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学第四讲.

第四讲新文化史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课程史学理论与方法一、新文化史的兴起二、新文化史的研究视野三、新文化史研究方法的主要特征一新文化史的兴起最近三十年来，西方历史学界出现了一股新的国际性潮流，由于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将社会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因而被称作“新文化史”，又被称为“社会文化史”。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史学界的普遍认可。在方法论上，不再以宏观的理念为出发点，而是强调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具体事实；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从结构一功能主义的因果的联系的分析转向文化的阐释；在研究主题上，放弃了或政治或经济或心态观念的单一形象，转而寻求各因素之间的互动过程，从而推出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史学著作。一新文化史的兴起20世纪70年代，国际史学界发生了重大转折。一方面，新史学运动追求的科学性在计量史学的实践中发挥到极致，同时自身所无法消弭的弱点也暴露无遗，使历史学陷入了新的危机，从而呼唤史学的进一步革新。另一方面，对科学和理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更动摇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传统学术范型的根基，为学术创新扫除了种种旧的藩篱和障碍。这样，新文化史学作为史学领域内的新探索之一开始脱颖而出。一新文化史的兴起1975年，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埃马纽埃尔·勒·胡瓦·拉杜里出版了一本描述中世纪法国南部一个村庄中的异教徒的著作——《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此前不久，他还宣称惟有计量史学才是真正科学的历史学，并预言历史学在80年代将成为计量史学的一统天下。然而，在这本书中，他放弃了数字和图表模型，转而对几百个村民的生存方式和家庭状况以及他们对贫穷、财富、婚姻、爱情、人生等方面的看法，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描述。他还试图通过这些描述揭示出这个村子的权力体系、它与外界的交往，以及这种交往对村民生活和观念的不同影响。这本书的问世立即引起了学界和大众的广泛注意，成为20世纪法国最畅销的历史著作之一。一新文化史的兴起一年之后，意大利历史学家卡尔洛·金兹伯格出版了《乳酪与蛆虫——16世纪一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一书。他在书中试图为16世纪一个名叫麦诺齐奥的普通磨坊主的怪异看法寻找合理的解释。麦诺齐奥对世界的形成和现世的生活有着不同于教会正统学说的独特认识，并且喜爱到处向家人、周围的邻居和村里的人，甚至面对审判他的教会法官宣讲自己的观点。在金兹伯格看来，一方面，麦诺齐奥的生活经验、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民间文化传统、宗教精英文化等外界环境对他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这个下层人物并不是外界观念被动的接受者，而是通过自己的头脑中一个“过滤器”，进行了创造。一新文化史的兴起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于1978年面世。此书探讨的不只是东方学这样一个学科在西方发展的历史、演变、特性和传播，而且在作者看来，东方学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在本体论、认识论意义上以东西方相区别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它表现为大量的作家接受了这一区分，并将其作为建构与东方、东方的人民、习俗、心性和命运有关的理论、诗歌小说与社会分析的基础。在更隐蔽的层次上，东方学还被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方式，通过作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性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在这里，东方学是交织着学科、思维方式和权力的多层次复合体。一新文化史的兴起对于这样一些在不同国家先后出现的史学作品，最先从理论上加以全面分析和肯定的学者，是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1979年，他在《过去与现在》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叙事史的复兴》一文。