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政党

民主与政党【摘要】“民主”一直是政治理论学者热衷研究和争论的词汇，然而何为民主？学者如此偏爱的一种制度究竟是好是坏？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什么也要发展党内民主？在党内民主建设中，中国开展了哪些实践？遭遇了怎样的困境？以及如何走出这些困境？本文正是围绕以上的问题展开论述。【关键词】民主党内民主实践困境出路一、何为民主2006年12月份，俞可平发表了一篇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他在文章开头写道，“民主十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①。在如今，应该绝大多数人都同意俞可平教授的观点，那何为民主？在中国传统语境下，“民主”即为“人民之主”，例如在《书·多方》中有此表述：“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这里的“民主”是指“人民之主”，即最高统治者。而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民主”一词绝非此意，它表达的是“人民主权”的意思，更精确的解释是：由全体人民（而不是他们所选出的代表），平等地、无差别地参与国家决策和进行国家管理②。这就不得不提到素有民主起源地之誉的雅典，他们所实行的是所有公民直接参与的直接民主，没有政府、没有代议制，更没有政党，一切由人民进行统治和管理。这是民主最本真、最原始的形态。然而现代语境下所提到的民主与其原本形态有莫大出入。随着国家形态的变化，政党政治的产生，民主逐渐从“人民的统治”演化为“人民选择统治者进行”，即所谓的“代议制民主”。因此有很多人认为有选举的地方就有民主。王绍光在他的经典著作《民主四讲》中将现代民主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在法律上公民享有各项权利和自由，二是不同党派间存在①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理论参考》，2007年第9期；②王绍光：《民主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版，p2；多元竞争，三是在政治上允许大众参与，四是政府对公民需求和偏好的回应性③。虽然有众多学者在批判现代民主对原始民主的阉割和异化，认为现代民主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但反观之，在社会变迁天翻地覆、经济水平日新月异、政治环境赫然成型的今天，回归雅典民主无异天方夜谭。因此本文所谈民主即为现在大家所普遍认同和向往的正如王绍光在《民主四讲》一书中所总结出的民主制度。在这里，我需要强调的是，“民主不分东西”，即使西方国家不认同中国具有民主传统，现在也仍未实行民主制度，但正如学者余英时在《近代儒家与民主》一文中提出的，中国“虽然没有西方式的民主，但中国历来就有一种自由的传统，即君王应该是为老板姓而存在，而不是老板姓为君王而存在的”④。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民主实践更比比皆是，本文后面讲重点介绍的我国党内民主的创新正是对民主制度的深刻践行。二、民主的好坏自2006年俞可平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以来，引发了中国学界对民主是好是坏的热烈讨论，近期，《探索与争鸣》杂志相继刊发了高民政的《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由“民主是个好东西”引发的几点思考》（载《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11期）和蒋德海的《“中国式民主”的好坏要由民主来检验——与高民政教授商榷》（载《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2期），以及在《学术争鸣》杂志上刊发了曾祥云的《民主的好坏并非由民主本身来检验——与蒋德海教授商榷》（载《学术争鸣》2014年第5期）一文。那民主究竟是个“好东西”还是个“坏东西”呢，抑或是有些学者所提出来的是个“不坏的东西”？在当今世界，各国以自称民主国家为荣，无论它实际上是否民主，都希望被冠以民主的帽子，这说明民主已经被普遍接受为是个“好东西”了，然而，在19世纪以前，主流思想家仍把民主看做坏东西。在他们看来，民主并不是一种保障所有人享受同等的政治权利的公正的制度，而是把它看做穷人对富人强行二次分配的一种群氓政治⑤。中世纪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曾高调表明：“不义的政治可以由许多人实施，那就叫做民主政治；当平民利用他们人数上的优势来压迫富人时，这种政治就是暴民统治。再这样的情况下，整个下等社会变成一种暴君。”17世纪的诗人弥尔顿也主张由少数开明者强迫多③王绍光：《民主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版，p71-73；④余英时：《近代儒家与民主》，《文化中国》会议发言，2005年8月；⑤王绍光：《民主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版，P14-32；数人接受自由，不然多数人可能迫使少数人成为其意志奴隶。然而到了19世纪，随着英国宪章运动，法国、德意志、澳大利亚等国家相继爆发工人运动，人民大众对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以至于穆勒感叹道：尽管知识阶级中没有人喜欢他，民主还是不期而至。精英阶层已然料想到民主大势所趋，但他们对民主的畏惧丝毫未减，因此才会出现后面所谓的“宪政民主”、“代议民主”等等被修饰的民主，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对现代意义的民主，学术界也是各执一端。比如，俞可平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他是一种保障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它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的最实质性的意义在于人民的通知，人民的选择。也有学者认为，民主是一种可以预防个人专权、政治腐败、政府“俘获”、跨头垄断、两极分化的制度，虽不能保证最好，但却能防止最坏，因此，实行民主改革是实现国家善治、社会和谐的明智选择⑥。但也有学者认为经过“无害化”处理的民主有诸多弊端，一方面，代议制民主限制了公民直接参与政治决策的机会，成为了彻底的“选主”，自由竞争性选举看似人人机会平等，实则限制了大多数人参政的机会；另一方面，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繁琐，从而大大增加了政治和行政的成本，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则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最后，民主还容易使得公民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导致了政权的不稳定性等等。如何去给民主的好坏定性，这是国内国外学者均头疼不已的议题。而民主与经济发展、社会公正或者人类幸福间的正相关抑或复相关的研究也一直是在路上。尽管如此，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民主化是世界政治发展的大趋势，或许正是因为我们尚无法找到更好的制度来替代民主，所以这种“不是最坏的”制度才如此备受推崇。三、为什么要发展党内民主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讥为“专制主义”的中国为什么要发展党内民主？其原因和动力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民主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然而民主政体却是具体的，具体的表现形式诸如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立法—行政关系、中央—地方关系等等。