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盘错误的日本认识

全盘错误的日本认识在两岸三地今天，一般对日本的认识，通常是在所谓的“日本人论”与全盘西化论的笼罩之下，但这两种论述都是破洞百出，全盘西化论尤其荒诞不经，甚至夸张点说是中国独有土法炼钢的“知识”而已。所谓“日本人论”是以国民性或民族性来理解日本的思想与文化，而且假设国民性是本质与先验的，而非随着历史时间而变动不居。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1946年出版的《菊与刀》，虽然曾经风行一时，但今天在欧美学术界的日本研究专业里，完全过时，已经弃之如敝屣，通常就是列在“日本人论”（Nihonjin-ron）或“日本特殊论”（JapaneseUniqueness）之内的参考文献而已，聊供批判，没人会天真地以此来认识日本。有趣的是，中文世界绝大多数的作者与读者，却是依旧乐此不疲，与日本不少右派人士如安倍晋三同声共气。然而，很少中文读者知道《日本人论》在日本渊源于江户时代的国学派；而国学派强烈反对当时主宰日本的儒学与中国文化，所以，建构一个原始的、神秘的日本，强调声音（やまとことば/大和言叶）先于汉字(这其实就是简体字与汉字罗马拼音化的雏形理论)，心情高于义理，“和意”优于“汉意”的文化与文学论述。因此，“日本人论”的原型就是反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许，两岸三地的作者读者喜爱“日本人论”，可能是心里无意识地爱上“日本人论”中潜在的反中国底流，这同时与辛亥革命以来，在中国蔚为主流，已成正统思想的反中国传统主义高度合拍。全盘西化只是中国制造的山寨日本史与此息息相关，则是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唾弃传统，进行全盘西化，脱亚入欧，建设了现代民族/国民国家。这样的认识，虽带有批判日本后来侵略中国与亚洲各国的意味，值得嘉许，但主要还是赞扬日本勇于西化，勇于摆脱传统的约束，成功地蜕变为现代国家，言外之意，是值得中国效仿日本的全盘西化。但这样的认识除了很接地气以外，更是迎合现代中国反传统思想的口味，说穿了，就是大错特错而已。在欧美的日本研究专业，在日本学术界没有这种认识。再夸张地说一次，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认识只是中国制造的山寨日本史。在此，就暂举一例示范，其他留待他日，有机会再一一点破，现在就谈谈已经喧腾于众口的“脱亚入欧”。首先，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的日本，到底可不可以从全盘西化与脱亚入欧来理解。其次，脱亚入欧是不是战前日本明确声称的国家政策与战略。脱亚入欧一词，据说来自日本西化急先锋启蒙大师——福泽谕吉，但其实这一四个汉字的词，出现在明治十八年（1885）3月16日福泽谕吉创办的《时事新报》社论里。不过，这篇社论并没有署名，所以，现在日本学术界对于谁是作者仍有疑义。但最关键的是，根据平山洋的研究，这篇社论在发表后并没有引起反响，直到昭和八年（1933），收录在石河干明编的《续福泽全集》里，有长达48年，无人提及。之后，经过18年，在昭和二十六年（1951）才又有历史学家远山茂树在一篇论文中提起。请稍微试想一下，一篇名不见经传，作者阙名，无人提及的社论，怎会是日本战前的国家政策与策略呢？怎会是日本社会自觉的文化取向？这最多只能是后来学者个人对战前日本的历史诠释而已。以上所说，不用看专业学术论文，故意全部取自日文维基百科全书的脱亚论一条，这条写得非常详尽，方便读者自己看看。由此可见一般中文作者读者的认识与日本的常识相差有多远，简直就是天南地北了。2001年我在东京三田的庆应大学就已经听了一场讲座，将脱亚入欧的来龙去脉交代得一清二楚，头头是道，而且开玩笑地说，《时事新报》社论的脱亚入欧说法，不外是想借着危言耸听，提升报纸销售量（用现在互联网的语言就是标题党拼点击率嘛），可是效果不彰，正是与日本政界以及社会主流想法背道而驰的结果。全盘西化只是中国制造的山寨日本史日本自发的现代化那么，在欧美日本研究专业与日本学术界是如何理解从明治维新开始的日本现代史呢？当然不是说明治维新以来没有西化，没有与英国结盟，没有侵略亚洲，而是对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之间，更落实地考察从江户日本到明治日本到底有何关联，连续抑或断裂，更细腻地审视日本的现代化与日本传统关系为何，而不是鲁莽灭裂，一刀两断的处理，因为这不但不符合日本史实，亦非学者该有的研究态度。