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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措施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全球性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突出表现为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化与聚集。对城市化的内涵,不同学科有各自不同的理解:经济学认为城市化是指不同等级地区的经济结构转换过程,即由农业经济活动向非农业经济活动的转换;地理学则强调城市化是一个地域空间过程,包括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社会学认为城市化意味着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即由乡村生活方式转为城市生活方式等。由此可见,城市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其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城市化给我们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这就要求我们要提高应对城市化挑战的能力,积极稳妥推进中国城市化。就目前来看,我认为中国城市化面临的问题及发展思路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一)城市化水平的区域间差异较大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存在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的区域差异。一方面受到自然和区位条件的显著影响。中国的自然和区位条件存在明显的东、中、西差异,直接影响到人口分布、产业布局以及区域城市化水平,地形和气候条件决定了东部更适合人口居住和产业发展,而海陆位置又决定了东部地区拥有更加良好的外向型经济条件,促进了其工业化的发展,进而加快了这些地区城市化的步伐。另一方面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地区快速工业化的影响,中国城市化水平经历了从“北高南低”(北部地区城市化率高,而南部地区城市化率低)向“东高西低”(东部地区城市化率高,而西部地区城市化率低)的转变。根据2006年的东、中、西部城镇人口比例计算,中国东、中、西部的城市化率分别为:55.0%、40.4%、35.7%。2007年中国城市化率大于50%的省市区(除内蒙古自治区外)都分布在东部或东北,而除福建和海南两省外的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城市化率都超过50%,福建和海南两省的城市化率分别为48.7%和47.2%,也接近50%。改善区域差距,首先要落实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大力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使投资重点西移,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增长重心呈现由沿海向内地移动的趋势,以快速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努力缩小城市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其次,努力促进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经济的转型和升级,使当地产业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进行产业转移与扩散,这样,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在产业上开始形成纵向关联,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梯级差异态势正在形成,并向纵深发展。同时,还要注重改造以政府为主导因素,主要通过行政的力量来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传统城市化模式,倡导以资本为主导因素,由市场来配置资源,通过发展经济,推动城市化进程的新兴模式。(二)城市化水平的城乡差距过大,城乡二元化矛盾尖锐。几十年前,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划出的“农村人”和“城里人”的这个鸿沟已经成了我国农村经济、城镇经济发展的最大的障碍;其次,我国农村人口多、劳动力严重过剩,现有的大城市无力吸收数以亿级的农村人口等多种因素的叠加造成了城乡发展水平的剪刀差,要改变现状:首先,改革户籍管理制度,逐步打破“二元结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体制,由过去实行城乡分隔,限制人口流动逐渐转为放松管制,允许农民进入城市就业,鼓励农民迁入小城镇,积极引导,加强管理,实现人员自由流动。大量人口滞留农村的局面如不尽快扭转,不仅直接制约农民收入的提高、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和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还将长期抑制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所以,我国应尽快逐步改变现有的落后的户籍制度,为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推进包括土地、投资、就业、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户籍制度等在内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创造出比较多的就业机会,大量吸收乡村剩余人口,引导农民进城、促进农村富裕劳动力的转移,加速缩小城乡差异。其次,中国农村的繁荣,必然要通过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来实现,只能以投资少、设施简单的小城镇、小城市起步,确立以积极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方针。切实实行职业转换,即人口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实现非农化;然后实现地域转换,即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进而实现城市化。再次,城镇作为连接城市和农村的中介,在农村地区区域城镇化过程中应注意产业结构的合理发展问题。充分利用本地区的资源,发展适合自己的产业,同时也应注意经济的协调发展。现在很多地区仍存在盲目上项目、造成重复投资的情况;不仅造成了很多浪费,更重要的是贻误了时机,使城镇化现代化过程滞后。由此,作为与农村紧密相连的城镇建设,在其发展过程中应切合本区域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发展模式。比如在一些西部落后地区,因为其经济基础薄弱、资源短缺,开发初期启动相当困难。为迅速提高落后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我们可建立优化的产业发展顺序,即首先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的第三产业,如旅游、商贸等产业,以其促进地区发展资金的原始积累,并沟通外界,为合理引进外部资金和技术打下基础。而后相应发展其他适合本地区的产业和相关工业,由此带动本地区的合理持续健康发展,切忌急于求成。同时,也要重视城镇化中人口素质的提高以及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我们不仅要加快农民进城,变农业人口为非农业人口,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培训就业以及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人口综合素质,使村民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基础教育是影响我国未来综合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教育资源呈不均分布,地区的文化水平低下势必影响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影响到我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因此,我们要切实加强对农村人口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注重对城市化主体人的素质的提高,使城市文化向乡村广泛地扩散和渗透,逐步改变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并提高乡村的对外开放程度,加大城市与乡村的交流,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城乡之间的共同富裕,并最终达到克服社会的二元结构,实现国家整体的共同富裕。