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忆与历史真实

历史回忆与历史真实您正在浏览的名著赏析论文是历史回忆与历史真实一、“九·一八”的不抵抗问题“九·一八”事变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遭遇的重大考验，他在事变中采取的不抵抗政策则是其20世纪30年代前期倍受国人诟病的缘由。张在自述中澄清了所谓蒋介石有过不抵抗指示的传言（这并不意味着蒋当时的思路和张有本质的差异，也不能开脱蒋介石作为政府领导人应承担的责任），明确表示蒋介石当时对东北不拥有决策的能力，这是自述很有价值的部分，印证了包括新公开的蒋中正特藏档案在内的有关记载。在表示要由个人承当不抵抗责任同时，张强调，他之所以实行不抵抗政策，关键在于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标判断有误，没有意识到日本攘夺整个东北的野心，主观上希望息事宁人，结果导致大局的失误。张的这一说法为《张》书作者所接受，并作了反复论证。不能简单说张学良的这种说法是避重就轻，当时张的不抵抗政策确实和判断上的失误有关，但是，如果仅仅用判断失误来解释，又不足以让人信服。事变爆发前后，张学良有一系列关于不抵抗的指示，1931年7月6日，他电示东北政务委员会，告诫：“此时若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中村事件发生后，他致电留守东北的军政长官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事变爆发当晚，又明确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3]19日、20日，张两次对舆论表态：“东北军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电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4]坦言：“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又下令收缴枪械，不得作报复行动。”[5]22日，在日军侵略行动向东北全境扩展时，他仍指示所部“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期保全”。[6]由以上张一系列表态看，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并不是毫无所觉，不抵抗的原因主要是基于抵抗必败的判断，是一种自觉的行动。如果说“九·一八”当时还存在息事宁人的可能的话，在日本已经占领东北广大地区并向锦州发动进攻时，依然执行消极抵抗政策就更难以自圆其说了。锦州是中国在东北的最后象征性政权所在地，日本进攻锦州是其囊括东北的最后一战，同时也是张学良表明抵抗态度的最后机会，此时已经根本不存在对日本在东北行动目的的判断问题。但是，面对全国舆论一致的抵抗要求和国民政府的抵抗表态，张学良仍屡屡以饷械为由加以推脱，以致锦州只是作了一点象征性抵抗后即迅告放弃。其实，当时张学良控制的华北地方政权拥有基本独立的财政支配权，在国民政府已经在财政上加以支持的情况下，一味强调缺钱缺枪实在不足以服人。倒是他自己当时给吴稚晖的一封信很能说明问题。1931年12月30日，锦州被放弃次日，张在致吴函中说道：“国家之情势如此，国家之实力又如此，胡敢再以救国之故而重其误。”[7]所谓“重其误”，是指他前一年在中原大战中入关助蒋，以致东北实力空虚，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言下之意，此时再集中兵力守锦可能重蹈“九·一八”覆辙，使日本人在华北生事。所以，他在致国民政府电报中明确谈到：“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8]明显将华北安危的考虑放到东北之上。循着上述两函电透露的思路，其实可以发现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一些症结。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拥兵入关，最重要的后果是造成了蒋、张的势力分配，张学良取代冯玉祥、阎锡山获得对华北广大地区的控制权，这使张在面对日本时，政治判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东北不再是其唯一可以依靠的基地，与其把华北精兵强将投入毫无希望的东北对日作战中，不如保守华北的既得利益，这是张致国民政府电及致吴函中隐约透露出的信息，揆诸当时的政治格局，这一判断对张学良乃至对日本人其实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是这显然不是判断失误的问题，而是政治上的瞻前顾后。