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农耕技术选择方向

汉代农耕技术选择方向两汉农业历来为学界所关注。性质之说为众家所论，歧见不一。两汉农耕技术亦为众家所推崇，亦颇有分歧。一般看法对汉代农业技术有较高估计，认为两汉魏晋时期，精耕细作农业形成并建立了完整的体系，有铁器牛耕、耕作法农作制等诸般标志。另有学者则认为此时期农业生产仍较为粗放，并以牛耕铁器普及程度不高而耒耜农具多有出土为证。侯旭东《渔菜狩猎与秦汉北方民众生计———兼论以农立国传统的形成与北方农民的普遍化》一文对此解释为观察点之不同，其原因在于汉代疆域之内各地环境条件、经济与社会生活之差异。杨际平《秦汉农业:精耕细作抑或粗放耕作》曾对秦汉农业之性质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价。卜风贤《重评西汉时期代田区田的用地技术》对一向被认为代表两汉耕作技术的代田区田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此二法不能作为汉代农业精耕细作体系的主要部分。以上诸说，多侧重于宏观动态过程之考察。我们知道，技术演进有时间维度之变革，亦有空间分布之差异。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条件和人口等之区域差异与复杂性，往往造成农业技术发展水平之不平衡性与选择的多样性，一区之内往往呈现多样的技术组合。中原诸郡为古之农业区与经济重心，农耕技术发达于当世。本文拟就汉代中原诸郡农耕技术发展过程的区域差异与组合的复杂性作出考察，以求教于诸方家。一、汉代中原诸郡的农业地理环境汉时，中原腹地分属弘农郡、河内郡、河南郡、东郡、魏郡、南阳郡、陈留郡、颍川郡、汝南郡、梁国、淮阳国以及陈国等郡国。其地被山带水，地势西北—东南倾斜。西有太行、崤山、伏牛、熊耳、外方等山地与丘陵，中间夹有许多河谷、盆地，又有大面积黄河冲积平原。其南桐柏山—大别山西端与伏牛山之间为南阳盆地。东据华北—黄淮平原，自黄河沿岸达淮水，低缓倾斜，广阔坦荡。显见其地地理差异明显。欲对此地农耕技术选择的倾向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当从此地理环境入手。虽处一地之域，土质亦可见多样，经过长期农业开发，形成了多种耕层。西部黄土丘陵多为垆土、塥土，伊洛河流域遍地壤土，黄河沿岸以赤壤、沙土常见，下游更多“甚咸以苦”之桀土。淮水流域，河网之间，富有壤土、殖土，为主要农业土壤；更有沙土布于汝颍等沿岸，亦有凫土分散于各地低洼之处。于丘陵平原之间，则可见肥力较好的坟延，宜于种植。南部丘陵之间剽土、土不少。土壤性状不同，所需技术自有差异。“弱土强之，强土弱之”，各有土壤改良技术，黑垆土仅需磨平，而弱土则在耕后必须镇压。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农夫如此养地，自是要提高土地的出产率，说明了土地的集约化使用逐渐被接受。关于汉代北方地区气候状况及其变化早己备受关注，也众说不一。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认为：“到了秦朝和前汉气候继续温和”，“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但东汉冷期时间不长。”近年来，关于汉代气候变迁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和满志敏的《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对两汉时期的气候状况提出了异于竺论的看法。满志敏等人的研究运用诸多农业物候资料来说明气候的波动，对我们比较有意义。稻、麦以及豆类等作物的种植比例在这一时段逐渐被调整，冬小麦在两汉得以在黄河流域广泛推广。豆类作物在黄河流域的种植在西汉也曾有过变化，但是在东汉时期洛阳周围对大豆的种植却重新重视起来。《四民月令》所记载的物候月令几乎每月都有和“豆”相关的内容，洛阳汉墓的出土资料对此亦有印证。较能说明问题的还有《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农事活动的变化。《氾胜之书》中说“：立春后，土块散，……此时二十日之后，和气去，即土刚。”以土壤解冻作为耕作的起始日期有利于保墒抗旱，汉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这一日期远晚于现代。