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君》《原臣》透视黄宗羲的民主思想

从《原君》《原臣》透视黄宗羲的民主思想子夜飞蛾所谓“民主”，并非《史记》中所记载的“人民之主”，而是“人民当家做主”，同“君主”相对。同理，“君主制”和“民主制”也是两种相对立的政体，各自有各自的利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过不同的作用。我国古代长期奉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封建社会初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达到顶峰的君主专制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思想家对之进行了猛烈抨击。在他的《原君》《原臣》两篇文章中，通过讲述为君为臣之道对自己的思想主张作了具体阐发。通过对这两篇文章的品读和评析，我们可清楚的透视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具体的思想内涵。一、批判君主专制哲学上说，“存在即合理”，君主专制制度既然存在，一定有它合理的方面，因此传播进步思想要先否认原有事物存在的合理性，为新思想的正确性奠定理论基础，这样才能保证新思想的快速传播。黄宗羲在这一点上做的可是相当出色，在这两篇文章中他先是古今对比，然后激烈批判，最后阐明事理，一针见血的对当时社会现状进行了深刻剖析，从而彻底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在黄宗羲看来，上古之君主“以天下为主，君为客”是民主的具体表现，这也体现了他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托古改制。而“后世为人君者不然”，表明和古代背道而驰，他们“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古今君民客主倒置，对为臣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认为“臣为君而设者”，在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之时还认为是“纤芥之疾”。为君者认为自己是天下之主，于是“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以奉我一人之Yin乐”，导致为臣者同样轻视人民，“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当社会动荡危及君权之时才去治理人民。让这样的君臣来治理国家，社会能不动乱吗？君主以天下为产业，定会殃及人民，因此古之君主受到人民爱戴，“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而今之帝王，则人民“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这同样使用了古今对比的手法，旨在说明实行专制不仅残害万民，而且对君主和臣子自己都是不利的。不仅如此，在《原君》的后半部分中作者提到了刘准与明毅宗，提出争夺产业的行为同样害其子孙。可以说作者很巧妙的站在了统治阶级的角度上，但他是头脑冷静的对自己的利弊得失进行分析，最后得出“专制可能会损害自己利益”的结论，从而坚定了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的思想主张。这种论证方法的好处就在于使自己的看法更加全面客观，同时容易被一些已经习惯于君主专制的人们接受，从而使论点更加有力。否定了君主专制在现实生活中的合理性，就更要批判它赖以生存的思想基础，彻底摧毁它所依靠的精神支柱。早在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君权神授”，适应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南宋时的程朱理学为推行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成为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面对这些流毒无穷的学说，黄宗羲一概持否定态度，但是他欣赏传统儒学的民本思想，推崇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此是“圣人之言”，肯定武王伐纣的行为，对“君权神授”和理学中所宣扬的等级观念进行批驳，再次坚定了他的思想立场。在《原臣》中，他又针对“三纲五常”中的“君为臣纲”发起激烈攻击，认为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是不同的，臣非君之仆妾，臣与君“名异而实同”，从而彻底颠覆为人臣者对自身地位的认识，树立正确的为臣态度——“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此外，黄宗羲还从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君主专制不符合当前国情，并提出自己理想中的制度。“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说明他主张通过天下分治以分割君权。这种观点虽然有很大缺陷和局限性，但是与具体情况相结合，使作者的论据更加充足了。二、以民为本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说过，黄宗羲推崇孟子的言论和武王的行为，反对暴君执政，可以看出他对传统儒学中的民本思想进行了继承，因此我们可以说黄宗羲的主张是儒家思想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也正是以他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们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继承，使中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传统儒学中的民本思想在他的著作中有着充分体现，同时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黄宗羲生活在明末清初，是封建制度走向衰落、君主专制空前强化的时代，达到顶峰的君主专制已经不能推动社会进步，相反，统治者不顾人民疾苦，一系列加强专制的措施使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基于这样的社会根源，他提出君主专制是“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的大害，从而自然映射出与它对立的一面——“民主”。