很难有成功的希望。在日本明治维新时，幕府的势力十分脆弱，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维新势力以中下级武士为核心，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府的强藩相结合，既有基地又有军队，广大农民和市民也积极参加和支持反幕武装，因此，组成了强大的维新阵营，一举推翻了幕府旧政权。中国的情况则不然。有地主、商人、高利贷和官僚结成的“四位一体”，同现存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又是它们的共同思想准则。而且，这股发动势力还有强大的外国侵略势力的支持。因此，在这个具有特殊凝聚力的统治营垒中是很难分化出与之相抗衡的革新势力的。如中国的维新势力仅以有资产积极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为核心，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联合少数官僚，既无基地，也无兵权、财权,“与守旧党相比，不过千与一之比，其数极小。”（严复语）因此，守旧势力一反扑，维新势力顷刻瓦解。三、两国文化传统和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中日两国维新运动之所以产生上述不同特点，其根源还在于两国文化传统不同，对待西方先进科技的态度异殊。日本跨入文明的时代比较晚，在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中，总是“接受了很多，但付出的很少”，形成一种对外国文化乐意吸收的文化心理传统。他们先是学习中国文化，近代以来有大量的、全面地吸收西方文化，“明末以来中国介绍西方和世界的书籍，便成为日本的应急之需”。佐久间相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桥木左内都曾“如饥似渴地反复阅读”中国魏源的《海国图志》，并邀请同仁们“共同讨论研究”。以后西学在日本人民尤其是平民和下级武士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因此，明治维新时推行文明文化政策阻力较小。另外，日本历来提倡武士精神，崇实而不倡哲理空谈，对中国儒学有所清算和批判，这对维新改革也是有利的。中国式文明古国，几千年中形成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但是由于它太久太光辉了，一旦需要变革的时候，反而成为一个文化负担。估计民众对传统文化的崇拜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中华为自豪，而对外来文化不屑一顾，因为天朝大国无所不有。在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中，一直是输出的少。封建统治者自诩为“天朝上国”、“华夏中心”、四周都是“蛮夷藩属”，要严防“以夷变夏”，因而形成一种自尊、自足、拟古拒变的文化心理传统，直到维新时期守旧派还顽固地坚守“祖宗之法不可变”，顽固派大官僚徐桐甚至宣扬“宁可王国，不可变法。”另外，中国的宋学义理、汉学考究和词章等等，都脱离实际或逃避现实，以古训和心成之说为依据，使中国人崇古好古，不敢胜过古人而终于在古人的圈子里想问题。这些对维新改革都是十分有利的。明治维新、百日维新已皆成历史。面对今日之世界，我们当深刻反省，“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往者往矣，来者可追。抓住机遇，加快步伐，不再彷徨，以期早日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四、关于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实施过程日本的明治维新先于中国三十年在日本这片狭窄的大陆上开花结果，而三十年后的中国以日本为榜样同样开始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康有为被迫逃离中国，戊戌六君子被杀，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回荡在中国近代历史的上空。日本的明治维新改革可以说是一场彻底的资产阶级改革，改革内容不是针对体制内部的细枝末节进行修改，而是针对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化政策等各个大的方面进行着手的改革。日本明治维新在政治上效仿西方列强中的英国等国家，变原有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以《五条誓文》和《政体书》正式规定国家性质；在经济上实行“殖产兴业”计划，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技术，开启了工业化的浪潮；在文化上实行“文明开化”政策，重视发展教育，使社会生活方式欧洲化。而中国的戊戌变法正是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榜样，在改革内容上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内容趋于一致，并针对中国具体国情进行修改的。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在改革内容的实行方式上同样一致，两场运动都是自上而下展开的，围绕着天皇与皇帝及其政治集团，计划、探讨、颁布法令最终实施。军权问题是影响两国维新变法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在全国由地方强藩掀起了一场“倒幕运动”，藩国纷纷进行割据，不断摆脱着中央的统治，这就是军权实实在在的落在了地方的手上，而这些地方藩国就是后来明治维新实实在在的推动力量。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在实施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始终没有掌握军权，军权被完完全全地掌握在了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封建专制势力手上，资产阶级维新派拥有的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因此，在没有军权作为保障的前提之下，戊戌变法一经慈禧太后绞杀，便沦为一纸空谈。中国早在唐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时期，便已经成为了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辐射中心，到了宋代，商品经济飞速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世界上的大量资本进一步的流入中国。这就造成了清代统治者以“天朝”自居，采取闭关锁国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对待西方的工业文明采取蔑视的态度，最终走向了落后。因此戊戌变法在推行的过程中，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广大人民群众都无法在心底上改变原有的封建思想，导致变法的开展十分艰难。而日本作为一个岛国，自古以来就有向别人学习与吸收的经验，因此，面对强大的工业文明，日本采取了开放与接受的态度，因此明治维新才能够顺利的进行，日本民众也都在很快的时间内接受了西方的文明方式。五、二者对东亚周边国家关系的影响自甲午战争至1918年张勋复辟失败后辞去孔教会会长淡出中国政治舞台的二十多年间，康有为从提出向日本学习，到效仿明治日本的君主立宪以及后期的“虚君共和”，他的言论、主张、行动等受到了颇多争议，有的甚至禁不起仔细推敲，但他一直努力奋斗的目标未尝改变，那就是他要以渐进的方式、缓进的步调，使古老的中国传统进入共同的世界近代价值系统。而他一生为之努力的改革的中心目标也未尝改变，他在吸收自身传统合理性因素的基础之上，要以西方为主要模式寻求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学术思想的革新。日本就是其探索西学、实现这一目标、寻求中国未来的中转站，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康有为对日本的认识与态度无不显示出其主张的与时俱进的特色以及面对时局变化所体现出的灵活性。他的改革思想与明治日本的关系体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传统与近代文化的相互碰撞中所做出的积极探寻与回应，他在如何妥善处理西洋近代文化文明与中国传统制度之间的关系中，力图保存民族文化中具有超越时空意义的永恒价值，并上下求索于将这种日趋消亡的传统价值重拾并升华为支撑民族生存不可缺少的文明要素，他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在面临深刻变革挑战的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及其取得的成果，促动了中国社会以及其它亚洲落后区域的社会形态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不过，这种促动是经历了一个渐进的、代价很高的过程。最初，在现代化进程中，显然已落后于日本的中国，对明治维新的理解几近于荒唐可笑。1974年陈其元所写的《日本近事记》，首次对明治维新给予评论。他与当时的江苏安察使应宝时是这样认为的：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次篡权夺位的改朝换代。他们竟然以为幕府将军是日本的国王，而天皇是“篡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