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尔夫人和夏多布里昂生平作品简介

流亡者的作品世纪之交时，美学上很是平庸的文学形式突然大放异彩，如恐怖小说《僧侣路易斯的法国追随者》（这句有问题，不知道怎么翻），受到追捧的杜克雷·杜米尼尔的情节夸张的小说，皮克斯科特和其模仿者的更受欢迎的情节剧，这一变化最可能的理由就是大革命中极富经验、坚持旧制度下文化准则的知识大众的消失。其中一些人死在了绞刑架上，但大多数人在出逃风潮中纷纷逃离。根据估算，1789-1794年大约有18万法国人逃往他国。虽然在这些人中有权有势的人寥寥可数，但他们是有偏见的读者和剧院观众中的很大一部分群体。他们的突然离开为新的“大众文学”扫除了一切障碍，这种文学自然没有任何艺术性可言，但是富有创新力和生命力，未来大有可为。民众喜欢的小说中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作品开始崭露头角，而这些作品中蕴育着在1803年繁荣兴盛的浪漫主义的种子。至于流亡者们，一些人死于异乡，大多数要么像博马舍一样在热月政变后不久回国，要么像拿破仑崛起为帝国之君王时的夏多布里昂一样。然而不管时间长久，被迫流亡国外使他们有了新的经历，这再一次对文学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新的主题需要能自我显现的新的意义和趣味。在文学的众多分支里有一个是浪漫主义文学，对法国人来讲是尤其有深度和外国文化色彩的。在17-18世纪，尽管法国人时不时就会有“英国热”，但是不呆在法国是会被认定为非常不幸的，让人丢尽脸面。最可笑也是最典型的反应是像孟德斯鸠这样的法国人所做的，问来自波斯的游人：“先生，你怎么会是波斯人？真是太好了！真的是有波斯人啊！”但是被迫和外国人住在一起，有时还没法讲法语，流亡者发觉即使法国还是宇宙的中心，还是需要去了解一下地球上的其他地方。浪漫主义的当代色彩，就如它在之后对异国情调迷恋和乡土文学的创造中所展现的一样，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流亡风潮这一历史事件，虽然帝国政权下的军队和政府人员发现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的存在也是个有关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流亡者中很多人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的贫穷，和很多时候无法忍受的孤独与苦闷，这是浪漫主义文学时期会重现的主题。社交活动的欢愉是这些流亡者，特别是那些来自巴黎和凡尔赛的，最为怀念的。不管何地，只要足够多人发现他们住在哪个外国城市的同一处，他们就会聚在一起，整夜轻松愉快地谈论在旧制度下如火如荼的短暂艺术。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多。多数时候这些人还是重陷孤独，少数心态年轻的可以振奋起来，大部分人觉得极度沮丧。塔列朗和夏多布里昂见到北美洲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的美会激动万分，但其他人特别是女性，极其思念现在被叫嚣的暴动者占领的巴黎浮华、醉生梦死的社交生活。在遥远的斯德哥尔摩，圣·普莱斯特夫人发现特别嗜睡可以缓解极度苦闷的痛苦，而独自一人身在世界上最热闹的城市伦敦的杜拉斯夫人的抱怨很心酸：“我就这么一个人独处，这让我痛苦不已。”这大部分都取决于个人的内心。这些不习惯于自省的流亡者视为“圣经”的是维尔扎维尔·德·迈斯特所著的短篇自传体小说《围绕我房间的旅行》，这本书在大革命爆发前几年写就、1795年出版，文字时而诙谐时而满是伤感。作者是个军队官员，因为触犯军纪而被秘密逮捕，写他在房间里在椅子桌子间，桌子床榻间，再到壁炉，有时绕行去看看墙上图画的踱步中突然有的一些想法和见解，以此来聊以自慰。在他桌上发现的一朵干枯的玫瑰都会让他早在他完成这些“小小的旅行”前他就已经不再身陷囹圄了。似乎维尔扎维尔·德·迈斯特也完全意识到自己的书是多么及时。在第一章节中他写道：“当我想到我可以为无数不幸的人缓解苦闷，减轻他们正承受的苦难，我就感到无法言说的欢愉和满足。”更直接反映流亡经历的作品是加百列·塞纳·德梅尔罕写的《LE’migre,oulettresecritesen1793》。