当然，张学良当时做出这样的选择，确也有其不得已的一面，正像他在事变后一再强调的，“欲抵制日本，则中国必统一”[9]，其潜台词即是，东北的责任应由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府负起，而当时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府还只是张皮，无论其地位、实力、意愿，都承担不了在东北作战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要张独任巨艰，确实也有点勉为其难。所以张学良当时曾感慨系之：“现在须将国内先统一，外侮自然减退”。[9]事实上，张学良如果要为自己辩护或者想为自己辩护的话，强调这一点也许远比强调判断上的失误更有说服力。无论如何，不抵抗造成的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张学良说他当时对日本判断出现了问题，其实，当时发动事变的日本军人何尝又对张学良的反应有多少把握。张学良意外于日本军人的狂妄野心，日本军人或许也意外于东北的不抵抗，历史的进程本来就是合力的结果，一方力量的消失当然就意味着另一方力量的伸展。从这一意义上说，蒋介石解释1928年济南事变时为何留1个团守济一段话其实很值得张学良参考：“要表示不屈服的革命精神，并且表示济南是日本兵力强占的，而不是中国自己放弃的。”[10]抵抗不一定有成算，但不抵抗则万万不会有希望，何况其所激起对方贪欲的危害，往往更远远大于不抵抗本身。所以，或许当时张学良对日本的判断不一定是失误，失误的是他的行动，这也是为什么历史记载看中的往往是当事者的行动而不是其判断的缘由。因为在这些判断里面，包含着太多我们不可知的境域。二、1933年张学良辞职问题1933年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哗然，蒋介石北上会晤张学良，决定张学良辞职，这是张学良一生中的又一件大事。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这一事件对张未必不是好事，他振作精神、洗心革面正是由此开始，但对当事者而言，这肯定不是件让人愉快的事。因此张自述中说这是蒋处心积虑要夺他的兵权就很可以理解，而《张》书本着尊重传主的态度对这一说法也予以肯定。不过书中紧接着又提到，第2年张归国后，蒋将军队又交还张氏。由于书中未对蒋这一做法的背景、动机、目的做出交待，多少让人感到前后的说法有点不合逻辑。也有研究者曾经提到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借重张的声威，但和10几万军队相比，被迫辞职的张学良当时可以提供的资源似乎未必那么充足。深入观察一下热河问题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开始觊觎紧邻东北的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原属东北军系统，此时归张学良为首的北平绥靖公署管辖，于公于私，张对热河安危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汤玉麟面对日本压力和诱引，首鼠两端，公开表示：“如果日本人真有一天来进攻，我只有后退……，‘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有这么多的军队不能抵抗，我怎好抵抗呢？”[11]热河居于屏障华北的地理要冲，汤玉麟的态度严重威胁到华北地区的安全。鉴于此，1932年，蒋介石连电张学良，要其迅速出兵，直接接管热河，指其为“以后治乱关键”[12](559)。但张对触动汤玉麟这一东北系老人不无顾虑，更担心此举会触动日军，危及平津，未如计采取行动，对此，蒋深为遗憾，在日记中责张“不足与共事”[12](561)。而行政院长汪精卫态度更是激烈，8月份发出鱼电，公开指责张学良在居实力、地利之便情况下，“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要张“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13]同时其本人也立即请辞。汪精卫态度如此激烈，和他直接处身与张交涉第一线有关，张的一些要求令他不胜其烦。当然，这其中或许还夹杂着小小的或公或私的怨怼。汪的亲信陈公博回忆，6月间，汪精卫与宋子文曾专程赴平与张学良商议对热问题，“而张汉卿只和汪先生见过一次面……他若装病不出门也罢了，而他夜里偏和宋子文划船游北海。”[14]汪的鱼电发表后，全国大哗，政府首脑和封疆大吏在基本不涉及权益之争情况下，闹出辞职风波，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首次，颇有点责任政治的味道。