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洞穴奇案的分析

资料一、对《洞穴奇案》中的部分问题分析看了这个案子，说实在的，觉得怎么判都有道理。我无法说清我支持哪一方，在此我就陈述一下我对里面一些问题的看法和自己的一些问题。问题一：法官是应该严守法律条文的字面意义呢，还是应该对法律条文做出自己的解释呢？在我看来，这也许是整本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由特鲁派尼法官首先提出，其他法官也都多多少少对此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我的回答是这样子的：理论上来说，如果法律条文非常明确的话，清楚到每一种情况都有一个确切的惩罚，那么法官们当然是应该忠实于法律条文的，但问题就在于，在现实生活中，法律条文往往并不是那么清楚，立法者根本不可能完全考虑到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法官对法条做出自己的阐释则无可厚非。而且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在本案中，法条足够清楚明确吗？答案是否定的！法条并没有具体规定到发生这一种情况应该判处怎样的惩罚方式。所以在本案中法官们去对法律条文作出解释是合理的。事实上，法条的不确定性可能是内在的，立法者们不可能考虑到所有的情况，在我们制定法律的时候，我们当然应该把法条制定的尽可能的明确，但总的来说，法条注定了只能是大而化之的规则，其中的不甚明确之处，只能通过其他的手段来进行弥补。问题二：自由裁量权的问题法官应该有自由裁量权吗？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不应该出现自由裁量权，法官们最好成为执行法条的机器，所有的东西都规定好了的，法官只是宣读一下内容，但正如我们在问题一中所看到的，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法条尚不完善，机器又怎么能够执行尚不明确的法条呢。假如说我被审判，又必须接受法官的自由裁量，我希望法官拥有非常小的自由裁量权，越小越好，我可不想因为法官的个人原因而受到本可免去的惩罚，所以，我们还是给予法官们尽可能小的自由裁量权吧!问题三：行政赦免的问题。说到行政赦免，我同意基恩大法官的意见，行政赦免就不应该是法官们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应该考虑的问题，如果能够大赦的话，只会引发更多人的要求，造成难以判案的结果。问题四：契约的神圣性。在我看来，契约神圣性是毋庸置疑的，只要这契约是自愿达成的，无论这些契约达成的是些什么内容当然了，也不管他们身处何地，都无所谓，这些契约都是有效的。本案中维特莫尔提出达成那个契约，虽然中途要退出但最终还是默许了。所以它是有效的！问题五：人的生命的价值。对于这个问题，特朗派特法官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生命是不可估价的，我和他一样，都认为塔利法官的看法纯属谬论，没有什么理由认为多数人的生命就要比少数人的生命重要。相反的，有时候少数人的生命会比多数人的生命重要，斯大林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得死是悲伤的，一百万人的死只是在统计数字”。并不能根据人数的多少来判断人的生命的价值。人人生而平等，生命是不克估价的！问题六：法律的目的何在？要说法律的目的，要从立法者说起，立法者的意图也就是法律的目的，同时也是广大民众的意图，希望有一个安稳的社会生活环境，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威慑那些有犯罪想法的人，报复那些对人民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人，矫正那些犯错以后知道悔改的人，兼而有之!在本案中，我认为只要把法律的目的达到就行。判不判死刑待定！问题七：法官们应不应该或者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判决所造成的影响？或者可以换一种问法，法官们应该考虑民意吗？我的意见是，如果法条不够明确的话，法官们在解释法条的时候或许可以考虑民意何在，但是如果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法官们却要强行扭曲法律，作出迎合民意的判决的话，这就是大大的不对了。