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劳动力资源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浅析劳动力资源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持续、高速的增长，这种成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从生产要素的角度分析了劳动力资源这一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的贡献以及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在劳动力资源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就应对措施在文中做了详细阐述。关键词：劳动力资源；人口红利；劳动力结构AnalyzetheInfluenceonLaborResourcetoChina’sEconomicDevelopment【Abstract】:Sincereformingandopening-up,China'seconomyhasmaintainedsustained,high-speedgrowthintherecently30years,whichisowingtomanyfactors.Throughcombininghistoryandlogicresearch,fromthepointofproductionfactors,weanalyzedlaborforceresources'contributiontothesustainedandhigh-speeddevelopmentofChina'seconomy.Furthermore,wecameupwiththeproblemsandchallengesthatChinamightfacewithineconomydevelopmentastolaborresources,andproposedrelevantcountermeasuresfinally.Keywords:Laborresources;Demographicdividend;Laborstructure一、引言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世界各国采取一系列经济手段救市，刺激经济发展。中国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和经济率先回升的成绩，引起全世界注目，而关于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道路也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上世纪至今波澜壮阔的中国发展实践，带给我们丰富的启示和一系列亟应正视的经济学研究课题。本文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推动力和影响因素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劳动力资源这一因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经济规模在世界各国当中的排名由第十位上升到第二位，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由1.7%上升至10.5%，2011年人均GDP达到5416美元（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达8386.7国际元），列世界第90位，约为世界均值的一半[1]。此种巨大规模经济体的长期高速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上罕见，堪称中国奇迹。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指导下，中国在优势劳动力资源和政府主导资本角度开创性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变革，极大地释放了劳动力潜力。但是进入2011年以来，伴随着欧洲部分国家债务危机的蔓延以及美国经济的回调，世界经济呈现复苏乏力态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开始出现了回落。同时，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部环境也正在发生变化：国内经济正逐步实现由强调经济增长速度向强调增长质量、结构优化、社会福利提升等方面的转变；原有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也趋于弱化，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难度也显著加大。因此，探寻中国经济发展与劳动力资源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二、劳动力资源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世界银行在分析东亚奇迹时认为，东亚成功起飞的经济体普遍具有劳动力丰富与教育素质较高、储蓄率高、资本相对充裕等较好的初始条件，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要素供给。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前期也具备这一条件。作为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具有总量大、相对素质高的特点，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较快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过程，劳动力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都在提高。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和相对较低的人口负担（少儿抚养比和总抚养比都下降且较低[2]），构成了显著并持续的“人口红利”[3]期，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此外，虽然改革开放前中国属于低收入国家，但人口的健康和教育水平却明显高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甚至超出一些中高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如198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67.8岁，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58.7岁)，也高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62.9岁)。1982年，人口(6岁及以上)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2年，高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数量庞大且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得到有效利用，支撑[3]人口红利是指当人口出生率经过一个高峰，开始逐步下降之后，会形成一个时期内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都比较低、而劳动力人口比例较高的局面，即总人口的年龄结构会出现“中间大，两头小”状态，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社会负担相对比较轻，带来劳动力、储蓄和投资的增加等，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了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使劳动力优势转化为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实证研究表明，1978～2008年的30年间，我国就业人口数由4.02亿人增长到7.56亿人，年均增长为2.1%，年均拉动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见图1）。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见图2）。20世纪90年代以前，劳动就业人数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上升，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总体就业人口增长较快，速度甚至快于劳动力年龄人口增长，表明经济中以往未被利用的劳动力也投入到了生产中去。而90年代以后，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原因，劳动力年龄人口增速明显下降，且由图11978～2008年劳动年龄人口和就业人口增长情况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于教育年限延长等方面的原因，出现了就业率下降的情况，就业人口的增长速度随之放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相应减少。但2000年以后，我国产业间劳动力再配置速度加快，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是通过提高总量生产函数中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体现的，根据测算在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增长最快的2004～2007年期间，就业结构的调整带来全要素生产率近4个百分点的提高。