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类词缀的特点

现代汉语类词缀问题提要：关键词：一、类词缀研究的意义类词缀的存在是汉语构词的一大特点，类词缀的研究是汉语构词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汉语本身缺乏形态变化，构词形态的研究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前人的研究既少又略；目前，有不少研究者对类词缀有了重视，但是缺少权威之作，对于什么是类词缀，它有哪些特征、范围究竟有多大，各家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语法化理论认为：词缀是已经高度语法化了的构词成分，而类词缀则是正在语法化过程中的构词成分。现代汉语的构词语素有哪些是高度语法化了，哪些是正在语法化过程中，还需重新梳理。在应用上，类词缀的研究，可以使我们自觉地运用造词规律创造新词；可以深入地了解词义，以便准确使用词语；更重要的是为了解决“人—机”对话中机器对词语形式标记的识别问题。二、类词缀研究概况及其存在的问题类词缀这一概念是在现代汉语词缀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提出、并逐步为人们所接受认可的，是众多研究者不懈发掘汉语自身特点的结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对类词缀的研究处于初始阶段。给予重视的是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早在1942年，吕叔湘在《中国文化要略》中就提到“有一些常用组成组合式复词的成分（近似词尾）”“应该随时留意”。这是现代汉语类词缀研究的开端。”但这并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此后近二十年，谈及类词缀的很少。1962，吕叔湘《说“自由”和“粘着”》（中国语文,1962第3期），再次提到“有点像词尾的成分”,举出了“人、家、界、负、度、量”等例子。这一次语言学界也没什么反应。直到1978年吕叔湘先生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问世，类词缀问题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吕先生在文中明确提出了“类前缀”和“类后缀”的概念，指出“汉语里地道的语缀不多，……有不少语素差不多可以算是前缀或后缀”，并推断，“存在这种类前缀和类后缀可以说是汉语语缀的第一个特点。”吕叔湘的论述对类词缀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指导性的作用。这期间，丁声树著《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61，商务）也提到“自、相、反”很像词头，但没展开论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类词缀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发展阶段。张静主编《新编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提出词缀有“典型词缀”和“稍有实义但正在虚化的词缀”，任学良在《汉语造词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把虚化程度还不够高的构词成分称为“准词头”，郭良夫在《现代汉语的前缀和后缀》中注意到了“新兴的前缀”和“新兴的后缀”，并探讨了类词缀与词缀的关系，认为“一个类前缀或一个类后缀，使用的次数多了，使用的范围广了，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前缀或后缀”。沈孟璎在探讨类词缀的题上显得特别活跃，发表了《汉语新的词缀化倾向》（1987年）《略论新词语的特征》（《新词新语新义》，福建科学出版社），探讨了新的词缀化倾向的一些特点。1989年缩印本《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类词缀”词条的解释基本上是采用了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先生的观点，所举例子也大致相同。九十年代至今，类词缀的研究更加深入。王绍新《谈谈后缀》（《语言学论从》第十七期，商务1992）专节探讨了类后缀的界定和范围，认为“人们对类后缀的外延和内涵的理解不一致”，“类后缀也该有个大致的范围，否则会导致无限膨胀”。