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竟能左右王朝命运

气候变化竟能左右王朝命运？从汉唐盛世聊到法国大革命|国历独家原创2015-12-02国历君国家人文历史气候变化与王朝兴衰的秘密整理|国历君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在巴黎北郊的布尔歇展览中心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赴法国出席大会。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日益加剧，共同行动起来应对这一威胁和挑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事实上，自古以来，气候这只看不见的“上帝之手”，一直在冥冥中左右着帝国的兴衰、王朝的更替，下面就随国历君一起来看一看这只无形的手究竟是如何摆布人类历史的。农牧之争背后的“天意”古代农业社会，人类应对自然变化的能力较差，大气温度每次变冷转暖，都会引发人类社会大规模的动乱、战争和民族迁徙。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人类文明的兴起与跌落、战争和浩劫，以及重大科学发现和文化成就的取得，除了我们看得见的人为因素以外，冥冥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有气候的变化。“彼苍者天，何其有极？”当中国古人面对变幻莫测的天道，发出如许浩叹时，他们哪里知道，气温的些许变化，哪怕是1℃的升降，就能把人世间搅得天翻地覆。对古代中国而言，气候在温暖期和寒冷期的转换，往往决定着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实力的强弱对比和农牧分界线的南北飘移，由此引发或加剧民族冲突，进而决定中原王朝的兴替。以魏晋南北朝为例，当时气候变化正处于秦汉、隋唐两个温暖期之间的寒冷期，在公元400年前后温度最低时，年平均气温比今天低了近2℃，较之温暖的汉、唐时代，要下降2℃－3℃。有人以统一的斤亩折算，秦汉时代平均亩产量为132公斤，北朝平均亩产128.8公斤，东晋南朝为125.4公斤，均较前朝下降了2.84%。土地单产对古代民族的竞争尤其是农牧民族间的竞争是非常重要的。土地单产高意味着在相同的面积上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能有更多的粮食积累，也就有更强的军事战斗力，在战争中获胜概率更高。而寒冷直接制约着降水量的大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年降水量将相应下降100毫米，粮食单位产量就会比常年下降10%。按照黄仁宇的研究，15英寸的年降雨量是农耕文明一年至少的农业补给水量。因此，15英寸等雨线也就大致上成为游牧与农耕文明分界线。上图为唐时期“15英寸等雨线”走势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实力对比，直接决定中原王朝的疆域版图也即生存空间的大小。秦汉时代，中原王朝的农耕区直达阴山脚下。据《史记》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大将蒙恬率秦军将匈奴驱出阴山以外，在阴山、河套地区设立了44个县；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又派遣将军卫青、李息从云中出击匈奴，收复河南地，设置朔方、五原郡，阴山一带再次纳入中原版图。而到魏晋南北朝时，阴山脚下已成为水草丰美的游牧区。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是当地游牧生活的生动写照。不仅如此，长城以南的老农耕区，这时也逐渐被畜牧所侵蚀。西晋束皙谈到黄河流域的中原腹地时，说“猪羊马牧，布其境内”，主张将马牛猪羊迁徙到“空虚之田”。这空虚之田，在今天看来，就是气候转冷，农耕尽废所致。关中大旱周室东迁气候变化决定王朝兴替的另一个例子，是陕西的关中地区。西周末年，随着中国北方气候的由暖转寒，关中地区旱灾频发。第一场大旱自共和十四年（前828）到宣王六年（前822），持续七年之久，《诗经》中的《云汉》一诗，就真实记录了这次大旱，指天抹泪地哀叹说：“天降丧乱，饥馑荐臻”，“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时隔四十年，关中又发生第二次大旱，而且震灾、旱灾并起。据史籍记载，这次大旱在周幽王二年（前780），导致了“三川竭，岐山崩”的奇特现象，给靠天吃饭的原始旱作农业以毁灭性打击，不仅使关中的经济中心地位下降，还促成了10年后周王室的东迁。古代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最终从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气候转冷的结果。