就先从影响日本战后学术界巨大，引领日本政治学学界，原东京大学法学院东亚政治思想史讲座教授、自由主义大师丸山真男的诠释说起。丸山从日本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推出日本自发现代化的说法，更是影响战后美国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与欧美的日本研究，甚至连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里的英国剑桥学派三大师之一约翰·邓恩（JohnDunn）与我聊天时，都坦诚受到丸山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启发。其实，丸山的日本自发现代化说法，在哈佛学派费正清还没提出“冲击与反应”的说法时，就已经扬弃了这种西方中心论的架构，另起炉灶，提出日本/东亚中心论，早于孔飞力等人以中国中心论克服“冲击与回应”的架构，最少三四十年！丸山在二战期间分别在1940年、1941年与1943年刊登的三篇论文，在1952年勒为一册，出版题名为《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注1）一书。丸山真男提出日本走向现代化，可以上溯到江户儒者荻生徂徕（1666—1728）对朱子学的解构，促成政治与道德二分，代表现代化的“作为”思维兴起，对抗中古的“自然”思想，形成日本自发的现代思维。然而，18世纪末，德川幕府推动所谓宽政异学之禁（1790），使得“自然”思维的朱子学再度君临日本。之后，由所谓的后期水户学，以本导论上篇提到会泽正志斋《新论》为代表的“自然”思维，再经由开启倒幕活动长洲藩尊王攘夷的吉田松阴，严重扭曲腐蚀日本的现代思维，正是日本后来走上军国主义的根源。在丸山的诠释里，他批判朱子学，但肯定以荻生徂徕为首的古学派儒学，所以，在此可以看到他对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日本的诠释——两种儒学思维样式的持续格斗，日本的现代化既是自发于江户时期，亦是后来走入歧途的原因，明治时期的现代化可说是徂徕学的延续与转型，明治时期的反动势力就是朱子学影响下后期水户学的变型与走调。从丸山的历史诠释，无论如何，便知道在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不但传统与现代没有断裂，儒学亦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亦为战前日本现代国家的核心，因此，根本没有所谓的全盘西化。此前，在日本多所名校教过书，主要在东北大学任教，该校至今仍是研究日本思想史的重镇，亦曾经来过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当客座教授的源了圆，在1972年出版的《德川合理思想的系谱》（注2）一书中，以合理思想来掌握江户朱子学的某些性质。据他分析，江户朱子学，从林罗山开始，便不是走“理先气后”的思路，而是“气之理”，因此有浓厚经验主义的合理思想，并将此合理性与现代性中的理性化连接上，书写江户时期合理思想的发展与流变，以此挑战丸山真男对朱子学的恶评。尽管如此，这并非试图推翻丸山的日本现代化自发说，而是以经验主义的合理思想/理性化补充丸山的现代化构图，部分修正丸山对朱子的诠释，丰富了我们对江户思想史的认知。全盘西化只是中国制造的山寨日本史近来，更有两位日本学者小仓纪藏与田中秀树，再度试图挑战丸山对日本江户明治政治思想史的诠释，主要仍是在对朱子学的解释与评价。京都大学教授小仓纪藏在其书《朱子学化的近代日本》（注3）中，他主张日本真正的朱子学化，不是在江户时期，而是到了明治时期，日本社会才可说是朱子学化。他的诠释主要是在认定朱子学的核心是在建立一个有道德主体的人，可是他认为在江户日本，绝大多数的人并没有主体性，而是活在日本式的网络（network）社会。这个网络社会，有三个特色：“我的非中心性”、“我的散在性”以及“我的非人间（人类）性”。在这样的网络社会，据他而言，无法拥有现代的主体性，因此，不能出现现代的个人。反而是到了明治时期，一方面由倡导一君万民的朱子学学者，另一方面由主张自由民权者实际上试图塑造爱国主义的现代国民（并非真正反对儒学），再从各方面打破江户时代封建体制的网络社会，才终于建立真正现代个人的主体性。