沈孟璎《再谈汉语新的词缀化倾向》（词汇学新研究，语文出版社，1995）《试论新时期词缀化的汉民族性》(《南京师大学报》1995,1)，探讨了类词缀(或“准词缀”或“词缀化的倾向与进程”)跟汉语词汇发展的趋势的关系，指出“汉语新的词缀化倾向已成为新时代汉语的一大景观”。姚汉铭《新词语社会文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在讲新词语的构成时也提到了类后缀和类前缀。徐世璇《汉藏语言的派生构词方式分析》（《民族语文》1999,4）从整个汉藏语系的角度上概括了汉藏语系派生构词的基本特征，指出“在汉藏语言派生构词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不是意义完全虚化、只起形态标志作用的典型词缀，而是意义没有完全虚化、具有较强意指性的类词缀”。汤志祥在《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中专列一节谈词缀、类词缀，他把词缀分为三类：纯词缀、准词缀、类词缀。作为高校教材，邵敬敏主编的《现代汉语通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专门提到了类前缀的；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也增加了类词缀的内容。八十年代至今的类词缀的研究，往往是与新词语的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且从动态角度关注类词缀的发展趋势。类词缀的研究已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对类词缀的理解却存在不少分歧。吕叔湘提出类前缀的特征是“在语义上还没有完全虚化，有时还可以词根的面貌出现。”后来的研究者大都在同意这一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各有发展。郭良夫认为新兴的词缀“在语义上还没完全虚化”，同时又说新兴的前缀“可以看成是复合词在前的语素”。这个说法进一步提到了类前缀“可以相当自由地用来构成新词”，“大多数是在多音节前头”。沈孟璎提出“词缀化倾向”的特征是“语义上虚实各异，表现语义趋于概括和抽象，意义泛化，语义偏离。但有形式上有定位性，语义词性上的类化性，构词能产性，派生词的三音化。这又比郭良夫的说法具体明确。王绍新提出类后缀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原来的意义，但已有某种程度的虚化，具有一定的语法意义，即成词或必变词性的作用，不读轻声。徐世璇认为类词缀是定位不成词的成份。语义上既表语法范畴，又有一定的词汇意义，构词上是附加形成标志，有仿拟类作用，抽象泛化意义类推的结果是形成以同一词缀聚合的词群，表义功能比形式标志更明显，所具有类别意义是词义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汤志祥将纯词缀、准词缀、类词缀作了比较，认为三者的共同特征是：能产、定位、显示词性、构成多音节词。纯词缀的特征是语义虚化，原语义已不存在；准词缀，语义半虚半实，变得虚灵，有类推作用，构词以双音节、三音节为主。而类词缀，语义没有虚化，本身为独用的自由的实词缀，但具有能产性，定位性，类化性的以及构词双音节三音节。并探讨了近年来能产性特征，意义有所泛化的类推组合形式。汤志祥探讨了构词逐渐虚化的阶段性，具体描述了“汉语词缀化”的发展倾向。对类词缀理解、分歧、带来了直接结果是类词缀的目的不一致。少的只举了几个，多的则列出了几十个。被列为类词缀的，有人论著认为是词根，有的则认为是词缀，公认为类词缀却很少，现代汉语类词缀为什么会有如此大人分歧，症结在哪？二对类词缀的特点，可作细致的分析。主张汉语存在不少类词缀的学者都认为，这几项能作为认定类词缀的根据：词义正在虚化、能产、类化（显示词性）、定位粘着。（一）词义的虚化汉语的公认的标准词缀“老、子、头”等，在上古汉语中都是有实义的词，到后来才逐渐虚化，最后变成了词缀。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是，能不能反过来说，词义虚化了一定就是“词缀”；第二是，假使第一所说的条件成立，怎样才算是词义虚化，词义虚化到什么程度，才称得上“词缀”、“类词缀”。1、我们知道，汉语词汇的发展有一个趋势是单音节向双音节的转化。双音化的主要方式是：或在单音节的前（后）加上个不增多少意义的成分，或把两个意义相同（相近）的成分合起来用。（吕叔湘，1963）在不增多少意义的成分中，有的是单纯双音化，如“老、子、头”，双音化后的词跟单音词相比，只是加了音节，意义未变，词性也未变。