《四民月令》所载洛阳附近麦收时间也早于前汉的夏至前后，而中耕除草的时间多在雨水前后。诸多资料可以表明，两汉气候确实曾经发生相当显著的变迁，大致在两汉之际，经历了由暖而寒的波动。西汉中原诸郡的气温较温暖，但已经出现降温趋势并有波动；东汉以降气候开始转冷，起伏明显。气候的冷暖变化可以直接影响一个地区的降水水平，从而影响农业技术的内容、类型及其实现方式。反之，一定的农耕技术总是适应于特定的地理环境。两汉之际，北方地区以抗旱保墒为核心的“耕—摩—蔺”技术体系与水利的发展，说明这一时期干旱成为农业发展的矛盾之一。中原诸郡河流众多，有发展水利技术的自然条件。“当时豫西河流数量众多，枝蔓稠密，是为水资源较为丰富，水系发育良好之证。”烛水、伊洛、濝水、济水、沁水、汜水、淇水注于黄河。各支流又有分支注入，泫水入沁，沾水入淇；谷水、涧水、瀍水“东入于洛”，鄤水入汜。梁宋之域有蒗荡渠、鲁渠水、睢水、阴沟水、汳水（汴渠）、涡水等贯穿其间。颍汝之间，潠水、洧水“折入于颍”；黄水、滍水、昆水、澧水、瀙水入于汝。南阳盆地西有均水、丹水，中有育水（淯水），东有比水。中原诸郡不仅河道密布，且湖泽众多。班固《两都赋》曰“:顺流泉而为沼。”据史念海的研究，数千年前由太行山东到淮河以北，到处都有湖泊，大小相杂，数以千计，黄河下游稍不逊于现在的长江下游。黄河以南、嵩山、汝颍以东，泗水以西，直到长淮，较大的湖泊有140多个，数量众多。河南郡境内，有荥阳荥泽、中牟圃田泽。较小的湖泽还有郏城陂（今荥阳县南）、萑苻泽（今中牟东）等。东部湖泽更多，《尔雅•释地》曰“宋有孟诸”，《水经注》“明都泽，在梁郡睢阳县东北。”逢泽（今开封市东南）、牧泽（今开封市北）、白羊陂（今杞县东）、大荠陂（今民权县境）、乌巢泽（今封丘县境）、蒙泽（今商丘东）、空泽（今虞城东北）等中小湖泊，多不胜数。中原诸郡的地理环境复杂多样，不仅区域之间差异明显，亦见于区域内部。两汉虽有发达之农耕技术，然而“影响一个地区技术选择的诸种因素中，起更大作用的往往不是关于某种技术的知识是否存在，而是他是否合乎这个地区的环境条件。”这就决定了中原诸郡各地必因之有多样的农业技术组合。二、汉代中原诸郡农业水利的区域差异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壤耕作技术，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防旱保墒这个中心来进行的。解决农田的干旱问题，有两条途径：一是灌溉，二是保墒。中原诸郡地理条件良好，历来水多宜农，较早既有发达的水利。不过各地之水资源与地形差异较大，水利技术的区域差异明显。两河之地战国旧有水利，两汉仍多有效用。如魏文侯二十五年（前422年）引漳十二渠，梁惠王十年（前360年）引黄入圃田泽以溉田种稻，秦代始建沁水枋口堰。东汉时期，两河及其附近地区水利灌溉事业有所发展。永元二年（90）鲁丕于东郡“为人修通灌溉”。河内诸郡“修理旧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畴”。“洛阳附近伊洛两水的下游还是比较肥沃的”，光武时大司空张纯“穿阳渠，引洛水为漕，民得其利”。梁宋之地极富沟渠，交通灌溉，自先秦有之，汉时更兴。如汉初梁孝王东徙睢阳，开汴河修筑蓼堤。颍汝之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它小渠及陂水道通者不可胜言也。”西汉时期汝南郡较大的水利工程是鸿郤陂引水灌溉工程，东汉建武十三年复修，灌溉水田达数千顷，“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起塘四百里。”筑堤开渠连通附近的焦陂、上慎陂、中慎陂、慎陂，形成一片调水灌溉的稻作农业区。和帝时“又修理鮦阳旧渠”，“垦田增三万余顷”。灵帝建宁三年（170年）“修复清陂”。建武年间，邓晨“兴鸿郤陂数千顷田”。兴平年间，鲍昱于汝南复旧有陂塘“，作方梁石洫”。足见其地陂塘堤堰历时已久，新修再造皆有。“南阳地区地处汉水上游，两汉唐白河的灌溉己经较为发达”。元帝建昭中，召信臣“视郡中水渠，开通沟渎，起水门堤阅凡数十处，以广灌溉，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以建昭五年（前34年）修建六门堨为最。《水经注》载六门堨“下结二十九陂”，构成陂渠串连的水利灌溉网。东汉建武七年（公元31年），杜诗“修治陂池，广拓上田”。《水经注》载水上有樊氏陂、东陂、西陂、豫章大陂等灌溉工程；湍水（今湍河）上，有楚、安众港、邓氏陂等灌溉系统；比水（今唐河）上有马仁陂、大湖、赵渠等陂渠。