(三)不同规模的城市发展的不平衡。中国“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现行城市发展方针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和一系列分割城乡的政策和制度的基础上逐渐演变形成的.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该方针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和不适应性:违背了在城市化的初期和中期大城市的发展速度快于中小城市的世界城市化的普遍规律;不符合中国经济较落后、人多地少、资金短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的现实国情;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没有顺应经济全球化、对外开放、西部大开发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过去“离土不离乡”回避城市化的政策缩影仍影响城市化进程,未能使不同规模城市的多功能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未能达到规模效益最大化。形成了“大城市不大”“中城市不活、小城市不强”“小城镇不优”的现状。面对这一挑战,我们必须正视规模效应,将中国城市的发展视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系统。城市化进程中的规模设计应统筹考虑城市大中小分布的系列谱和不同规模城市的“生态位”,不能人为地强调只能发展城市体系中的某个部分而忽略另一个部分。应当进一步调整全国城市布局,优化城市功能和加强产业转移力度,大城市在城市体系重复发挥了城市的规模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国家城市化战略的核心主力。城市化战略设计中要敢于克服“大城市不大”的现状。放大大城市扩散效应,将其真正塑造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认真规划国家大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第三产业发展,将其塑造成国际级和国家级的人才中心、贸易中心、物流中心、金融中心、技术中心、信息中心、文化中心等,充分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辐射作用、带动作用。中小城市是我国城市体系的中坚力量,其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目标。城市化战略设计中必须要克服“中城市不活、小城市不强”的现状。加大中小城市的建设步伐,重点提升城市建设的质量,尤其要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服务业和社区建设的力度。小城镇建设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等级中的基础力量,是大中城市的触角与延长。城市化战略设计中必须要克服“小城镇不优”的现状。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选择合适的路径,对于乡镇企业比较发达且分布比较集中,城镇密度比较高的地区,鼓励城镇集中合并,选择以中心城镇为中心、卫星城镇分布周围的方式发展小城镇。对于乡镇企业不发达地区,首先大力发展经济、培育实力,为城镇的建设创造条件。对于有大型企业的地区,可以在其周围建立城镇,但一定要注意城镇的区位分布,注意其他配套产业的发展,防止企业风险转化为城镇风险。总之,因势利导,扶持大中城市发展应该成为我国城市化战略的主攻方向,当然,在这个前提下,也应该充分重视小城镇的发展。(四)“准城市化人口”大量存在,城市内部社会二元结构凸现进城外来工的应享受的“国民待遇”难以实现。城市建设创造了大量的建筑业、工业等就业岗位,进城的外来工也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据北京市2003年统计资料显示,进城外来农民工对北京市2003年GDP的贡献率在10%左右。同时,农民通过进城务工就业学到了各项非农就业技能,感受到了城市文化,领略到了市场竞争,提高了综合素质。同样,进城务工也是农民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实际中农民进城打工却受到很多不合理的限制,如:他们的工资、福利、医疗等都得不到保障,劳动环境差,工资待遇低有些小企业拖欠工人工资:外来工子女入学困难对此,首先,创造好的“打工环境”,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政府责无旁贷。无论是从关怀弱势群体、以人为本的要求出发,还是从经济发展的目标出发,政府都应该拿出切实的行动来。尤其是在当前打工者尚没有完全组织起来与强势力量进行博弈时,政府的作用更显得重要。其次,在严格限制政府部门的膨胀,严格约束政府官员的行为的前提下,政府应显著提升城市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努力缩小城市内社会阶层差异大城市里改善投资环境,决不能继续过去只盯着城外投资者的短视做法,而是要善待城里的投资者,更要善待自己的居民、移民和来到城里的农民,把他们的投资热情和意愿发掘出来,把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渠道都开发出来,有力促进城市社会新秩序形成(五)重数量轻质量,出现了“虚高的城市化”现象:首先,体现在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村庄建设步伐加快,村容面貌显著改观。楼房的出现,突破了传统上平坦的村落格局。街道路面的硬化,照明设施的建设,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普及或改善,如电视、电话、电力、供水、交通等,显著缩小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距离,还有一种形式的城市化,也是隐性的,但却是负效应,农村隐性城市化进展加快主要存在于中西部边远地区的农村、山区或牧区,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去城镇打工,学生到附近城镇上学,富裕家庭也迁到生活条件较好的城市居住,从而使得农村人口逐渐减少,村庄不断萎缩,直至消失。在当地,由于农村人口减少,相应的使得城市化水平有所上升。其次,体现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依托资源开发而形成或发展起来的资源型城市,其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会随主体资源的衰减和替代资源的出现而走向衰落对于上述现象,我们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必须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产业优化升级、城市基础设施特别是社会文化设施、城市防灾减灾、城市社会保障等方面为中心,全力促进城市化质量的提升,同时,高度重视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问题,促进城市的转型和更新,实现再城市化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六)生态和城市环境问题依然严峻表现在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生物圈中生物多样性减少;岩石圈耕地面积减少,土壤污染,地面下沉;大气圈空气污染,剧热岛效应;水圈下渗减少,地表径流增多,水质恶化;酸雨泛滥。再者,对原来的地形进行改造,使之趋向平坦或起伏更大(如摩天大楼)容易造成水土流失、滑坡、泥石等地质灾害;强烈改变了下垫面的原有性质,使气温、降水等要素发生变化,使城市产生热岛效应,也影响了日照、风速和风向,形成城市热岛效应,将城市大气污染带到郊区,也将郊区大气污染带到城区,扩大了污染物的污染范围,加快了净化速度;市政建设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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