作者是个知名的职业管理员（？），1790年50多岁时决定离开法国。他的余生都在俄国、布伦瑞克大公国、和奥地利帝国度过，1803年他去世时还在流亡中。他逝世同年出版的小说在当时几乎无人问津，尽管文章刻板俗套，但因为它见证了当时法国贵族流亡者的所思所想，却对今天的我们有所益处。主人公年轻的圣·阿尔班是当时典型的浪子形象，魅力过人，幽默风趣却又放荡不羁。女主角维多琳·德罗文斯登是威斯特伐利亚伯爵的妻子，起初还心怀警惕，但这个贵族风趣的言语让她满心欢喜。这位法国军官被带到家里去治伤，和伯爵夫人陷入热恋并互诉衷情。罗文斯登恰巧死亡，但是他们还没来得及结婚，圣·阿尔班就被革命派抓住，为了不被枪决，他自杀身亡。塞纳·德梅尔罕的书是当时唯一一部描写了曾是上流社会却沦为赤贫并逐出故土的人的苦难的小说。其他想要留下自己苦难记录的流亡者选择了自传体式创作。前文已提及亚历山大·德提利的回忆录，此类作品还有很多，1849-1850年才出版的夏多布里昂的《墓中回忆录》要数其中最精华的作品。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21岁时从家乡布列塔尼来到巴黎，见证了巴士底狱暴乱。作为贵族家庭的次子和国王军队的官员，他本是要和其他流亡人群一样去往科布伦茨的，但他却决定要试着去发现传说中在北美洲上方、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西北航道”。1791年1月，他带着要交给华盛顿总统的介绍信，乘坐160吨的双轨帆船离开圣马洛。这次路程花了3个月。夏多布里昂在美国呆了5个月，之后在当地报纸上得知王室被囚禁，就乘船回法国。尽管当时“西北航道”还未被发现，夏多布里昂在这些惊险之旅中收获了原始森林，银光闪闪的大河，没有边际的平原的纯粹的美的记忆，而这些都成了他笔下的美好文章，在之后的作品特别是《阿达拉》和《纳契人》中成为精华。1792年的法国不是一个皇家血统出身的王室之子可以呆的地方，夏多布里昂只呆了几个月，期间只是和一个从未露面的寡妇结成了一段无爱婚姻。在瓦尔米受伤后，他历尽艰难去了布鲁塞尔，有了他哥哥资助的一小笔钱才设法逃到了泽西。1793年五月，他再次乘船抵达南安普敦后又至伦敦。他在霍尔本一个小阁楼上十分拮据地生活，大隐隐于市却十分孤独。像他这样的流亡者根本没有安全回到故土的希望。许多人穷困潦倒，夏多布里昂自己也经受着经过香味四溢的面包店，口袋里却没一分钱买一个的痛苦，为了缓解饥饿之苦还嚼纸片，碎棉布和草叶。最后，一个朋友告诉他在贝克尔斯萨福克郡有个法语老师的空缺，夏多布里昂不愿意去，觉得做老师是会成为他王室身份的污点，朋友带他去了附近的一个酒馆，请他吃了顿有烤牛肉和葡萄干布丁的丰盛大餐，这彻底瓦解了他的抵抗。他换了名字—当然不是英国小孩他们给他取的“shatterbrain”这样的外号。他在捕狐狸的英国乡绅当中过了好一段的惬意生活。之后他和一个不知道这个英俊的外国小伙在法国是有家室的牧师女儿发生不愉快的纠葛，这迫使他仓促赶往伦敦，在那里他决心完成他在英国第一年冬天就萌生的、关于政治革命原因和过程的历史学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是：历史是有规律的，因此过去可以用来预言未来。对希腊和罗马革命的研究促使他预言法国大革命的发展走向，就像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和他的时代很多其他伟人一样，他更多的是对古时和现代之间有迹可循的相同点而不是主要的不同点着墨更多。他努力避免在当时的动乱中偏向左或者右的任何一方。革命好比湍急的水流，一些人（共和党人）激流勇进，现在站在了对岸，咒骂那些立于原地的流亡者。他回避将大革命归罪于任何一个团体的行为，认为这都是人的能动作用。夏多布里昂在托尔斯泰之前就提出了历史宿命论，因为它否定了人类作为可以指向例如社会进步等的特定目标的可能性，就无可避免地质疑了革新政策。最大的恶是无法律，开明的寡头统治的政府尽管不理想，却比群龙无首的乌合之众统治的无政府国家好得多。《法国大革命》在1797年3月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版，适用于“所有人”。它让人印象颇深，但是它的中立性却招致左翼和右翼的攻击。保守主义者认为夏多布里昂对历史的解读几乎没有涉及上帝的作工。此时他在宗教问题上和他同时代的人都持怀疑论，但是已经快要放弃这种想法了，这当然要部分归结于他在伦敦再次遇见的旧友路易斯·德方丹的建议。