“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臣与君关系密切，臣是君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所以臣也要认识到以民为本的必要性。为人臣者不仅要树立出仕“为天下，为万民”的人生观，下达政令“以天下万民起见”，而且还要认识到“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所以要使天下太平，就“不可轻视斯民之水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黄宗羲对孟子“民为贵”和上古之君主“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不享其利”的赞赏。黄宗羲继承了先秦民本思想的精髓，都认为人民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基础，提倡当政者重民、爱民、以民为本。但值得说明的是，黄宗羲只是迎合了时代要求发扬先秦儒学的积极因素而已，实际上这两种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先秦民本思想大多是君主治国之道，为君主专制服务，而黄宗羲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民主。这充分说明了黄宗羲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要求，但是由于未形成独立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萌芽力量薄弱，未能描绘出一种切实可行的制度方案，更未形成完整的民主理论体系，这是黄宗羲思想的局限性和早期民主思想不健全的重要原因。三、君臣明职，天下为治由于资本主义萌芽力量脆弱，黄宗羲虽然是当时最激进的思想家，但也未能提出推翻君主、建立代表自己利益政权的要求，而是为君和臣划定了职分，创造出一个人人都可自由发展的理想社会，这有些像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一些思想家所倡导的“开明君主制”，希望君主给这些薄弱力量以发展保障。在《原君》最后一段中，黄宗羲通过对全文的总结，尖锐的揭露如今世间“人人可欲”的原因是“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后面“以俄顷yin乐不易无穷之悲”统摄上段，旨在让君者清醒，衡量一下利害，这样的话即使君之职分难明也应该知道君之职分不是视天下为自己享乐的产业。由此作者得出结论，没有利天下之心，就不必为君，为君就是要为天下思利除害而不能贪图享受。《原臣》一文中黄宗羲提出，一个国家的兴亡和为臣者密切相关，臣“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在最后一段中说明君臣关系是可累变的，只有以天下为事的臣子才是“君之师友”；中间用了“曳大木”这样一个形象生动的比喻，又批判张居正“不能以师父自待”，说明臣不是君的“奔走服役之人”，而要遵循为人臣理，和君共商国是。总之，为臣之道不是“视于无形，听于无声”般的察言观色，也不需要所谓“杀其身以侍其君”的忠诚，更不可认为“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而应该“以天下万民起见”，做君之师友。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黄宗羲理想社会的基本模式，即为臣者和为君者都明白自己的职分，一切以民为本，把社会治理的井然有序，从而达到天下太平的境界。不难看出这个观点也是存在着很大局限性的，难道君主和臣子都会心甘情愿为人民服务，遏制自己的需求和欲望吗？答案是否定的，因此黄宗羲的这个理想在中国古代永远不能实现。黄宗羲虽然看到了君主专制已经违背了历史潮流，但是他并没有认清君主的阶级本质，不知道无论是古之君主还是今之帝王，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哪怕是古代的民本思想，它虽然在抑制暴政、缓和社会矛盾、发展生产力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真正目的不是也不可能代表人民利益，实质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此外，黄宗羲并不主张废除君主，并在《原君》中提出君之兴亡，暗含着他同当时大部分思想家一样，也认为天下“一乱一治，一治一乱”而已，这表明他犯了历史循环论的错误，认为历史只不过是简单的改朝换代，没有认识到历史是在迂回曲折之中不断发展前进的。总而言之，黄宗羲作为明末清初早期启蒙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他的民主思想在《原君》《原臣》这两篇文章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不仅推动了此后的反专制斗争，还反映了这个时代独有的一些特点，并且对近代民主思想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这些思想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局限性，但正因为有了这些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继承，才使儒家思想的地位得以保持。此时儒家思想已不完全是统治者加强文化专制的工具，而是成为进步思想家反封建、反教条的理论武器。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之所以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是因为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能吸取百家之长，不故步自封，更在于他们能够与时俱进，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使之进一步发展。