他虽然没有用“新文化史学”(而是使用“新的旧叙事史”)这个概念来概括这种以新的文化理念为取向的新史学潮流，但他的具体分析已初步揭示了这一新潮流的特点和意义。斯通的文章指出，新的历史写作侧重于叙述个人的历史或某个重大事件的历史，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叙述而叙述，而是为了发现历史进程中文化和社会的内在运作。它所反映的不只是写作方式的转变，而且体现了历史学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全面转向，即“从围绕人的环境转向关注环境中的人，研究的问题从来自于经济学、人口学转向来自于文化和情感，首要的材料来源从主要接受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的影响转向主要接受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影响，关注的对象从群体转向个人，从对历史变化的分层的、单因果的解释转向相互联系的、多因果的解释，在研究方法上则从计量转向个人例证，组织文章的形式从分析转向描述”。他敏感地意识到这些变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试图对过去的变化作出连贯的、科学的解释的结束”。一新文化史的兴起1989年，美国学者林·亨特等人第一次以《新文化史》为书名主编了一本论文集，收录了有关政治文化，如无形的政治规则、组织方式、非正式权力体系等研究论文。正如斯通指出的，在70年代，尽管新文化史学还只是寥寥可指的少数历史学家的实践，却在历史学界引起了关于历史研究的性质、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历史证据的性质以及历史真理的标准等一系列问题的激烈讨论。历史究竟是静态的结构，还是变迁的事件?历史学应该研究独特的人物，还是应该研究被抽象的群体?历史学的使命是为人类寻找普遍的规律，还是为了人的幸福和自由的目的进行释义?作为史料的历史文本反映的是客观事实，还是文本记录者的主观印象?随着讨论的深化，90年代后，新文化史学的作品已经数以千计，其中许多不仅得到学界的承认，而且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诸多世界一流的大学，如剑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都聚集了一批研究者在关注和进行新文化史学的探索，还有许多新文化史学者也在这些大学获得了重要的教职。这一潮流所倡导的文化理念深入人心，以至于“枪文化”、“暴力文化”等等，一切现象似乎都能与文化联系起来。二新文化史的研究视野相对于学院派的传统历史学来说，新文化史开辟了以物质文化(如食物、服装)、政治文化、身体和性别、记忆、形象和想像为对象的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它的贡献，并不在于平面视野的扩展，而是在事件、人物和观念的刻画上向纵深维度的推进。与传统史学相比，新文化史学在历史形象的塑造上呈现出了几个鲜明的特点。二新文化史的研究视野1、注重潜在事件同明显事件的有机融合。重大事件通常是历史学家热衷研究的对象。在古典历史学那里，编年史作品就是以时间为序、以事件为纲的典型体裁。兰克式历史学所关注的是将王朝更替、工人运动、社会革命等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客观地交代清楚。年鉴派学者也描述事件，但他们普遍遵循的是三时段理论，认为由地理、气候、生物等因素组成的“结构的历史”是人类历史的基础，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等在一段时间内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组成了“情势的历史”，而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个别政治经济事件则是短时段的，犹如历史浪涛中泛起的泡沫。这样，事件就是历史的细枝末节，它对于历史学的重要性远不如情势和结构。这样，在结构化的历史学当中，事件虽然没有消失，但却只是反映结构的镜子，居于次要、从属的地位。二新文化史的研究视野新文化史学再一次将个别事件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它将事件区别为明显的与潜在的事件。“明显的事件”指社会生活中那些容易被人感受到的任何事情，它不仅包括诸如战争、经济危机、政局变动、外交谈判等英雄伟人身上发生的事件，而且也包括斗鸡、瘟疫这类发生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潜在的事件”指那些不太容易被察觉到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如政治制度的变化、人口的增长、家庭结构以及文化观念的整体性变化等等，也即年鉴派学者所说的结构和情势。