还有一点就是我认为在中国应该尽可能的少考虑民意，在中国有些人的能力是非常大的，他可以让社会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表达出不是他们自己想表达的想法。这不是真正的民意，说过多的考虑民意，就有可能导致错案的发生，以至于以后难于判案。问题八：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先看看伯纳姆法官一样的观点。对立法机关而言，法律和道德不可分离，对司法机关而言，法律和道德相互独立。立法机关禁止谋杀有其道德动机：它认为谋杀是错误的，因此禁止它。没有人怀疑这一点，也没有人会出于别的原因而禁止谋杀。但是，人民不允许法官们适用自己的道德观点。法官的任务是解释立法机关的语词，这些语词反映了立法机关的道德观点，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道德观点。有这样一个例子，甲乙丙三人在沙漠里不期而遇，甲和乙有世仇，所以甲在乙的水壶了放了毒药，想毒死他；丙和乙也有矛盾，也想让乙死，就把乙的水壶戳了个洞，水全漏了。最后已被渴死了。有人断言是丙害死的，因为他的动机是想渴死乙，但倘若丙不使水流光，甲即为毒死乙，丙拯救了乙，但此时甲的阴谋也未得逞，怎么分析才为真那？？从伦理道德角度看甲与丙都心怀歹意，都犯了不可推卸的道德罪，却从法律上会因其没有造成事实而不构成犯罪！这个情况下的道德审判与法律裁决就会截然相反，所以我认为法律和道德这个关系不应该是伯纳姆法官那样理解的。问题九：关于紧急避难的问题。本案中那几个人能算是紧急避难吗？几位大法官的表述让我不能分清到底孰对孰错，，但就单单从辩论学的角度想问题，紧急避难，分为两部分，紧急和避难，紧急体现在时间上，我并不认为洞中的哪几个人处于一种紧急，千钧一发的状态。所以不能称之为紧急避难。问题十：公平究竟意味着什么塔利法官认为，等待他们中最虚弱的人死去，从而享用他的血肉，这种做法是不公平的，我的观点恰恰与此相反，我觉得这还算是比较好的一种做法。需要指出的是，他的虚弱并非他人为之，而是他的不幸所造成的，这一点对五个人都是一样。以上就是我对这个案子中的一些问题的片面理解。资料二这则案例是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在１９４９年《哈佛法律评论》中所虚构的洞穴探险者案。案件事实主要如下：案件发生在两千多年以后，４２９９年春末夏初的纽卡斯国。那年５月上旬，该国洞穴探险者协会的维特莫尔等五位成员进入位于联邦中央高原的石灰岩洞探险。但当他们深入洞内时发生了山崩，岩石挡住了石灰岩洞的唯一出口，五位探险者发现受困后就在洞口附近等待救援。由于探险者未按时回家，他们的家属通知探险者协会，一个营救队伍火速赶往出事地点。由于洞穴地点地处偏远，山崩仍在继续，营救工作的困难大大超出了事前的预计，而在营救过程中的一次山崩更是夺去了十名营救人员的生命。与此同时，洞穴内五位探险者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他们随身所带的食物有限，洞内也没有可以维持生命的动物或植物，探险者很可能会在出口打通前饿死。就在被困的第二十天，营救人员获知探险者随身携带了一个可以收发信息的无线设备。洞外人员迅速通过通讯设施给受困的探险者取得了联络。当探险者问到还要多久才能获救时，工程师们的回答是至少需要十天。受困者于是向营救人员中的医生描述了各自的身体状况，然后询问医生，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他们是否有可能再活十天。当医生给出否定的回答后，洞内的通讯设备沉寂了。八小时后，通讯恢复，探险者要求再次与医生通话。维特莫尔代表本人以及四位同伴询问，如果吃掉其中一个成员的血肉，能否再活十天。纵然很不情愿，医生还是给予了肯定的答复。维特莫尔又问，通过抓阄决定吃掉他们中的哪一个是否可行。这当然是个医生无法回答的问题。当政府官员和牧师都不愿意回答这一问题时，洞内就没有再传来任何消息。在探险者被困洞穴的第三十二天，营救终获成功。但当营救人员进入洞穴后，人们才得知，就在受困的第二十三天，维特莫尔已经被他的同伴杀掉吃了。根据四位生还者的证词，在他们吃完随身携带的食物后，是维特莫尔首先提议吃掉一位同伴的血肉来保全其他四位，也是维特莫尔首先提议通过抓阄来决定吃掉谁，因为他身上刚好带了一副骰子。四位生还者本来不同意如此残酷的提议，但在探险者们获得外界的信息后，他们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反复讨论了保证抓阄公平性的数学问题，最终选定了一种掷骰子的方法来决定他们的命运。掷骰子的结果把需要牺牲的对象指向维特莫尔，他于是被同伴吃掉了。对于这则案例，我们可以作如下分析，在这里需要讨论的是秩序与正义的问题。在法的价值问题中，不可忽视的价值就是秩序。