唐末五代以前，除了魏晋南北朝这个寒冷期，中国大部分时段气候都较温暖，北方旱作物单产高于南方的水稻，黄河流域人口一直很稠密，成为中华文明发源地。此后，气候转冷，水稻单产随着耕作技术和选种的进步明显提高，逐渐超过北方旱作物，到宋时，南方人口超越北方，长江流域终于取代黄河流域，成为汉族的经济文化中心。甘肃万象洞内一枚石笋，也揭示了气候变化与王朝兴替的惊人巧合。该石笋由地下水析出的碳酸钙累积而成，其生长速度取决于当地每年的降水量，科研人员根据石笋所含氧的同位素含量，绘出过去1810年间的降雨量变化曲线，然后与同时期朝代的兴衰更替作比较，结果两条曲线高度吻合。“气候变化通过影响农作物生产，进而对中国古代朝代的兴衰起着关键作用。”主持这项研究的兰州大学教授张中平说，气候就像一双“无形的手”，左右历史棋局。唐代温度比现代高1℃说到气候，不能不提物候学创始人竺可桢。他积50多年物候观察的亲身经验，分析中国5000年气候变化。1972年，竺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一穷尽毕生心血的研究成果，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气候变化的神秘面纱。在深陷全球变暖危机的今天，仍然具有科学意义。竺可桢将中国5000年的气候变化分作考古、物候、方志和仪器观测四个时期。竺以冬季温度作为气候变动的指标，大致划分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第一个温暖期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至前1100年，长达2000年以上，大约相当于新石器晚期和夏商时期。这也是历史上的“气候最宜时期”，竺将其称为“考古时期”。他从殷墟出土的象、貘、竹鼠、犀牛和野猪等热带和亚热带动物的化石判断，黄河流域当时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得多，大部分时间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1月份平均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竺的判断得到了文献佐证。甲骨文记载商王武丁曾猎获一头野象，而现代野象只栖息在西双版纳密林中。第一个寒冷期约250年，结束于前8世纪中叶，相当于西周时期。先秦文献记载周王“驱虎豹犀象而远之”，这其实有冒贪天功之嫌，应该是中原地区气候转寒，迫使喜暖动物南迁的结果。《竹书纪年》记载周孝王七年“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江汉流域现在都不封冻，说明寒冷气候已经影响到了长江流域。第二个温暖期涵盖了春秋、战国、秦和西汉，至公元初结束，持续700多年，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繁盛时期。汉武帝刘彻时（前140－前87），司马迁作《史记》，在《货殖列传》中描写当时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蜀汉江陵千树橘；……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橘、漆、竹皆为亚热带植物，当时均超出现今分布限度的北界，证明气候要比现在热多了。公元前110年，黄河在瓠子决口，为了封堵，汉武帝斩伐河南淇园的竹子，编成容器以盛石头，来堵塞黄河决口（《史记•河渠书》），可见那时淇园一带竹子是很繁茂的。匈奴武士骑马射箭图。匈奴骑兵擅长使用长矛和弓箭作战。匈奴是历史上第一个草原游牧帝国，汉初，匈奴不断南下侵略，成为汉朝一大边患，两汉都曾以和亲的方式对其进行牵制。匈奴西迁之后，给罗马帝国带来了灭顶之灾第二个寒冷期约当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到公元6世纪结束，持续600年。气候转冷，中原王朝的国力也转弱。三国时代曹操（155－220年）在铜雀台种橘，只开花而不结果，唐李德裕在《瑞桔赋·序》中说：“魏武植朱于铜雀，华实莫就”，气候已比前述汉武帝时代寒冷。黄初六年（225）冬十月，魏文帝曹丕陈兵广陵（今淮阴），准备大举伐吴。这一年大寒，水道结冰，兵船无法从淮河进入长江，魏军不得已退兵。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次有记载的淮河结冰。竺可桢据北朝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的桑、枣、桃的开花时间，推测当时的黄河以北地区，物候比现代推迟2至4周，气候也比现在冷。据《资治通鉴》，公元334年开始，渤海连续三年结冰，前燕慕容（huàng）率兵马、辎重从昌黎出发，踏冰行军三百余里，奔袭辽东，讨伐叛将慕容仁。