另一位学者，田中秀树2015年出版他在京都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书名为《朱子学的时代：治者的“主体”形成的思想》（注4），在此书，他继承丸山真男、源了圆对中日朱子学的比较，一样得出相当雷同的结论：日本江户时期后期朱子学的发展，已经具有现代政治的特质，为日后的政治改革已经铺好路；中国则否，中国无法或没有自发启动现代化。田中先研究朱子的政治思想，以朱子的君主论为中心，发现朱子将君主视为“心”，将百官视为“身体”，形成朱子的国家有机体说，与当时宋代富弼与司马光好用君为元首，百官为股肱的国家有机体说，略有不同。在富弼与司马光的类比是主张君臣共治，朱子虽然亦有此意，但朱子同时更强调作为心的君，乃是主宰身体，因此需要诚意正心。但这里的诚意正心不能理解为对君主权力的限制，而是对君主德行的要求。这个要求亦是政治性的要求，并非单纯的个人道德修养，因为君主诚意正心，作为“心”的君主，才能有效指挥作为“身体”的百官，这要求是要君主充分扮演国家有机论中“心”的角色。如此一来，国家才会有“纪纲”。在此，田中的说法，明确质疑丸山真男将朱子的政治思想视为“个人道德与政治的连续”，因为，朱子要求君主诚意正心的前提，是他的君主为心的国家有机体说，并非单纯认为个人道德能达成治国平天下。同时，正因为如此，他也反对余英时主张朱子的君主观已经是虚君元首，因为，朱子的君主观是在国家有机论中，心乃宰制身体，并非虚位。尽管如此，田中承认朱子君主观是有双义性，于是在书中后半部，试图论证朱子双重君主观在中日两国的流变，既可以是前现代的专制君主，如同清代中国；亦可以是容易走向议会制度的君臣共治，见于江户日本。田中对朱子政治思想的中日比较分析，可说是极具启发，非常鞭辟入里。他接着以尾张藩（今名古屋）朱子学学者石川香山（1736—1810）的《陆宣公全集释义》与张佩芳（1732—1793）《唐陆宣公翰苑集注》为主，比较在18世纪末中日两国，对唐代名相陆贽（754—805）奏议集《陆宣公奏议》的诠释。他发现两者在注释，表面上非常相似，都是善用考证学，旁征博引解释字句，虽然，石川香山注释更加详细。不过，最大的差别在从张佩芳的注释，完全看不到对时局的“紧迫感”，不像石川香山在书中整体透露对“时势的危机意识”，更因此而展示政治改革的意志以及呈现“关于国家统治的主体意识”——亦即范仲淹的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简单说，就是石川香山的注释继承宋代君臣共治的理念，进一步发挥朱子政治思想中的这一维度，而在清代中国的情况，便是乾隆皇帝所说的“我朝家法，乾纲独断”，强化了君主专制的这一面，张佩芳的注释很遗憾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全盘西化只是中国制造的山寨日本史日本在江户后期的政治文化的象征是“会读”，诸侯与其臣下排除身份差异，一起阅读，多数是儒家经史，特别是朱子学赞赏的书籍，如幕末佐贺藩，就有以北宋范祖禹《唐鉴》为读本的会读。这样的情况在江户后期以来逐渐普遍，而且加上上述如石川香山的注释，其中所透露政治改革意志的呈现，在政治上对“公议公论”的重视，可说已经相当广泛而深入人心。也难怪幕末朱子学学者横井小楠在《国是七条》里会呼吁“大开言路，令天下为公共之政”，所以后来在明治维新时的《五个条御誓文》才又有“广兴会议，以公论决万机”的说法呼应此前的横井小楠。至此，不言而喻，丸山真男对荻生徂徕所带来思想巨变的判断即使是正确无误，他对朱子学在日本后来所扮演的角色与功能的认识，却是严重不足，亦失于过度片面与负面；朱子学对日本现代化贡献如非至巨，亦不输徂徕学，虽然我个人，如同丸山真男，十分心仪荻生徂徕与看重徂徕学，亦不得不如此承认朱子学的贡献与在明治日本的地位。因此，在日本与欧美学界，争执的重点绝对不是在儒学有无影响或促进日本的现代化，不是传统能不能开出现代化这些议题，而是那些儒学，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为日本的明治维新与后来成功地建设现代国家做出贡献，以及又如何使得日本在明治以后走入歧途。立教大学法学院教授松田宏一郎，他的《三多利学艺奖》得奖著作，其标题便是《从江户知识到明治政治》，这个标题非常中性，并且言简意赅地概括以上这一段历史。接下来，回到赖山阳的《日本外史》，再一起来看看赖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