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金融学与公司财务(1)

在公司决策中，经理人和董事会成员需要识别公司价值最大化过程中的两个主要行为学阻碍，一个在公司内部，另一个在公司外部。行为金融学与公司财务南京经济学院金融系仪垂林河海大学经济学院章仁俊行为决策理论行为金融学对公司的财务实践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基于价值管理的传统的公司财务实践以三个假设为基础：(1)理性行为，(2)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3)效率市场假说(EMH)。行为金融学的支持者们认为心理因素影响了这三个假设。他们认为，心理学现象妨碍决策者理性行事；资产风险溢价并非完全由资产的β决定；市场价值经常偏离基本价值。因此，基于传统理论的经理人的理性行为有可能是非理性的。在讨论行为因素影响决策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行为决策理论。下面的四个决策问题经常被心理学家用于实验来研究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以及它们如何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问题一：假设你面对这样的情形：有75%的概率你会损失7600元，有25%的概率赢得2400元。设想在你知道这场赌博的结果前，你被给予100元，如果你接受了这100元并且在赌博中输了，你的净损失将为7500元；如果你接受100元而赢得了这场赌博，你的净收益将是2500元。那么你会接受还是拒绝这100元？问题二：相比所有与你共事的人而言，你怎样评价自己的驾驶技术：(1)一般以上，(2)一般，(3)一般以下？问题三：假设你面对下面两对同时出现的决策，你会从两对决策中选择哪些？第一对决策：A：投资者会稳赚2400元；B：投资者以25%的概率得10000元，以75%的概率得0。第二对决策：C：投资者会稳亏7500元；D：投资者以75%的概率亏损10000元，以25%的概率亏损0。问题四：设想你被给予了四张卡片平放在你面前的桌子上，在卡片的一面有一个字母，而另一面有一个数字，例如你看到下面四张卡：A，B，2，3AB23假如你被要求去检验下面关于这四张卡片的假设：所有一面是元音字母的卡片，另一面是偶数。假如你被要求去挑选这些卡片，而且只有这些卡片能判断假设是真的，你会去翻开四张中的哪一张去证明该假设？下面来研究这四个问题告诉我们什么。对问题一，所有的人选择接受100元。因此问题一告诉我们，人们宁可选择多的而不选择少的，宁可选择财务上较优越的而不选择较差的。尽管这是毫不奇怪的选择，但是却说明了人的理性选择。当问题二被提供给一群在一起工作的人们时，65～85%的人评价自己高于一般水平。因为仅仅50%的人可以在一般水平以上，所以问题二告诉我们人们一般对自己的驾驶能力过于自信。这被证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当遇到困难和挑战性的工作时，大多数人对自己的能力和知识过于自信。问题三比前两个问题要复杂。大多数人在第一个决策中选择A，而在第一个决策中选择A的人大多数在第二个中选择D。A是风险厌恶的选择，而D不是风险厌恶的选择，投资者在前后的选择发生了不一致，这就是著名的阿莱斯(Allais)悖论。大多数人愿意碰碰运气而不愿意有一个确定的损失。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厌恶损失。ATversky和DKahneman称这种现象为损失厌恶。他们发现一个损失的影响是同样大小收益的2.5倍，这是两人在1979年提出的期盼理论(ProspectTheory)的主要特点之一。当面对一个确定的损失和一个有望终止损失的赌博时，这时大多数人选择赌博。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UtilityTheory)不能回答上述问题。对问题四，大多数人翻开带有A的卡片，一些人翻开了带有2的卡片。而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翻开带A和3的卡片。因为证明假设有效的有效方法是翻开可能证明假设不实的卡片。依次考虑每张卡片的可能反证。假如我们翻开了A的卡片，我们会发现背面有一个偶数或奇数。如果我们看到的是偶数，我们就有了支持原假设的证据；但是如果看到一个奇数，我们知道原假设是错误的。