最终蒋介石由于担心“激成北方将领之怨愤”[15]，在汪、张之间还是选择了张学良，汪精卫称病住院、上山、离国，而张学良则由蒋介石移花接木，卸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转任新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副委员长，代蒋任委员长。这一结果，汪精卫虽然去职，却博得了一定的政治声名；张学良实力未损，但“九·一八”以来遭受的舆论压力却更沉重；而出兵热河的国家安危大计，则在张、汪的吵吵嚷嚷和蒋的捣浆糊中无疾而终。1932年底，日寇图热日急，蒋介石密备部队准备北上，同时致电张学良：“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12](563)但张学良对中央军北开还有抵触，担心影响到其对华北统治，而蒋对张这一态度似乎也心知肚明，在做出高姿态后，即以张的态度顺坡下驴，热河防御仍然是糊里糊涂。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占领临榆县城，热河危在旦夕。张学良见势不妙，一面紧急向热河增兵，一面请中央军北上增援。此时，蒋介石却又开始拿腔作调，他对张学良前次不欲中央军北上的表态耿耿于怀，致电张学良表示：“中央部队如北上为预备队恐友军多虑……故未开战以前，中央军不如缓上。”[12](599)大敌当前，蒋、张却斤斤计较得失，予日军以可乘之机。2月下旬，日军向热河发动进攻，由于准备不周，军无斗志，中国在该地区10多万大军很快全线崩溃，素有天险之称的热河10天之内即沦于敌手。对这样的惨败，南京政府不能不有所交待，作为华北军事实际负责者，张学良自己也知道难辞其咎。3月6日，张学良致电国民政府引咎辞职，9日，蒋介石抵保定晤张，同意张辞职。热河事件，南京政府固然有其领导责任，蒋介石个人责任也可以追索，但既有汪精卫之鱼电，又有蒋的种种表态于前，在当时南京对华北军事没有实际控制权的情况下，究竟不能让其负主要责任。因此，如研究者所说：“热河不过旬日即告失陷，张学良作为华北军事实际负责者，事先无应变之方，事发后又优柔寡断，以致一败再败，丧师失地，自有无可推卸的责任。”[16]其下野实属顺理成章。把张学良说成是事件的受害者，是替罪羊，甚而是蒋介石蓄意布置的阴谋的牺牲品，和当时的历史事实究竟隔得远了一些，历史不能因人而写。三、“西安事变”问题“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一生最辉煌的一页，也是他得享盛誉的根本原因，作为以其自述为基础写成的一本传记，有理由期望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新的东西，澄清事变中的一些疑团。但是，《张》书并未能满足这一要求，其关于事变的描述还停留在早年的研究成果及一些回忆录，没有对近年出现的新资料、新成果做出回应。试举两例：其一：“西安事变”后期，在放蒋问题上，以往多认为是张学良的个人意见，《张》书采纳这一说法并使用了有关回忆。但根据近年公开的资料看，中共方面、杨虎城对放蒋其实早有预闻。1936年12月23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提到：“放蒋回京，我认为是可以的。张、杨都急望此事速成。”[17]这里透露出的杨虎城以及周恩来的态度否定了不少回忆文章与此相径庭却栩栩如生的说法，至于后来因在放蒋条件上出现不同意见导致放蒋时间上的一些分歧，不足以解释所谓张在释蒋后杨、周的莫名惊诧。其二，根据传统也是本书采用的说法，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在“西安事变”前曾经有一段相当密切的时期，只是由于张、蒋在对日问题上的冲突导致了双方的决裂，根据是1934年张学良回国后，有很多拥蒋的表示。其实，这是低估了张学良的政治能力。张学良甫回国内，在与胡汉民代表密谈时就表示：“已下决心为将来北方之主动，目前则仍与汪蒋敷衍，免其猜忌。”[18]所谓以“一个领袖”拥蒋，甚至为蒋介石立铜像之类，其实大抵不出“敷衍”范围。正因此，张学良和国内各地方实力派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接触。热河失守前后，张在致蒋介石政治对手胡汉民函中就谈到，“九·一八”“负最终之责任者当别有人在”[18]，暗示东北沦陷的责任应由蒋承担。30年代曾参与反蒋各方密谋的徐永昌，在日记中数次留下张学良参加活动的记载。1935年6月，两广方面代表携陈济棠书信，策划请蒋下野，称：“张汉卿早已同情”。[19](271)刘定五则告诉阎锡山：“今日一通电报蒋即下野，张汉卿已与西南同意，至时电蒋同引罪下野，再由西南政会留张逐蒋。”[19](296)可见此时张对蒋已大有貌合神离之态。这些，蒋当然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