南阳地区水利工程多是沟渠陂塘相连，因地制宜。井灌则用于小型灌溉，以洛阳为盛，各地皆有。洛阳汉墓出土了约二百余件陶水井模型，居住遗址的砖砌水井遗存发现三处，深可8米有余。井栏、井架、水斗、水槽的设置，显见与灌溉有关。1981年淮阳大连乡西汉院落模型，有水渠水井相连于院中田圃。泌阳等地发现了用于农田灌溉的水井群。永城汉墓也曾发现陶井2件。汉代河南诸郡水利，有着明显的时空特点。“汉代乡间的灌溉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借助于大型水渠、陂塘的灌溉；一类是农家小型陂塘的灌溉；还有一类是利用水井汲取地下水灌溉。”大型水利多集中于农业与经济发达之地，小型陂塘在水源条件好的乡间较为流行。历来北方地区水利以沟渠为主，起源较早。经历战国至武帝时期的兵灾人祸，多有毁败。武帝致力边事，重于京畿；后又接新莽变乱，加之黄河水患，中原诸郡水利开发受到影响，农耕生产或有荒废。直到东汉初年，中原北部诸郡多“修理旧渠”，复用其利。南部淮汉之间，却在此时得以发展。西汉水利向以大型综合灌溉网为特色，南阳灌区和汝南灌区诚可鉴之。东汉时，陂塘水利的发展借助豪族势力得以普及。水利权属问题与普遍的技术选择之间存在微妙的关系。水利兴修耗资靡费，绝非一般农民家庭所能承担，大型水利则多属于政府或是地主豪强。因此，所谓民用其利也多指地主豪强。《史记•武安侯列传》载灌夫“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南阳亦有此例。《史记•酷吏列传》载“（宁成）贳贷买陂田千馀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汉代已有大量的自耕农存在，中原诸郡亦不例外。自战国以来，政府多致力于劝民务农，汉立国之初就比较注意“假民公田”，后又多次授田于民以实现农民“普遍化”。随着土地的集中和豪强势力的发展，个体的自耕农少有水利利用，也就限制了其技术选择。因此，汉代中原诸郡水利的修筑并不能完全反映广泛的技术选择，实为其一部分。三、汉代中原诸郡的种植结构与农作制农作制度是土地利用的表现形式，其与作物种植结构有直接关系。汉代中原诸郡“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与战国以前大体一致，但各种作物所占的比重却发生了很大变化”。考古发现证明，两汉时期中原诸郡范围内有粟、黍、麦、稻、豆、粱、麻等大田作物分布。粟、麦、豆在中原北部地区占有重要的地位。粟的分布较为广泛。济源市桐花沟西汉中期墓M63号墓主骨架上下各有一层谷粒；伊洛地区出土的西汉成帝时的陶仓有“小米百石”铭文；河内粟的产量亦是不少，（汲）黯曾“发河内仓粟以赈贫民”；陈留等中心城市也“多积粟”。自春秋战国以来麦子在此地的种植逐渐增加，皆因气候之故。《战国策》曾记载，洛阳一带因为缺水，“其民皆种麦，无他种类”。两汉时期小麦在中原诸郡继续得到推广，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劝（关东）有水灾郡种宿麦（冬小麦）”“，麦子的种植在这一时期仅次于粟”。西汉黄河下游麦作继续发展，梁宋地区较好的农耕条件使得小麦在这一区域迅速得到普及。足见冬小麦在黄河中下游的推广与气候有关。此地气候以夏秋降水为多，黍稷等作物的种植适逢其间，而冬小麦生长期则可避开夏秋多雨季节，使北方地区在冬春两季有作物覆盖而减少风蚀和土壤水分的散失。大豆在中原诸郡的广泛种植已被考古资料所证实，河南烧沟西汉墓中出土过大豆。“仅仅就粟、麦、豆这三种主要农作物而言，汉代中国北方的农民在发展多种作物的轮作制时，就有相当好的选择。”汉代中原诸郡的农业技术水平已经比较精细，广泛建立了复种连作制。这是就总体技术水平而言，不同区域尚不能一概而论。气候优势使得战国时期已在中原诸郡占有一定地位的水稻进一步推广。不仅“黄河以南的中原诸郡是汉代北方著名的水稻产区”，黄河以北也有极高的稻作技术。从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看，洛阳西郊、辉县城北、洛阳烧沟等地都有稻谷出土，出产颗粒肥大的无芒水稻，证明曾存在大面积的稻作农业区。“五十年代在洛阳烧沟汉代出土的稻米，颗粒肥大，很可能就是本地所产。洛阳西南的新城县（今伊川西南）也以盛产稻米著称。”《四民月令》中有关于稻作的农事安排。河内稻作技术亦不在其下，“今河南省黄河以北沁丹河流域水利条件优越，很早就发展为水利区。……这里生产的水稻质量可与新城秔稻比美。……清淇水流域的汲县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