接着，假设我们翻开带有B的卡片，这张卡片不能提供判断原假设正确性的任何证据，因为原假设没有提到卡片上有辅音字母的情形。现在来考虑卡片上带有2的情况。如果我们翻开这张卡片，我们可能看到一个元音字母，这与假设是一致的；也可能会看到一个辅音字母，这与假设无关，因此这张卡片对反证毫无意义。最后假设我们翻开了带有3的卡片。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元音字母，我们知道原假设是错误的，辅音字母对证明原假设正确与否没有什么帮助。因而仅有的两张可用来反证的卡片是A和3。但是，大多数人选择A和2或只选A。为什么人们会翻开A和2呢？因为人们习惯于寻找证实原假设的证据的思维规则。行为决策方面的文献说明人们深受“认知偏见”之苦，即对于证实其观点的证据人们给予了太多的重视，而对于证明其观点不正确的证据重视不够。行为决策方面的文献揭示了人们的以下特点：(1)厌恶损失；(2)对事物的外在现象比较敏感，而外在现象容易导致他们较差的选择；(3)过于自信；(4)易于产生认知偏见。因为人们在现实决策中具有上述特点，所以作为经理人在公司的决策中也经常受其左右。具体说来，在使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有两个关键的行为阻碍，一个在公司内部，一个在公司外部。Hersh.Shefrin称第一个为行为成本，它们是因为经理人的认知缺陷和情感影响而做出错误决策而导致的成本或价值损失，行为成本会损害价值创造。第二个阻碍产生于市场分析师与投资者的行为错误，这些错误可以引起基本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偏离。JHeaton,SGervais以及TOdean在1998年与2001年的相关研究中认为，经理人决策时可能对如何分析分析师与投资者的错误并不十分有把握，从而导致错误的决策。下面我们结合案例对这两方面进行研究。公司内部的行为阻碍目前，在公司价值管理过程中，学术界与经营者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代理成本上，代理人(经理人)的利益与委托人(股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代理成本会上涨。这种鼓励代理人为委托人利益而服务的机制被称为激励兼容。基于价值管理的赞成者强调，有了合理的激励，经理人就会努力使他们所在的公司价值最大化。但行为金融学的支持者们认为，除代理成本外，行为成本可能非常大，不能仅仅集中于鼓励。当然这并不是说激励并不重要，相反，激励非常重要，但是问题在于实行什么样的激励。假如雇员对什么是自己的利益有所曲解，或者他们对采取的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持有错误的观点，那么虽然激励兼容对公司价值最大化有利，但还是远远不够。让我们先分析一下索尼公司的案例。索尼公司由Masaru.Ibuka和Akio.Morita于1946年创建。1957年索尼生产出了第一台袖珍晶体管收音机。几年后，Ibuka和Morita努力工作希望生产出彩色电视机。1961年3月，Ibuka和Morita在纽约参加了一个由电子和电气协会主办的贸易展，在那里，他们在一台电视机屏幕上看到了从未见过的最清晰和明亮的图像。这种彩管被称为Chromatron(是由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EOLawrence为美国军方发明的)，它的拥有者是自动化实验室。Morita从该实验室购买了一项技术许可，来生产一种围绕这种显像管设计的彩电。Ibuka用了两年时间来发展一个商业标准和过程技术。到了1964年9月，Ibuka领导的团队成功地造出了样机，但并没有发展为商业化的生产过程。Ibuka既自信又乐观。他在索尼的展示会上发布了该产品的消息并展示了这款产品，消费者反应强烈。索尼甚至投资了一批新设备来组装Chromatron。Ibuka宣称Chromatron将会是索尼的主打产品。他在装配线上安排了150个人，但生产线每生产1000个产品只有2～3个是可以用的。这种彩电的销售价格是550美元，但生产成本却是价格的2倍多。索尼的领导层对应采取的举措存在严重分歧。Morita想要终止Chromatron项目，然而，Ibuka却拒绝了。索尼继续生产并销售这种彩电，最终销售了13000台，每台的利润为负。1966年9月，索尼的财务经理宣称索尼已到了破产的边缘，直到那时，Ibuka才同意终止这个项目。