例：“老虎、桌子、石头”等；也有的是非单纯双音节，双音词，它改变了词性，意义未变。例：“剪子、念头、苦头”等；这一类成分，我们承认是词缀。有的成分，有添音作用，但同时也有部分表类别的意义，这些叫“部分地双音化”。（吕叔湘，1963）如“父亲、母亲”的“亲”，“心脏、肝脏、脾脏”的“脏”，“果品、药品”的“品”等，我们都不认为是“词缀”或“类词缀”。而由两个意义完全不同的语素构成的复音词，其中一个不表义只起陪衬辅助作用，如：“窗户、国家、好歹、干净、忘记、月亮”等的后一个音节；我们也不会认为它成了“词缀”或“类词缀”，仍把它当作实义语素看待。。因此，我们说，词义虚化、泛化不一定就是“词缀”或“类词缀”。2、汉语词义的发展都有一个由“实—虚”的过程。如：“关”专指“函谷关”—扩大指“一切关口、关卡”—引申为“货物进口和出口收税的专区”（“山海关）（“海关”、“关税”）—喻为“重要转折占或不容易度过的一段时间”—引申为“起转折关联作用的部分”。（“难关”）（“机关”、“关节”、“关键”）“绝”也是这样：指“断丝”—后泛化为“断、断绝”—引申为“完全没有、穷尽”—引申为“走不通、（绝交、隔绝、拒绝）（斩尽杀绝）（绝地）无出路”—引申为“独一无二的、没人能赶上的”—再虚化为副词“极、最”。（绝境）（绝技）（绝早、绝大部分）不能认为“关”、“绝”词义虚化、泛化后，就变为“词缀”或“类词缀”了。再者，语素意义弱化、虚化、泛化也带有主观色彩。有人认为它弱化、虚化、泛化了，有人却并不认为是弱化、虚化、泛化。如“紧迫感、充实感、质感”等中的“感”，实在的意义比较强，有些学者却认为是变“虚”了。因此，凭“意义的偏离”、“语义的泛化”、“语义…趋于概括和抽象”（沈孟璎，1995），就断定词根语素变成“类词缀”的理由不足。不过，作为“类词缀”，其词汇意义确实要有“虚化”的趋势。（二）、关于“能产”汉语大部分单音节语素，都有能产性。有的双音节语素，构词的能力也很强。正像“网络、网虫、网恋、网友、网吧”等中的“网”、“农民、市民、牧民、国民、渔民、网民”等中的“民”、“坦克车、坦克兵、坦克手、坦克炮”等中的“坦克”、“雷达站、雷达兵、雷达车”等中的“雷达”、“奥运会、奥运赛、奥运村、奥运团”等中的“奥运”等等，我们不能说是“类词缀”一样，也不能因为“准”能构成“准将、准居民、准明星、准画家”等，“师”能构成“教师、老师、技师、面包师、工艺师”等，就说“准”和“师”成了“类词缀”。特别是“师”，“老师”的“老”已被公认为典型的词缀，“师”又成为“类词缀”，怎么会没有词根呢？况且词缀的构词能力也有强有弱。有普通话前缀“阿”，只能构成“阿姨”等几个有限的词。吕叔湘先生（1978）就提到过，有的词缀“能产生新词”，有的词缀“不能产生新词”。因此不能以“能产性”作为“类词缀”的特点。（三）关于“类化”词缀构词，固然有类化性，能显示词性；但由同一词根以同样方式构成的词群或词族，大多都有类化性，也有标示词性。如“器”构成“陶器、玉器、铜器、瓷器、铁器、木器、电器”等是名词；“行”构成的述宾结构的“行刺、行军、行礼、行贿、行文、行刑”等是动词；而“行”构成的偏正结构的“行程、行径、行踪”等是名词。而双音节的词语也有“类推组合”现象，并大多是构成名词性词语。如“工程、文化、意识、商品、消费、精神、公司、现象”等，汤志祥认为“工程”等的语素性质也是“类词缀”（P177，）。照这样的看法，汉语大多数词语（不论单双音节）都成了“类词缀”了，这更不符合汉语的实际情况了。因此，“类化”或“显示词性”并不是“词缀”或“类词缀”的特点。（四）关于“定位粘着”语素构词时位置固定，且不能独立构词，这是词缀的最重要的特征，当然是从形式上判定词缀的最根本的条件。一个词根语素，在长期发展中，已不能独立成词，变成了“粘着语素”，这在汉语中是普遍的。像“民、眼、语、言”等比比皆是。只有当该词根语素不仅不能成词，且构词时位置也固定，或只在前，或只在后。这时它才变成了词缀，像“-子、-头、-儿，老-、”等。而“类词缀”作为“词缀化的倾向”，应该朝“定位粘着”方向发展。问题是怎么判定一个语素是朝“定位粘着”方向发展了。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定位粘着”能作为“类词缀”判定的一个重要条件；词义虚化可以作为一个辅助条件；“能产”和“类化”不能作为判定的条件。、作者本人为类词缀的研究所做的工作、作者本人对类词缀的性质、来源特点鉴定标准数目及具体类词缀的认定过程举例、新结论。。词缀的使用加强了造词的灵活性、诙谐与节奏感(许德楠，1990)。青少年使用这些用语，只要是使用于相同的目的(夸张、谩骂)，都依这些词缀造词。在词缀上，常见的副词词缀有爆了、呆了、毙了、透了，指的皆是同程度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