人类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历史表明，凡是在人类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单位的地方，他们都曾力图阻止出现不可出现不可控制的混乱现象，也曾试图建立某种适于生存的秩序形式。这种要求确立社会生活有序模式的倾向，决不是人来所作的一种人以专断的或“违背自然”的努力。对于法律秩序的维护最好的方法就是遵法、守法。这既包括立法机关依法立法，司法机关依法审判，还包括公民守法。而这里司法机关依据现实存在的法律审判显得极为重要。在一部法律尚未被修改以前，即使现实社会已经感到条文的不适应社会的情况，甚至立法机关已经出台了法律草案，但是在未正式颁布并宣告实施以前，我们仍应该遵守原来现存的法律。这是维护法律的权威与稳定最基本的条件。从这一角度出发，我同意美国法官基恩和特鲁派尼的主张。我们再从另一个被称为法的核心价值的正义入手来分析这个案例：争议有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化无常、随时可成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当我们仔细查看这张脸并试图解开隐藏其背后的秘密时，我们往往会深感迷惑。对于何谓正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是因为正义变化无常，让人捉摸不透。现在这里笔者仅就此案其他主张撤销有罪判决的法官所提出的理由给予反驳。法官福斯特主张推翻初审法院的判决，其理由是根据社会契约理论，自然状态下的人们正是为了在文明社会里的和平共存才成立了政治国家，这一契约也构成了国家法律的强制力基础。但在五位探险者受困于洞穴时，现实的困境决定了他们并非处于“文明社会的状态”，而是处在社会契约论所说的“自然状态”。在这种自然状态下，维特莫尔所提出并经所有人同意的生死协定就构成了他们的社会契约，也是在本案中应该适用的有效法律。但是，笔者在这里要提出疑问，维特莫尔等五位探险者虽然暂时处于被称之为非文明状态的社会中，那不代表着五人的思想也同生活在非文明状态的社会中的人群一样，他们对于价值的判断和选择并不会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也会像处在文明社会中那样去运转，因而不能用五人并非处于“文明社会的状态”，而是处在社会契约论所说的“自然状态”来达成新的契约来规避文明社会中法律的适用。一些禁止杀人的例外。在很久以前有可能被认为是正当的，而在一个当代文明的社会中则会被认为是不可容忍的，杀害老人、遗弃体弱多病或患残疾的孩子、焚烧寡妇都是这方面的例证。如果假想暂时处在非文明社会的状态就可以逃避法律的适用，那是不是谋杀者将被害人骗入原始森林抑或是类似案例中提到的洞穴这样的地方，而将之杀害就可以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呢？另一个问题是，是不是由于维特莫尔提出建议，其他四人在衡量以后选择接受建议，达成所谓的“契约”这一系列行为是自愿的，就可以违背法律的规定呢？在刑法领域是否可以适用契约这种意思自治的内容呢？这个暂且不提，我们来用我们的基本理性来分析一下案例并提出合理的设想，我们设想，即使是五人通过自愿的原则达成了协议，以公平的方式—抓阄确定了将被吃掉的人，但是，如果被选出来的人后悔并违反了协议，他是不是有维护自己生命权的权利？我认为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违反协议在文明社会只会承担违约责任，但是，绝对不会对自己的生命产生威胁。资料三法律的确定性与妥当性——“洞穴奇案”的法理思考——“洞穴奇案”的法理思考洞穴奇案，是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富勒以19世纪发生的两个真实案例为基础而虚构的经典性案例。其简要案情是，纽卡斯国的五名洞穴探险人被困于洞穴之中，并得知无法在短期内获救。为了维生以待救援，五人约定以掷骰子的方式选出一名牺牲者，让另外四人杀后吃掉他的血肉。成员之一的威特莫尔是当初最早提出此一建议的人，掷骰子前却决定撤回同意。但另外四人仍执意掷骰子，并且恰好选中威特莫尔作为牺牲者。获救后，此四人以谋杀罪被起诉。他们该判有罪吗？富勒这桩假想的洞穴里杀人公案，表面看起来是很简单的“杀人就有罪”之判定故事，但从法律、社会、文化、人情、道德的观点去探讨是否“罪有应得”的维度，问题就变得异常复杂起来，就如同他虚构的五位大法官的判决一样，他们各自基于不同的法哲学立场，面对同样的事实，适用相同的法律，则得出截然不同但又颇具说服力的结论。富勒运用这么一个虚拟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