对这次渤海结冰，当时人的理解是，慕容仁“叛弃君亲，民神共怒”，前此大海从未封冻，而自慕容仁造反后，渤海连续三年封冻，这是天意“欲使吾乘海冰以袭之也”。在北方海水结冰足以承载大军行进时，南方长江流域结冰也不薄。南朝这时在南京覆舟山建立冰房，用以保存食物新鲜，使其不致腐烂。南朝都城在建业（今南京），要把覆舟山的冰房每年装起冰来，可以断定，当时冬天要比现在大约冷2℃，年平均温度比现在低1℃。隋唐是中国的第三个温暖期，持续400多年，到9世纪末结束。史载唐高宗650年、669年和678年，长安冬季都无冰无雪；唐玄宗李隆基时（712－756年），皇宫里栽有梅树，妃子江采苹因其所居种满梅花，所以称为梅妃；玄宗还在宫中种植柑橘，大诗人杜甫《病桔》诗，即提到李隆基种桔于蓬莱殿，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八）说，天宝十年（751）秋，宫内有几株柑树结实一百五十颗，果实味道“与江南所进无异”。唐代农作物的生长季节也比现在长。开元十九年，扬州首次出现双季稻的记载，其粒与常稻无异。竺可桢据以上推测，当时最高年气温比魏晋南北朝高3度，比今天也要高出1℃左右。温暖孵化印加帝国同样的事件不独发生在中国。法国安第斯山脉研究所的最新研究表明，公元1100年至1533年间，长达400年的温暖期充当了美洲大陆古印加帝国“完美孵化器”，使这个帝国的疆域从哥伦比亚一直扩展到智利中部，催生了灿烂的古印加文明。神秘的古印加帝国是由南美洲印第安人创建的，公元1438年正式立国，在1533年被西班牙军队征服前，它是一个地域辽阔、文明发达的古帝国。版图包括现在的秘鲁全国，北至厄瓜多尔，西沿太平洋海岸，东达玻利维亚全境，南到智利北部和阿根廷的西北部，以现在秘鲁的库斯科为中心，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由于没留下什么文字记载，而且突然消失，印加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神秘莫测的古文明之一，给后人留下许多未解之谜。马丘比丘，最大的古印加帝国遗址，被称作印加帝国的“失落之城”“古印加帝国具有高度组织性，是一个复杂的等级制度，但如果没有温暖气候的帮助，这个帝国的文明程度不可能达到如此高度。”研究所的古生态学家亚历克斯·切普斯托·拉斯提博士说，他通过分析安第斯山脉库斯科地区马卡科哈湖湖床的沉积物，不但得出温暖气候催生印加帝国的结论，还揭示了公元880年左右出现的一场干旱，使此前的瓦里帝国走向衰败。严寒葬送罗马帝国莫斯科动力学院全球问题实验室也在做类似的研究，他们绘制出气候波动和社会历史的比较年表。“地区性的气候变坏，比如变冷或干旱无雨，往往总是伴随着一些伟大帝国的出现，智力型人物辈出，精神生活有新的建树与突破，天才发明层出不穷。”实验室主任弗拉基米尔·克利缅科说，一旦气候变暖，人们就缺乏勇敢大胆的时代激情，帝国也在安享太平中土崩瓦解。罗马帝国的解体是一个典型例子。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但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并不同步，气候变冷时先从太平洋西岸开始，由日本、中国东部逐渐向西移到西欧，温度回升时则自西向东行。正是这种时间差，促使匈奴人在公元四世纪气候转冷时西迁，在欧洲掀起民族大迁徙狂潮，葬送了罗马帝国。关于匈奴人的西迁，东西方史书都有记载。据《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东汉建武初，“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气候开始转冷，这是匈奴衰亡的先兆。东汉和匈奴的最后一战发生在东汉永元三年（91），“北单于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此战彻底解除了匈奴人对中国的威胁，却给远在西边的罗马帝国造成了灭顶之灾。这支逃亡的匈奴部队，西逃至今天的巴尔喀什湖一带，经过200年的休养生息，重新成长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公元374年，匈奴人凭借其游牧民族的强悍善战，以势不可挡之势，大举西进，越过伏尔加河侵入欧洲。《圣乌苏拉神龛》，比利时布鲁日汉斯·梅姆林博物馆藏。相传在公元五世纪时，有一位信奉基督教的英国威尔士公主乌苏拉，与女伴乘船沿莱茵河而下，遇到匈奴的军队，乌苏拉拒绝嫁给匈奴首领，她和女伴们全部遇害受匈奴人入侵的巨大压力，中欧和北欧的日尔曼诸部族纷纷西迁，掀起了民族大迁徙的浪潮，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盎格鲁人、萨克逊人和法兰克人，像狂澜一样，后浪推前浪，离开原先居住的地方，南下迁入罗马境内。日尔曼人金发碧眼，身材高大，由于生活环境寒冷恶劣，养成了无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