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同时，我国又是一个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国家。所以，国家的民主性首先体现在党的民主性，我国大力发展党内民主正是实现民主国家的重要举措。民主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发展党内民主走向人民民主，正是我国全面民主化的发展路径。⑥燕继荣：《民主在什么意义上说是个好东西》，《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一）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⑦，毛泽东在1938年就肯定了党内民主建设对党的建设和发展的全局的重要意义：“扩大党内民主，应看做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⑧。经过多年的发展，党内民主决定的健康发展。“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无论是党的文件还是政治研究学者，都会反复提及一个内容，那就是“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社会历史原因之一就是党内民主制度不健全以及制度权威不足。《决议》如是论述：“种种历史原因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处理好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党内民主生活正常了，我们党就能够发展壮大。什么时候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处理不好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党的发展就必然遭受挫折，党的事业也会遭受损失。党内民主形成党内监督。1957年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强调：“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⑩”发展党内民主能够形成党内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和独断专行，防止腐败。保持党的廉洁性。一个先进的有生命力的政党必然是一个廉洁的政党，是能够正确运用权力的政党。党内民主加强党内团结。党的生命在于党的团结和统一，而党的团结是以党在思想上的统一为前提的。列宁曾指出：“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根本谈不上统一的问题。”发展党内民主，党组织与党组织间、党员与党组织间、党员与党员间有了畅通的交流渠道，党组织内部的信息通过上行沟通、下行沟通以及横向沟通实现共享，实现思想上的统一。同时，党内相互沟通有利于保障所有党员的权利，增强了党员的归属感和荣誉感，从而增强党的凝聚力。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设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529；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p18；⑩《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p270；（二）党内民主适应时代发展从客观上说，发展党内民主的过程是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同步进行，并与世界民主化发展的趋势相一致的11。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以来，社会阶层趋于多元化，国际思潮更深刻地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都极大推动了我国党内民主的发展。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学过高中政治的人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从历史上古希腊雅典的城邦民主制，以及中世纪的城市共和国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均以工商业比较发达为特征，这也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容易出现民主制度，诚如林德布洛姆所言：“只有在市场取向的制度中才会出现政治民主”。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权利高度集中，社会流动性差，人们的生活方式单一，缺乏民主孕育的土壤。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物质条件极大丰富，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并且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极大提高，思想更加活跃，对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大幅提高，对民主的诉求也更为强烈。社会阶层多元化对民主的诉求12。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明确的城乡二元阶级结构，而在计划经济时代则是认为压制阶级分化，主张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除剥削，实现共同富裕，但这种扭曲历史发展规律的做法虽然使得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处于超级稳定的状态，但经济发展也停滞不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多元化去向，出现了众多新的阶层，比如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等。新阶层的出现必然伴随着新诉求的产生。新的社会阶层迫切希望自己的经济利益能够得到政治上、法律上的确认和保证，他们寻求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政治参与机制，以获得政治保护的呼声逐渐提高。因此发展党内民主，综合各阶层利益诉求，缓和矛盾，成为政治发展的迫切任务。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二十世纪末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而来。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政权几乎一夜崩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打击。中国共产党吸取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认识到发展党内民主，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对适应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三）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11夏立忠：《执政党党内民主研究》，2004年博士论文；12夏立忠：《执政党党内民主研究》，2004年博士论文，p54；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惟一的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支配性地位决定了党内民主的发展水平极大地主导着人民民主的发展水平，发展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有着重要的带动和示范作用13。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