新文化史学则是以明显的事件为切入点，力图揭示出它与哪些潜在事件有关，以及两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这种影响不仅是明显事件对潜在事件的改变，而且同时也是相反的过程。这样，在新史学中事件与结构的对立即被消弭，一种新的辩证联系得以重新建立起来。二新文化史的研究视野这方面较早的成果是纳塔莉·戴维斯出版于1973年的《马丹·盖赫返乡记》。流浪汉马丹·盖赫回到法国南部自己的家中时，他发现一个冒名顶替的人已经占据了他的位置。通过这个故事，作者试图揭示“当时农民的希望和感情、夫妻之间或者父子之间的关系，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机会”。至于盖赫的妻子怎么会承认一个闯入者作为她的丈夫，这必须到16世纪农村社会中的妇女地位上去寻找答案。而罗伯特·达恩顿的著作《猫的大屠杀》描述的18世纪在法国发生大批屠杀野猫的事件，则是印刷工人反抗行东的斗争形式之一，因而反映了工匠文化与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对立。二新文化史的研究视野在马歇尔·萨林斯的《历史的岛屿》一书中，潜在事件与明显事件的有机融合表现得更为典型。他以库克船长1778年到达夏威夷岛的事件为例证，来揭示夏威夷的民众文化结构，说明历史事件“往往带有特殊的文化印记，并为该文化所制约”。在夏威夷土著居民的理解中，库克是他们所崇拜的神——洛诺的下凡，因为在他们看来，库克具有与洛诺同样的力量，而库克到达的那一年在夏威夷的神话中恰好又是洛诺现灵的一年。夏威夷和斐济的图腾制度之所以终结，是它们与英国的一系列接触和冲突给当地文化结构带来的结果，也是与其他大陆开展贸易后造成的结果。因此，在多重意义上，当库克离开时，夏威夷已经不再是库克刚刚到达时的夏威夷了。二新文化史的研究视野2、新文化史的研究单位不是某个清楚界定的实体，而是围绕研究主体形成的有限但无界的外围--核心系统。它包括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就空间维度而言，在15世纪以来兴起的民族国家的鼓舞下，民族国家取代王朝成为历史学的叙述单位。在年鉴学派那里，以民族国家为主要叙述空间的政治史遭到了批判，他们发展出以超越国界的区域为单位的宏观研究。例如，在布罗代尔眼中，腓力二世时代的空间不是西班牙、法国或者德意志，而是环地中海的整个地区。在新文化史的著作中，不存在国家和地方的简单对立，也不存在宫廷与乡村的势不两立。新文化史学家对研究对象的选择更为自由，研究单位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某个偏僻的小村庄；可以是一片区域，也可以是某个宫廷，或者某个家庭。它们的边界不像国家或行政单位那样清晰可辨，有时甚至还是模糊的。但这种空间单位的弹性并不是随意的，而是以主体的活动范围为中心。与所述主题直接有关的空间构成了研究的核心；间接相关的空间则构成了研究的外围。同时，随着主体的变化，这一空问的范围和核心一外围的边界也在不断地调整。二新文化史的研究视野就时间维度而言，传统历史学将历史的进程分割成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等多个时间段，并且为这些时间段的起始点问题而争论不休。新文化史学研究和写作涉及的时段却不限于某一时期。他们并不坚持一种僵化的时段划分，而是关注研究主体具体涉及的时间，所以，他们的著作经常打破惯常的单一的历史分期方法，揭示出每个叙述中心本身具有的独特的时间系列。众多不同的时间系列，构成了历史进程中的多样性的一个方面。二新文化史的研究视野在史景迁的《天安门》一书里，中国革命没有被清晰地分为从某年到某年的几个阶段，也没有以普遍接受的1840年为起点。康有为登上归国的轮船是叙述的最初场景，随后以沈从文、鲁迅、徐志摩、丁玲等人的活动为线索，时问和空间也依次变换。与革命直接相关的场景构成了研究单位的核心，无直接关系的内容则被当作外围处理。整个叙述中并没有精确的阶段划分。例如，康有为这样的人，在一生中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生命空间，从中国到海外，从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到喜马拉雅山脚下的村落，或者为富国强民而奔走呼号，或者与女儿一起散步聊天。书中着力凸显的是对叙述主体有意义的时空单位。更重要的是，对不同的人而言，时空单位的规模是千差万别的。亨利·詹姆斯的《小房间里》一书，则完全以主人公——伦敦一个区电讯局的电报员——终日呆着的发电报的小房间为叙述空间。二新文化史的研究视野3、以具有独特个性的具体的个人为叙述中心，注重揭示他同客观条件和外界事件的关系。新文化史学家反对以长时段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史学，认为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把历史研究的真正对象，即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淹没在静态的结构性力量中，丧失了活力。他们的著作不再以政治制度、经济结构这样的物质化概念作为自己的中心，而是关注具体的人的历史。卡莱尔所创造的那类历史形象再一次成为新文化史学的出发点：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