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制度原因分析及现实思考

1金融危机的制度原因分析及现实思考孙启明王艳龙摘要：关于本次金融危机成因的观点众说纷纭，如经济失衡、放松监管、金融创新、利率政策失误、信托责任、道德缺失等等。本文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对各种观点分别对做出分析和诠释。最后指出本次金融危机的深层度制原因是：在资本为王的社会制度下，在虚拟经济控制实体经济的条件下，世界货币充当者—美元的主权发行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货币使用者各国经济增长长期失衡而无能为力的货币制度或货币体系造成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美国操纵虚拟资本掠夺实体资本造成的，即高端资本剥夺全世界的低端劳动和资源造成的。当然，在短期内不能改变和颠覆这种制度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是寻求渐进式的改良办法，韬光养晦地潜心发展自己，伺机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关键词：金融危机制度原因现实思考1929-1933年的大危机到来之前，人们还习惯于从制度层面寻找危机爆发的原因，自从凯恩斯主义挽救了资本主义之后。人们似乎只愿意从政府管理的层面来看待资本主义经济了。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连政府管理也渐渐被淡出，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与学术领域逐渐显现出它的影响力。一个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中心的基本价值理念，以及与经济自由主义互为因果的“小政府主义”开始形成。这次金融危机的诸多原因分析中，似乎危机出现的频率和强度和政府的宏观管理有着极强的负相关这一结论被证实后，危机出现的深层制度原因就不复存在了。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才想试图说明；任何一种危机的发生制度是深层的基本的原因，宏观管理理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原因，而其它的只是表层的、次生的原因。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金融危机的历史回顾资本主义无法消除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因而经济危机周期性地爆发。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来，随后发生危机的年份是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和1900年。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以及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时期，差不多每隔十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这样的经济危机。进入20世纪,在1900年危机之后,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又发生了1907年、1914年、1921年、1929～1933年、1937～1938年的经济危机，差不多每隔七八年就发生一次危机。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周期发生了变化，在这一时期中美国经济确实在创造着奇迹，二战前那种频繁的七、八年来一次的经济危机不见了，代之以小的不规则的经济波动，仅以美国的8次经济危机为例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危机被政府管理熨平或者说被改变的痕迹：从1948～1949的危机到1953～1954年的危机相隔5年；再1957～1958年的危机相隔4年；再到1960～1961年的危机相隔3年；再到1969～1970的危机相隔9年；再到1973～1975年的危机相隔4年；再到1980～1982年的危机相隔7年。这些改变已经足以搅乱了那些长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们的思维，然而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美国的经济从1982～2008（即美国次贷危机）有近30年的良好增长，几乎没有经济危机，使人们惊呼美国经济的奇迹，一时间“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后工业化时代”到来了的誉美之词充斥媒体，大有资本主义空前辉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世长辞了的氛围，直到2008年这次不期而至的金融危机如海啸般袭来后，人们才如梦方醒，恍然大悟中感到原来由深层制度原因决定的经济危机这条蛟龙并没有被制服，只是被多次打压，并披上了虚拟的次贷外衣，在长期蜇伏后的必然强劲崛起而已。经过冷静的思考，人们很快发现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危机并没有被熨平或者消失，而是以其变种金融危机的形式频繁地发生。据Lindgren、Gareia和Seal(1996)的统计，自1988年到1996年16年间，共有133个成员国发生过银行部门的金融危机，这足以看出现代资本主义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因而Honohan(1996)激烈地认为，20世纪后20多年发生的金融危机的频度和规模，是“史2无前例的”。从1929年到197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这段时间发生典型的金融危机就有1929年美国的金融危机，1931年欧洲的金融危机，1950年和1974年世界的金融危机等。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到如今，发生的金融危机的频率明显加快，如1979年发生了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以后陆续发生金融危机的年份如下:1982（美国），1990（日本），1992（英国），1995（墨西哥），1997（亚洲），1998（俄罗斯），2000（阿根廷、委内瑞拉），2007（美国），2008（越南）。从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时期发生金融危机的平均时间间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布雷顿森林解体(1929一1975)共44年，有4次危机，平均11.5年一次；从布雷顿森林解体到现在(1975一2008)，33年共发生金融危机l0次，其平均时间间隔是3.3年。而1990年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以来(2008一1990)，这个18年金融危机发生的时间间隔则更短，平均为2.25年。随着全球经济的进一步融合，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将进一步加快，而且现代金融危机的发生地点由主要发达地区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转移的趋势十分明显1。二、关于的金融危机发生原因各种解释的分析长于计量与模型分析的西方经济学者难以跳出本身制度的局限，只能从非制度的角度来分析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对于较早一点的货币危机，例如20世纪70、80年代的所谓的“拉美型”货币危机、1973-1982的墨西哥危机和1978-1981的阿根廷危机，这些学者的解释虽然不是制度性的，但还是贴近实体经济的，他们强调经济基本面和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对金融面的影响，将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经济过热、结构失衡等实质因素，经济基本因素决定了货币对外价值是否稳定，也决定了货币危机是否会爆发、何时爆发及影响力与渗透面。