在索尼的案例中至少有两个行为学因素起了作用——过于自信和损失厌恶。过于自信明显地起了作用，因为Ibuka在工程师设计出较低的生产过程之前就将Chromatron大量投产。损失厌恶也起了作用，因为当损失增多，Ibuka继续该项目的投资并且不愿意接受一个既定的损失，他宁可博一博是否有解决方案。索尼最初的损失都是源于它对Chromatron项目的投资，这是一项沉没成本(sunkcost)。大多数公司财务方面的书提醒我们可以忽略它们。R.Brealey和S.Myers在其2000年出版的著名的《公司财务的基本原则》一书中这样描述到：“忘记沉没成本，沉没成本就像已经倾倒出来的牛奶，他们是过时的和不可逆的。因为沉没成本已经流走，所以它们不能影响是否拒绝或接受一个项目，它们在决策时应被忽略。”尽管很多学者强调应忽略沉没成本，但是公司决策者却经常把其作为相关的事物来看待。在篮球比赛中，教练决定谁上场时，往往把球员工资作为考虑的因素——有时并不考虑高薪球员是否表现得好，实际上，球员工资是一项沉没成本。B.Staw和H.Hoang在1995年以及C.Camererr和R.Weber在1999年对此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球员领的薪水越高，他上场的时间也越多，即使有其他情况，如场上表现、受伤以及训练状态等等。L.May在1988年的研究表明，人们往往对他们认为负有责任的失败投入比成功更多的钱。管理学家E.Conlon发现对失败负有责任的决策者比那些不负有责任的决策者更喜欢回忆过去的决策，这意味着他们会寻找证据来证明他们先前的决策是合理的。这可被看作是“认知偏见”，这与上面讨论的问题四相关。Conlon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是沉没成本的大小不会改变经理人回顾过去和提高花费的倾向，但是导致失败的决策往往受这两个方面的影响。Conlon这样描述到：有多少钱被涉及并不重要，但决策错误的可见性却非常重要。如果你被看作是一个高度可见错误决策的主要发动者和引导者，你会更易于回顾过去和在决策中变得不够理性。代理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因为激励体制没有使经理人和股东的利益很好地结合，他们往往会做出较差的经营决策。在这方面，行为学因素影响与代理成本是类似的。行为学因素导致了Ibuka的行动，而这损害了其他股东的利益。在索尼的案例中，Ibuka是公司的创立者和大股东，但即使作为大股东也没有使他避免在行使经理职责时过于自信和厌恶损失。行为学因素在决策中能使其他影响因素扩大。毫无疑问，激励非常重要，但是索尼的案例告诉我们，激励并不能必然克服行为学因素在决策中的影响。另外在现代公司决策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群体行为问题：群体行为到底是缓和还是扩大了个人倾向的认知错误？E.Russo和P.Schoemaker在1989年的研究中发现，群体行为经常扩大个体错误，这对于公司经理人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发现。大多数的公司决策是在群体环境下所做的。G.White1993年关于项目终止决策的群体扩大影响的研究提供了针对个体决策者和群体决策者的两项描述。现在有两个项目，项目的未来期望并不十分诱人，一个项目描述了沉没成本，另一个则没有。试验表明，当没有描述沉没成本时，有29.9%的个人决策者接受这个项目，而当描述沉没成本时；有69%的个人决策者接受这个项目。在群体决策中发生的事也很有趣。当没有描述沉没成本时，有26%的群体接受这个项目；但是当描述沉没成本时，有86%的群体接受这个项目。这项研究表明，在群体决策中行为学错误确实被扩大了。行为学因素在公司财务中还有其他运用。例如，过于自信的执行官可能低估拖欠的可能性，结果选择了一个债务负担过重的资本结构。这在我国巨人集团的案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的史玉柱显然被外界的因素所左右，而且其过于自信，因此在建造巨人大厦的过程中一错再错，楼层一高再高，最终导致巨人集团轰然倒塌。公司外部的行为阻碍再来看公司价值创造过程中外部的行为阻碍。行为金融学的支持者认为风险并不能根据CAPM来定价，市场价值经常偏离基本价值。实际上，这一点在公司价值管理的有关文献中也有论述，J.Martin和J.Petty以及S.Y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