方丹并不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在还是个自由思想者时，他得出结论：翻过共和党人过度扭曲的意识形态的唯一纠正方法是归向之前的信仰。几年后拿破仑也接受了这个思想。在思想转变后他就着手写为了证明基督教胜于其他所有信仰的优越性的具有争议的文章。他的文字手法新奇在于他的论点基于审美而不是哲学或伦理。只在《基督的真谛》第一部分中他将天启教论据置于教义层面上，其余3个部分引证天主教社会文化产品的独有卓越之中可得的基督教的启示力量。夏多布里昂讨论了《神曲》这样的文学名著。他极有热情地写教会艺术和建筑，强调教会仪式的极大吸引力。他的逻辑非常站不住脚，神学家本来根本不会允许用这样非教会的论据来论证教义。然而，教会在遭受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的长时间冲击后，知道会有一个更为合理的途径来实现宗教的重生并不大可能。夏多布里昂正中其下怀。这一个代人中，学生会大声朗读《基督的真谛》的段落，19世纪初所有爱慕虚荣、耽于幻想的少女（如《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包法利）都为“超越时代，在全世界引起共鸣的浪漫愁思的响亮哀歌”而激动不已。1800年5月，《基督的真谛》第一版已经印刷出厂还未上架，夏多布里昂改名换姓，回了法国。他的名字依然在流亡者名单上，在名字被消掉前，他都有可能被捕。然而方丹和第一执政政府关系不错，作为复兴派《法国信使报》的编辑，他可以在主要是抨击斯塔尔夫人文学作品的文章中给他的书做个广告。在之后发行的《法国信使报》中，署名为“基督教真谛的作者”的夏多布里昂得以回应斯塔尔夫人对方丹的抨击的抗议。即使如此，他的朋友认为发表对基督教的辩护文章的时机还不成熟。他们建议他去掉没有明显意识形态偏向的一节，并将其单独发表。这就是《阿达拉》，在这个关于印第安女孩皈依于基督教信仰的故事中，夏多布里昂把他对美国荒原的印象写成了特别触动人心和引人入胜的文章。描述性段落展现的异国风情和印第安人风俗的细致描写完全征服了所有读者。即使是斯塔尔夫人也被收服了，她在约瑟夫巴拿巴在Mortfontaine的乡村住处的聚会上大声朗读《阿达拉》，和夏多布里昂握手言和。她是瑞士出生的新教徒，和转向天主教信仰、贫穷的布列塔尼贵族的夏多布里昂在政治上有巨大分歧，但是他知道斯塔尔夫人和富歇关系融洽，而且富歇比起其他人会更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争取从流亡者名单中消失。对小说不屑一顾的拿破仑起先拒绝读《阿达拉》，但是在1802年4月14日《基督的真谛》最终面世时，情形就截然不同了。很少有其他出版作品会有这么好的机会。6天前的4月8日，立法团刚通过宗教事务协约，4月18日（复活节）为了感恩法国回归天主教教会，一个隆重的弥撒在巴黎圣母院举行。《阿达拉》已经让夏多布里昂成了名人，《基督的真谛》则完全奠定了他的文学声名。声名鹊起让他有点冲昏头脑了，坚信自己适合外交职业，同时还需要一份薪酬不俗的工作，他开始对在法国驻梵蒂冈公使馆秘书处谋求一职有了兴趣。1803年3月《基督的真谛》第二版的引言他感谢了拿破仑。这位前王室成员写道，“我们要承认，我们命中是被上帝的手从千万人中拣选去完成它的奇妙作工。”他得了奖项，5月4日他的提名刊载于报纸，之后不久他就前往罗马。反对者的作品和夏多布里昂不同，热尔曼娜·斯塔尔不是法国出生，父母也不是法国人，母亲来自瑞士沃州，而的一生所爱--父亲雅克·内克尔是一个日内瓦的银行家，后被路易十六世任命为财政部长。父亲移居巴黎后，母亲组织了18世纪最后一个主要文学沙龙，小女孩时的热尔曼娜得以有机会聆听主要的百科全书派学者如狄德罗，达朗贝尔和布冯甚至和他们交谈。和瑞典驻法国大使巴龙·德斯塔尔·霍尔斯坦的婚姻让她有机会主持自己的沙龙，而主要的革新派和自由派贵族成员如孔多塞，拉斐特，塔列朗，经常出入于这个沙龙。但大革命使她成为本世纪最伟大的社交女主人之一的希望化为泡影。她的父亲被迫离职离开法国，1792年8月10号，热尔曼娜在她所有政治观点温和的朋友都被革职后也跟着离开。1795年她重抱希望回国，带回了一个新朋友本杰明康斯坦特，她重开沙龙，试着和拿破仑建立关系，当时拿破仑正值巅峰，就如很多温和派一样，她视其为杜绝君主统治死灰复燃和雅各宾主义复活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