图21978～2008年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J]经济研究参考；2012年43期三、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在劳动力资源方面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阻碍发展的因素也在积累。从劳动力资源供给约束强化，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等因素出发，潜在经济增长率放缓是无可争辩的。由此可见，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在劳动力资源方面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日益严峻。（一）人口红利开发与兑换方面的问题“刘易斯拐点[4]”与“人口红利”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刘易斯[4]刘易斯拐点是指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拐点的出现，通常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最具代表性的是初级劳动力领域，相对应的，以技术工人为代表的“中高级劳动力”数量的缺口也越来越大，这股情形迫使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开发二次人口红利和延续人口红利期做准备，为进入老龄化社会准备社会养老金。目前，中国就位于刘易斯拐点前端，人口红利的开发所遇各种问题与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的交织，使劳动力资源的问题显示出自身的特点。（二）“未富先老”现象凸出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397983亿元约合6.04万亿美元，人口总量为130756万（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人均GDP约为4600美元，同期国内老龄化水平为11.03%，国际上在人口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DP约为一万美元。可见我国在人口方面出现“未富先老”的现象，而且与国际上的差距还很大。在实行三十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当前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实现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与此同时，老年人口比例显著增加，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这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短缺，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将会渐趋消失。其中最迫切的“先老”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下降与“未富”带来的大量劳动力需求，可能导致人力资源供求失衡，使劳动力资源供给短缺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而使经济发展和积累社会养老储蓄金的时间显得更加紧迫[5]，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冲击。（三）老龄化水平提高，劳动力资源缩减，总人口抚养比急剧上升。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在总人口130756万人中，0-14岁的人口为26478万人，占总人口的20.27%；15-59岁的人口为89742万人，占总人口的68.70%；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4408万人，占总人口的11.03%（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0045万人，占总人口的7.69%）。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2.62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0.76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0.73个百分点）。从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同时，在劳动力资源日益缩减的情况下，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使农村人口储蓄低，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较高劳动报酬与较高储蓄水平推动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大量外迁，使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急剧增加，使农村出现“空心化”，土地资源大量闲置，造成土地和资源的浪费，极大影响了农村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以农村经济为核心的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失衡。老龄化水平提高，又由于外出劳动年龄人口的巨大的保持量，留守人口增加成为抚养人口的主力。在双重因素的影响下使总人口抚养比急剧上升。（四）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迅速，各段人口数量差距大。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低生育阶段，在经历了三十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这意味着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经过近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才完成的向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随着人口增长模式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也相应发生变化。一方面，提前到来的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导致从高少儿抚养比阶段向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阶段的转变也提前发生。另一方面，老年抚养比上升与少儿抚养比下降之间的间隔也在逐渐缩短，使得总体抚养比在短时期内处于较低的水平上，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收缩，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同时出现[6]。在随后一个较短时间后，老年抚养比将会大幅度回升，其结果是社会总体养老负担迅速加重和劳动力的骤降，甚至出现劳动力“断层”。（五）劳动力素质较低相比80年该和90年代，虽然我国劳动力知识文化水平在绝对程度上有很大的提升，但是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当前劳动力已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同时，受文化教育资源的制约，职业技能培训的相对滞后，相关保障制度的缺乏使相对较低的人力资本禀赋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削弱了人口红利的效应，与当前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相比，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有限供给，开始出现普通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今后会出现全面的有效劳动力短缺。因此，劳动力供给结构的改变，使得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将逐步丧失。这意味着，在大规模地劳务输出的过程中，劳动力的结构性矛盾已越来越明显，依靠廉价劳动力实现经济规模增长这条路径将难以为续。同时，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排他性的政策、制度性障碍，使大量沉淀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现实的劳动生产力，使人口红利不能得到充分兑现[6]。四、直面挑战，抓住机遇，创新制度，兑换人口红利当前位于刘易斯拐点前端的中国，作为劳动力资源大国，在开发人口红利方面面临着机遇与挑战。中国需要直面这个开发过程中的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切实贯彻以人为本，进行制度创新，科学合理地开发人口红利，应对业已来临的老龄化社会和将要来临的日益萎缩的劳动力资源。（一）、多管齐下，实现人口红利顺畅兑换人口素质的提高是人口红利兑现的保证，还能形成第二人口红利，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需要提高人口素质，拓宽就业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