认为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存在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冲突，外部失衡积累的结果将持续消耗政府外汇储备，最终可能导致固定汇率制度崩溃。即一国经济政策目标的内在不一致和经济基本面的恶化是引发危机的根本原因，政府预算赤字则为危机之源Krugman(1979)、Salant和Henderson(1978)。他们提出的通常称为KFG模型[1][2]。描述了在固定汇率制下因国家干预经济运行而形成财政赤字而引发物价上升、实际汇率上升，从而由投机冲击而最终爆发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这一解释被经济学界称为第一代金融危机模型。而对于1992-1993欧洲货币危机和1994-1995墨西哥比索危机，Obstfeld(1994,1996)，Drazen和Masson(1994,1998)，Sachs,Tornell和Velasco(1996)等为代表的学者则远离了更贴近制度层面的实体经济，更加注重强调行为主体的主观心理因素，认为人们会预期政府是否会坚决的捍卫固定汇率制从而做出理性的选择，描述了金融危机在政府政策合理和经济状况良好背景下的起源和传导机制，被称为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或理论[3][4]。该模型假定政府是主动的行为主体，在其政策目标函数之间寻求最大化组合，在保卫固定汇率制的原因和放弃固定汇率制的后果之间权衡得失，相机抉择，当坚持固定汇率的预期收益小于为其支付的代价时，可以做出放弃固定汇率制度的决定，而不是一味地坚持固定汇率直到储备耗尽。第二代危机模型理想化地认为，政策和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导致不同行为主体的多种行为选择，导致经济中存在多重均衡点，即使经济基础没有意外的干扰因素并发生太大波动，经济也有可能从一个平衡点转移到另一个平衡点。如果投资者的情绪和预期发生了变化，就会产生盲从行为和羊群效应，最终引发金融危机，这种被称“多重均衡危机模型”的理论从行为主体的主观心理出发，强调投资者的情绪和预期变化与否和是否产生盲从的羊群效应来判定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则显得更加表面化和主观化了，离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好像越来越远了。第三代金融危机模型及理论是在第一代、第二代模型的基础上，重点研究资本流动和货币危机、资本市场发生危机的微观机制、危机爆发的时间、强度、危机的预警体系以及防范等方面的许多模型的统称。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主要有道德风险模型、银行恐慌资本项目危机模型、证券投资资本项目危机模型和羊群效应模型等。货币危机的道德风险模型主要体1曹雄飞《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金融危机生成机制研究》硕士论文，2008年月11月。3现在Akerlof和Romer(1993)、Krugman(1998)、Corsetti,Pesenti和Roubini(1999)的一系列文章中，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银行过度风险投资继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他们认为，由于政府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或显性担保以及监管的不力，使得金融机构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金融机构往往倾向于投资高风险领域，导致资产泡沫化，资产泡沫化破灭时诱发货币危机，如此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的伴生以及相互加强、交织，加剧危机演化进程并恶化演化的性质[5][6]。银行恐慌资本项目危机模型是由Diamond和DiybvigC(1993)提出，Radele和Sachs(1998)以及Chang和Velasco(2001)加以发展，对亚洲危机现实进行解释的金融恐慌模型，强调金融恐慌等预期心理因素导致银行业的流动性危机，而政府与国际金融机构的不适当政策将银行业的流动性危机促成为清偿性(Insolvent)危机，导致货币与金融危机[7][8][9]。“羊群效应”一方面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存在学习与模仿现象，从而导致他们在某段时期内做出相同的投资行为；另一方面是指如果因为某个传言或是某项突发事件，而引起一些人抽走资金，就有可能产生恐慌性的羊群行为，而发生银行挤兑，股市、汇市狂跌，从而爆发货币危机。第三代危机模型不可谓不全面，不可谓不细致，不能不说对1994墨西哥货币危机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提供了更全面的解释。但是，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假如我们加强了预警和管理，加强了道德风险的防范，那么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源就可以消除吗？如果不能，那么我们还要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对于历次及本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总结的最多的莫过于“管理说”了。持这观点的人把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的责任一股脑地推给了经济的自由主义学派和新自由主义学派。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1935年的一次演说中指出，1930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正是由于无规则的“自由”导致的市场崩溃所致。[11]由此美国开始了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时代，也确实改变了资本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周期。国内外众多学者都把这次危机发生的原因归绺为以自由为核心的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的漏洞和监管手段的不足使金融体系的风险逐步积累。克鲁格曼（2009）认为，“这场危机的主要诱因，并不是被放松监管的机构冒了新风险，带来了问题，而是从未受过监管的机构冒了很大风险。”“当影子银行系统（那些作为非银行运营的金融机构与融资安排）不断扩张，当其重要性赶上甚至超过传统银行的时候，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本应意识到，我们的行为正在使当年诱发“大萧条”的金融脆弱局面重新出现。他们本应采取对策，扩大监管和金融风险防范网，以覆盖这些新金融机构。大人物们本应宣布一项简明的规则：任何像银行一样经营的机构，任何在危机爆发时需要得到像银行一样救助的机构，都必须被当成银行来监管”。“但是这个警告被忽视了，当局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扩大监管，所以美国金融体系与整个经济遭遇危机的风险越来越大，而这些风险却被置之不理，于是，危机爆发了。”[12]美国政府和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都认为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要归绺于华尔街的银行家们缺乏起码的信托责任，毫无节制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包装垃圾债券，利用高杠杆化进行敛财。也有学者认为是新自由主义抛弃了传统经济学的政治因素，对所有领域的国家权力持不信任感，从而把政府规制限于最小的范围内造成的这次危机。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推进下，美国贸易型的财富积累体系开始向资本自由型的财富积累体系转换，这是资本积累方式的根本改变，“经济金融化”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